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重新探究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有两种与之密不可分的思潮：一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以蒲鲁东等人为代表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或改造。他们或是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思想来源，或是以参照系和直接批判对象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评判马克思的思想离不开上述两种思潮。其中，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关系尤为错综复杂，后者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革命等方面启发了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具体经济范畴的理解和社会变革的道路等方面同马克思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综观马克思一生的主要著作，引述、评论和批判蒲鲁东学说的部分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诸如：《神圣家族》中对埃德加·鲍威尔《蒲鲁东》一文所作的批判及对蒲鲁东所有权批判理论的肯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蒲鲁东关于“平等”、“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等论断的评述，《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构成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等的全面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蒲鲁东无息信贷理论、“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等论断的驳斥，《论蒲鲁东》中对蒲鲁东一生思想的盖棺论定，《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继续批判，《政治冷淡主义》中对蒲鲁东互助论的剖析与批驳，等等。上述过程折射出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从最早对《什么是所有权》的正面肯定到后来对《贫困的哲学》的彻底批判。可以说，蒲鲁东是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不可绕开的环节——甚至马克思在晚年写作《资本论》时还在对《哲学的贫困》进行修订、补充。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蒲鲁东都力图超越、整合当时的三大社会思潮——思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进而找到社会变革的真正途径。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阐述他们在把握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的认识和变革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途径等方面的差异，从比较的意义上再现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及价值。

鉴于蒲鲁东与马克思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讨论清楚二者所涉及的全部思想议题。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采取文本个案研究的方式，选择最能表征他们对相同思想议题作不同表述的著作，通过对比研究，呈现蒲鲁东的参照系作用以及马克思的独特见解。遵循上述原则，《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显然是最佳选择。《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本人曾说过，“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注：马克思：《关于〈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425页，人民出版社，2001。）。同样，蒲鲁东本人对《贫困的哲学》也颇为自赏，他曾多次表达该书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所实现的变革性意义，诸如“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发现了经济理论的逻辑顺序与理性系列”等。而且，该书的核心内容即构成价值理论，成为蒲鲁东之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本前提。

基于上述理由，本书以《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为主题。在题目的拟定方面，笔者援引了《哲学的贫困》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个标题。关于这句话，笔者认为，除了过去研究中讽刺蒲鲁东的意义之外，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那就是：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就都是同他们各自的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业已形成了自己的“新哲学”和历史观，这使他能够运用唯物史观中的历史性思想来观照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现象，进而批判蒲鲁东所构建的作为“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的社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