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道德的功能与作用

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道德进步^[1]

我国人民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迅速发展生产，提高科学技术，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惜牺牲的自觉劳动者。一般来说，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从事生产和科学技术研究的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着，因而，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究竟是怎样进行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促成了道德的进步，还是造成了道德的败坏？社会主义能不能使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道德的进步与日俱增、相辅相成，从而成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不断向上发展的过程？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中外思想史上，对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是带来了道德的进步还是道德的堕落，曾有过截然相反的意见，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解决。

一般来说，一些在政治上代表着保守和没落阶级利益的哲学家，总是以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的道德败坏为理由，反对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反对人们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中国先秦时代的老聃在他所著的《道德经》中一再主张，为了保持人们的道德水平，必须摒弃一切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他看来，只有无知无欲的婴儿才保持着最纯洁的道德品质。为了使人们的道德品质能始终保持婴儿状态，每个人只能闭目塞听，毫无物质欲望，而整个人类社会最好能返回到不要文化、不要知识、不要智慧的原始状态。

老聃学说的继承者庄周，写了一个《抱瓮入井》的寓言，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寓言里说，孔丘的学生子贡外出，路过汉阴，看见一个老头儿抱着瓦罐下到大水窖中，取水浇菜，“用力甚多而见功寡”。于是，子贡对老人说，有一种机巧的方法，用一根吊竿支在木桩上，一头系水桶，一头系重物（即橘槔），不用太大力气，一天可浇菜一百畦，难道你不愿意采用吗？老头儿听后非常生气，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并且说，一个人如果有了“机心”，就会投机取巧，也就不会有道德了。所以，他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个寓言表明，在庄周等人看来，技术的发展一定会招致道德的败坏，因此，为了保持道德水平，就必须反对一切技术的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思想史上，一位18世纪的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竟然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科学和艺术的复兴对改良风俗是否有贡献》这篇论文中宣称，“科学和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却变得愈来愈坏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天边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的产生，都是从一种卑鄙的、不正确的动机出发的。他说：“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和好奇心；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他还认为，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且，其结果必然是，人们将迷恋和醉心于因生产的发展而获得的物质享受，人们也就必然日益堕落了。“当生活日益舒适、工艺日臻完美、奢侈开始流行的时候，真正的勇敢就会削弱，尚武的德行就会消失。”从这种思想出发，卢梭也认为，为了保持人类的高尚的、纯朴的道德水平，人类最好是回到无文化、无科学、无法律的自然状态，也就是回到过原始生活的野蛮时代。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了解卢梭这一思想后，极为反对，他给卢梭写信说：“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牲畜。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望用四只脚走路了。但是由于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捡回来了。”卢梭的这种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一方面，卢梭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力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喊大叫；另一方面，他却又预感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为了获取利润，快快发财，彼此你争我夺、钩心斗角，必将造成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在生产迅速发展、大量的物质财富不断涌现的同时，道德败坏也日趋严重。卢梭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十分担忧，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新的出路。可惜的是，他还不可能认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堕落并不是生产和科学发展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所造成的。

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也存在着另一种思想，即认为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有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我国春秋时期的《管子》一书中，就有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述。战国末年的韩非，更提出“饥岁之春，幼弟不馕，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之”，强调物质生活的改善必然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东汉初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继承了管仲、韩非的思想，强调“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美，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因而认为，只要衣食充足，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一定会得到提高，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这种把道德水平的高低同生产的多少，特别是同人们生活水平直接联系起来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虽然包含合理的因素，但是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社会内，尽管富人的粮食和财富比穷人的要多，但往往比穷人的道德水平更低。另外，由于王充接近社会的下层，而不得不承认，富人并不等于善人，贫贱之人并不都是没有道德的人。结果他的理论自相矛盾，陷入了困境。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多数哲学家，都强调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从功利主义出发，把追求人间幸福作为自己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强调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看来，利益和需要是人类行为的原则。因此，凡是能满足人类利益和需要的行为，就应该说是道德的。如果人们耕种田地和发展技术是由于自身的需要，那么这种技术的应用就必然会对人们的风俗习惯、道德感情产生一种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正是从资产阶级对幸福、利益和物质享受的理解出发，他们得出结论说，科学技术越发达，社会财富创造得越多，就越能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和谐，也就越有利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然而，历史并没有证明他们的这个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许多资产阶级伦理学家又陷入了新的矛盾：为什么有着物质文明的西方社会，在科学和生产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的同时，人们却普遍产生了所谓精神上的空虚和思想上的危机？为什么在科学昌明、技术先进的国家，人们之间的关系却日趋淡薄和冷酷，社会风尚愈来愈坏？

19世纪著名的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看到了这种情况，力图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他在自己的《伦理学体系》中，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调和的观点。包尔生认为，科学技术和文明的进步，一方面使人们的道德败坏，另一方面又使人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美德。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有神圣的爱情、忘我的忠诚等高尚品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堕落。他认为，如果把这两者加以比较，显然是善多于恶，因而从总的方面来看，应该说随着科学文明的发展，道德还是不断进步的。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还有一种善恶并进说，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就是这种理论的著名代表。他在《俱分进化论》一文中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他提出了一个较中国以前伦理思想家们更为进步的观点，这就是道德上善恶的变化往往随着人们从事的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说：“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在工人、农民和商贩中，有着高尚的道德，而上层的达官贵人，则道德日趋败坏。由于对当时的社会所进行的较深的观察，他已经认识到统治阶级及其附庸都是道德败坏的，而受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倒是有道德的，这一点包含着合理的因素。

总之，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究竟是促进了道德的发展，还是导致了道德的堕落，这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思想家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运用工具从事物质生产，从而构成了人们的生产力。正是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变化。道德作为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总的来说，也是不断进步的，不过这种进步包含着复杂的、曲折的过程，这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的。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并不能直接地、机械地决定人类社会的道德面貌。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内，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可以有助于劳动人民道德面貌的改善，但它不可能影响或决定整个社会道德面貌的改变。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但这里所说的经济基础，既不是指生产力，也不是指科学技术，更不是指生活水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些伦理思想家，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基础这一概念的解释，自然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有些同志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可以直接决定人们的道德面貌；或者反过来认为，在生产力还没有足够发展，科学技术还不太发达，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无法提高，这种看法同错误地理解了经济基础这一概念有着重要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经济基础是指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由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及受这种所有制决定的交换关系、产品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对道德的发展和变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道德的发展变化不仅被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而且还要受其他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受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的制约。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来，尽管随着生产水平、科学技术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总的来说道德也在进步，但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这种进步却存在着很大差别。因为，从根本上看，剥削即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的行为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道德。相对于私有制出现之前的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来说，剥削阶级的道德只能是一种堕落；然而，就剥削阶级本身的发展来看，应该说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他们的道德也有着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的进步，总的来说，也就是对人的价值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尊重。特别是在某个剥削阶级的上升时期，由于它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在道德上，也总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随着一种剥削制度的衰落和腐朽，其道德也必将随之堕落。在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内，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虽然也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但真正能够尽情享受这些财富的却往往只能是一小撮剥削阶级分子，“全部人类的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创造，只是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注：《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26卷，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当前资本主义世界许多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都出现了精神文明日趋颓废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据美国报纸报道，在美国各大城市，抢劫事件层出不穷，汽车被盗是家常便饭，野鸡（妓女）、人妖（男妓）在纽约公然出现，旧金山竟有30万同性恋的人在马路上示威，要求不受歧视。美国警察局近年来平均每年要接到125000宗“太太与人私奔”、“老婆失踪”的案子。纽约警察局平均每年接到45000家“太太私奔”的投诉，警方只能记录在案，无力一一追查。许多丈夫只有雇用私家侦探来寻找自己的太太。纽约现有的5700多名私家侦探仍无法应付这些案件，于是一万家寻人公司应运而生，生意十分兴隆。这种现象的产生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应该承认，随着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文明行为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又总是同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享乐腐化、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相联系的。正像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爱一切人”的宣传背后，存在着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种族歧视一样，在这些所谓文明行为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道德败坏。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以后，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也随之日益提高。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将全部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实生活一再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道德发展的基础。共产主义道德不仅体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同时又体现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道德理想，它最终一定要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生活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生产资料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即使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相对来说还不太发达，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觉悟也是能逐步地得到提高的。而且，随着人们的道德水平的增长，反过来又必然会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方面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同时又特别强调道德的能动作用。列宁曾经指出：“道德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服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全体人民应该很好地领会列宁这一段话的深刻意义，在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努力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觉悟，进一步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而努力奋斗。

注释

[1]本文原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