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

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 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实质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但是“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还需要通过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得到验证。《资本论》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有充分事实根据的科学分析，发挥了这种验证的作用。

《资本论》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它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是注定要灭亡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以具体实际验证了唯物史观是一门有经验事实作根据、有客观规律可遵循的科学。

《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

《资本论》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结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而且在于它的方法、逻辑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有普遍的科学意义。《资本论》的方法，一方面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和改造，另一方面又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它虽然同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分析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却远远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并适用于分析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其表现如下：

(1)《资本论》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自始至终贯彻着矛盾分析法。它从分析最初的和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出发，分别考察这种关系相互关联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进一步揭露事物的性质和内在联系，提出解决矛盾的任务。而随着旧矛盾的解决，新的关系和新的矛盾又取而代之，需要重新分析，如此等等。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了商品、劳动、货币、资本等的二重性，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仅注意量的方面，更为注意质的方面，认为量变和质变互相转化的规律是社会历史和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简单商品生产者向资本家的转化，都说明了这一规律的正确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协作、手工业工场到大机器生产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先前社会形态的联系，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联系；既揭示了资产阶级作为剥夺者产生的历史，又揭示了剥夺者被剥夺的历史必然性。《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的分析，通过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过程本身的分析，科学地论证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2)《资本论》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把这部著作构成一个有科学逻辑体系的“艺术整体”。马克思面对着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势，靠抽象的思维能力，用从生动直观到抽象思维、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析到综合、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透过千变万化的现象揭示其本质，透过无数偶然的东西认识其必然性。《资本论》第一卷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这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是暂时撇开流通过程的最纯粹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第二卷考察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这是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是从资本的内部关系转到外部关系，资本在这里表现为比较具体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第三卷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是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在各个剥削阶级之间的分配和瓜分活动，是日常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种实际现象，也可以说是复制出来的整个具体。《资本论》正是依靠这种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全貌和实质进行深刻的揭露和剖析。

(3)《资本论》成功地运用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前者认为对一切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必须通过对该现象产生、发展和灭亡历史的全面考察，才可能获得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因此，在经济学领域里，历史是逻辑关系的唯物主义基础，逻辑的认识必须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跳跃式的和曲折的，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如果逻辑的发展都必须随着历史的进程亦步亦趋、与历史完全吻合，那就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因此，逻辑的方法必须排除历史上偶然的东西，再现其本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在理论上进行概括和抽象、总结历史进程的方法，或者说逻辑是整理过了的历史，是按照历史本身的规律对历史经过修正的反映。《资本论》的方法就是这种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典范。它从分析商品生产开始，进一步分析各种价值形态，从价值形态的发展到货币的产生，从货币的产生到资本，从资本到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等。这种逻辑的推移是历史推移的反映，而逻辑的展开又是社会生产的历史发展的反映，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的反映。《资本论》中也有许多暂时地、有意地离开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例如，商业资本虽然在历史上先于工业资本而产生，但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商业利润是在工业生产范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出售价格的附加、欺骗等等，就必须先研究工业资本，然后再联系工业资本去研究商业资本，只有这样才能对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作出科学的分析。这不仅没有违背和歪曲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更加接近了历史，更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

恩格斯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恩格斯从青年时代就积累了直接参加战争的经验，先后当过炮手和副官，担负过训练战士、组织后勤等任务。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用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战争和军事科学，为工人阶级提供了科学的军事理论。他对那个时代的每一次重要战争，如巴黎的六月革命、英国的殖民战争、印度起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以至中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等等，都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发表了许多科学的军事论文。对于军事科学，他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从各个兵种到各种武器，从战略战术到指挥管理，从军队的组织编制到物质保证，从作战工事的构造到后勤供应，从军事将领到武器发明家，从战争史到军事思想史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并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数十个有价值的军事条目。此外，他还结合当时面临的一些战争状况和发展进程，及时地发表战争评论，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恩格斯在发表的大量军事著作中表现出渊博的军事知识和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1)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在军事研究中一贯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十分重视掌握第一手的军事资料和军事文献，力求使自己成为将要研究的那门军事知识的内行。恩格斯在研究战争和军队时，总是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同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联系起来，同时也注意民族性质、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把军事科学的研究奠定在实际的、客观的、可靠的基础之上。

(2)坚持辩证地考察和分析各种军事问题。恩格斯在研究战争时，既充分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又充分重视士气和人的作用。正如生产上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武器装备的发明和革新会对战争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恩格斯十分重视研究武器装备本身变革的历史，重视研究军事将领、工程师、发明家在军事技术变革中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对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重视绝不应当同人的作用和精神因素对立起来。任何军队都是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组成的；军队成员良好的思想状况、军事素质和文化程度，以及严格的纪律、勇敢的精神等等，都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恩格斯研究战争还着重研究主动和被动、集中和分散、进攻和退却、时间和空间等各种关系。他指出，在战争中既要千方百计地夺取主动权，又要对可能陷于被动的状况有所准备，而保持主动就要善于集中兵力，实行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灵活机动又要求正确处理进攻和退却的关系，其中包括正面进攻和侧面进攻、直接进攻和迂回进攻、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等关系；灵活机动还要求把握作战时机，用赢得时间的办法去缩短空间的距离，去弥补军队的不足，去创造战争的奇迹等等，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恩格斯还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全面地分析了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将帅和士兵、前方和后方等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坚持从发展中、相互联系中研究战争，反对绝对性和片面性。恩格斯指出，组织和指挥战争，既要认识和掌握这门科学的客观规律，又要有依靠这种规律克敌制胜的才能。他把这种才能比喻为一种艺术，要求在战争中把科学和艺术统一起来。

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于研究各种军事问题，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