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治理的创新价值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国际学术界对公共治理理论的日益重视，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将“治理”界定为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1】 一般认为，与“管理”相比，治理有许多不同点：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是一元的，只是政府；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政府，又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公共治理的理念。在公共治理框架内，政府既是治理的主体，又是治理的对象；社会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主体。二是目的不同。管理包含着管制，强调政府为实现利益而采取单向度的管控；治理的目的指向公共利益。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认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2】 三是手段和方式不同。管理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独占性、排斥性很强；治理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是多向的、自愿的、柔性的，因而共享性、包容性很强。

文化治理作为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治理的一般特征。但究竟什么是文化治理，在学术上至今还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中外学者都存在学术理解上的不同界定和旨趣，并没有一个定论。尽管如此，在当前的文化实践中，文化治理的指向和含义依然是明确的。强调文化治理，主要是为了推动政府文化职能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强政府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这种职能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文化职能从管理转向服务，为社会大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产品，满足其文化生活需要，保障和实现其文化权利；二是政府文化职能的履行，要从单一的政府行为转向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运作，形成网络化、立体型、全覆盖的新型文化治理结构。

推进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文化治理的主要内容。其关键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发挥公民个人参与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更好地解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公共文化产品不足之间的矛盾。满足人的文化需求，充分实现人的文化权利，这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所在。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宗旨和任务要求党必须不断增进人民的利益，发展公民文化权利。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仅要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且还要发展文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因此，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是政府文化治理的理念创新和体制创新，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公共文化治理模式的基本内容。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提出了文艺工作的“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逐步成为文艺事业和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文化建设发展的“二为方向”实际上已经说明，文化发展就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其中包含着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但是，长期以来，发展文化权利在有的地方也面临一些现实的困扰，一是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而轻视文化建设，认为文化建设是虚的，是附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是主观认识上的问题；二是找不到发展公共文化发展的路径和抓手，缺乏基本政策和核心概念，这是实践探索中的问题。直到提出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因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了“公共文化”的特色要求，明确了“服务”的基本性质，概括了“体系”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说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不容忽视的硬性任务。所以，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是政府文化治理的理念创新和体制创新，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公共文化治理模式的基本内容。

那么，政府应怎样建设文化服务体系呢？总的来说，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要围绕满足人的文化需要、维护和发展人的文化权利来推进和展开。也就是说，文化权利的内涵和分类规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实现和保障社会大众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创造和创造的成果利益受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也就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维度和基本路径。因此，研究文化权利也就成为探讨文化治理的一个基本内容。

【1】参见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7）。

【2】参见曾凡军：《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载《学术论坛》，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