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848年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848年欧洲革命是近代史上一次范围极广、影响极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后第一次爆发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而欧洲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事革命活动的地区，尤其法国和德国是他们当时生活和战斗的地方。因此，这次革命运动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新创立的世界观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1848年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但在西欧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在革命活动中已经暴露出妥协动摇和反对革命的一面，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再加上这次革命斗争中出现的许多奇特的历史现象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都需要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剖析。1848年革命以震撼欧洲的革命风暴开始，却以各国革命的普遍失败告终，其原因和教训也需要已经问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深刻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对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和突出的内容。

积极支持和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解决了和平时期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有力地表现了各个阶级在变革社会生活方面的直接作用。他们同一切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相反，认为这次革命不是脱离“正常”道路的越轨行为，不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也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恩格斯对这次革命表现了最大的热情和关注，亲身参加了这次革命，筹办革命刊物，组织工人运动，直接参加武装起义等等，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同时还结合革命的进程，撰写了许多光辉的历史文献，如《六月革命》、《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革命运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等。这些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事变的性质、进程、意义、内在联系及其必然后果，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概括。

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开始，到1849年欧洲各国革命普遍失败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支持和研究这次革命作为自己的最重要任务。他们尽一切可能生活在斗争的中心，同革命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直接倾听各种意见，考察事变的进程，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1848年3月先后到达巴黎，同时被选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们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也极为关注德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竭力给予德国革命以支持和帮助。3月下旬，他们一方面组织三四百名德国工人分散地回国，参加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武装德国工人群众。4月初，他们回到德国，直接参加和指导革命活动，并着手筹备出版《新莱茵报》，创办一个传达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示精神、宣传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日报。在马克思、恩格斯紧张积极的筹备下，6月1日《新莱茵报》在科伦正式创刊。从此，该报便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指导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主要工具。他们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反映和凝集了他们在这次革命风暴中产生的许多深刻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办好《新莱茵报》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一项革命任务。面对着反动统治者的迫害和审讯以及办报过程中多次发生的困难和挫折，他们始终坚定地守住这块阵地，及时对欧洲各国革命的每一次重大变动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使《新莱茵报》不仅成为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而且成为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随着欧洲反革命势力的日益猖獗和德国政治形势的日益恶化，马克思恩格斯还担负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的任务，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当时的几次起义，直接战斗在武装斗争的第一线。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相继离开德国，辗转来到英国。1850年他们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以及他们合写的一些书评和国际述评。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把继续消化和总结这次革命风暴的经验教训摆在首位。

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和直接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现的。1848年欧洲革命给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提供了一个实际运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广阔舞台，同时对它的科学性进行了验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以法、德两国的革命为典型，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考察，进一步论证了革命发生的原因应该到社会经济状况中寻找的根本观点，指出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才有可能。他们还明确地把所有制形式确定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把耸立在它上面的国家、法和各种意识形态确定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如果不适应经济基础，就要发生革命。但是，上层建筑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它对革命有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并使革命带有自己的特点。法国的二月革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但革命的软弱性、博爱的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色彩以及这次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必然性，又是和法国特有的政治状况、阶级状况、思想方式、世界观和传统观念相联系的。这一切，不仅深刻分析了革命发生、发展的特点和必然性，而且把《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思想更加深化和具体化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

1852年，马克思在研究历史和现实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深刻阐明了他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上的三点新贡献：(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一贡献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同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人类历史是由无阶级社会经过阶级社会，又逐步走向无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阶级从产生到消灭的全部过程，是由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决定的。而在阶级社会里，推动这一发展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马克思结合欧洲革命风暴的经验，系统地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同时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树立了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光辉榜样。

对历史人物的科学分析

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是受着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制约的，但和历史传统、个人特点分不开。马克思对法国革命中路易·波拿巴的分析，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人物的典范。路易·波拿巴是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但在法国历史上却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由总统到皇帝，使法国革命的历史开了倒车。马克思首先从法国阶级斗争造成的条件和局势分析，指出路易·波拿巴的独裁政权是在资产阶级既不能把无产阶级镇压下去，无产阶级又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推翻的情况下，是在阶级斗争的基本力量处于势均力敌、相对平衡的状态下乘虚而入的。他还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如何利用法国农民的保守性和他们在历史传统的影响下对拿破仑的个人迷信骗取农民信任的，指出路易·波拿巴的得逞也是同他本人的品质及其所惯用的下流手段联系着的。马克思从阶级关系、历史传统、个人品质等方面进行分析的方法，对于正确分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和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的实践与理论，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点和革命理论。他们常常从这一革命历史出发，去研究各国的革命运动和不同的社会阶级，并且在研究以后的政治事件中也常常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这段历史。这个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时期之一，是他们运用理论、发展理论的承先启后的关键时期。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