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对象思想原貌的直接呈现

事实上，以往的研究对蒲鲁东的认识和理解是较为匮乏的，甚至有“脸谱化”、“妖魔化”的倾向，研究者们普遍只用马克思相关著述中的描述就对蒲鲁东盖棺论定，如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注：参见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1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经常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摆的小资产者（注：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等，轻忽了其思想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伴随《蒲鲁东全集》法文新版的陆续编辑刊出，大量鲜为人知的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蒲鲁东的思想形象也逐渐地饱满起来。研究者们普遍发觉，异于同时代的思想家和革命者，蒲鲁东几乎关心当时所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例如：原始语言的语法、税收和所有权、宗教节日与铁路、技术工业的词汇与手工制作的原则、妇女卖淫问题、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与革命的策略、基督教信仰与神权统治的危害、无息信贷的好处、互助合作的促进、国际法的必要性、赞颂联邦制与拒斥共和制，等等。上述卷帙浩繁且主题分散的作品，凝聚了19世纪社会政治思想的全部“秘密”，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可见，作为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们必须要全面客观地认识蒲鲁东的思想，不能在未详加研究的情况下一味否定它，这是准确地研究《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这两部著作的重要前提。

通过仔细地阅读、梳理蒲鲁东的若干重要著作，笔者发现，他不仅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变革社会的实践的关系、社会革命的方式等问题上有着独特且深入的见解，而且他的不同著作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发表时间稍后的作品往往都在解决之前著作中的遗留问题。按照笔者的理解，蒲鲁东的思想演进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哲学实证化的最初尝试、批判所有权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创立系列辩证法并改造政治经济学、构成价值理论的实践化和社会革命理论的系统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持续探索。

（一）哲学实证化的最初尝试

众所周知，蒲鲁东终其一生以贫困阶层（注：蒲鲁东所关心的贫困阶层不是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生存的全部的人，而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和一些小的所有者。）的代表和发言人自居，解决贫困问题、改善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是其目标。他虽然出生于一个笃信基督教、把“原罪”视为贫困起源的地区，但蒲鲁东却因社会贫困问题持续出现而质疑基督教教义的真理和道德标准。带着旨在宣扬众生平等基督教为何不让每个人都普遍享有社会福利这一疑问，蒲鲁东开始了思想探索。在“思想经历了种种曲折变化”和“灵魂经历了长期的孕育”（注：Prouhon，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Paris，1930，p.106.）后，蒲鲁东形成了一个构想，即构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完整体系，进而通过哲学的这种实证化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正如他在1837年《致贝桑松学院的报考信》中所说：“早在人类社会出现前，就存在着一种哲学或原始宗教，这种哲学或原始宗教虽然在所有历史时代以前就已经被歪曲，但在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却全都保存着这种哲学或原始宗教的真正的、相同的遗迹。基督教的大多数教义就是这些可以被证明的命题的简单表述；通过对各种宗教体系的比较，通过对语言形成的仔细研究，而丝毫不求助于任何其他启示，人们就能看到天主教徒所必须信仰的、虽然自身是不可解释的、但却能够为悟性所接受的真理的现实性。在这一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逻辑推理，就可以得出完全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传统哲学。”（注：《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在上述理论任务中，蒲鲁东首先研究的是语言形成问题，成果是1838年写成的《论通用文法》（Essai de grammaire générale），对各种宗教体系的比较与批判则是在20年后进行的。（注：这里是指蒲鲁东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正义》（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Eglise）。揭露、批判基督教和神权统治所带来的危害是蒲鲁东一生思想中的一条主线。）在这本小册子中，蒲鲁东主张把语言学方法应用到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他认为只有用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来进行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才能摆脱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老路。诚如蒲鲁东所言，语言学和文法研究是最为科学的和严谨的学科，根据语言的起源及方式可以确证人类信仰的源泉和支脉，从而为心理学开辟新的领域和为哲学找到新的法则。与此同时，蒲鲁东把“平等”和“正义”确证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原则，他主张劳动者应该在社会中平等地享受各种福利，不应普遍生活在贫困之中，更不应对这种悲惨的境况“逆来顺受”、把贫困当成对原罪的救赎。此后，语义分析成为蒲鲁东的重要研究方法，他在阐述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正义、平等、自由）、论证劳动互助等的时候，首先做的就是对这些语汇作词源考证。

（二）批判所有权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

尽管《论通用文法》中有关宗教批判的内容使得贝桑松学院的学者们感到惊慌失措，但它所蕴含的思辨精神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最终让蒲鲁东在学期间获得了一项助学金。在接受资助期间，蒲鲁东发表了两部作品：一是于1839年为参加一项关于宗教问题的征文比赛所写的《论星期日进行宗教仪式对于卫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好处》（Considérée sous les rapports de l’hygiène publique，de la morale，des relations de famille et de cité），简称为《关于星期日的讲话》（De la celebration du dimanch）；二是于1840年所作的、奠定了他思想地位的《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简称为《什么是所有权》）。表面看来，《关于星期日的讲话》探讨的是宗教仪式问题，但实际上蒲鲁东却否定了把自杀归结为宗教问题的征文论题，转而去论证贫困如何成为源于所有权的社会问题，并将宗教仪式的作用限定在卫生道德、家庭方面。在这篇文章中，蒲鲁东还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举凡“王权就是神话”、“宗教是自我意识的空想”、“上帝只是一个外物”、“所有权就是盗窃”、“政治共同体（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消灭所有权”、“所有权与占有的区分”、“盗窃的15种情形的说明”等，它们几乎蕴含了蒲鲁东今后所有重要思想的萌芽。特别是关于所有权与盗窃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要比《什么是所有权》中论述得更为翔实。从这个意义来说，《关于星期日的讲话》不失为《什么是所有权》的提纲或“前篇”。

《什么是所有权》的内容最为我们所熟知。在这一著作中，蒲鲁东将所有权归结为一切社会流弊的总和，他提出要通过所有权的“批判”与“重建”来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从而正确指导实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作为超越共产主义和所有权的第三种社会形式的自由。蒲鲁东指出，作为一切社会流弊的总和，所有权的现存性恰恰说明了社会自身已经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表明历史与客观事实对于人类实现普遍自由和平等毫无意义，唯有超越历史与现实之外的哲学普遍法则才能规范人类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发展。于是，“正义”（justice）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蒲鲁东论证的始末，乃至成为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或标准。在此基础上，蒲鲁东批判了法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关于所有权的理论，运用了如下方法：重新明确正义原则的定义、必要性、体系和公式→检视所有权与正义原则是否相符，完成对所有权理论的破坏工作→从人性论出发，寻求所有权的存在性与不合理性并存的根源，指明重建社会形式的方向。通过上述方法，蒲鲁东力图求得一个“绝对平等的体系”（système d’égalitéabsolue），“在这个体系之下，除去所有权或所有权流弊总和之后的一切现有的制度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它们本身还可以用来作为平等的工具……一个用作过渡手段的立即可以实行的体系”（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当然，蒲鲁东意识到建立这样一个“绝对平等的体系”的复杂困难性，甚至需要20个孟德斯鸠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自此之后，蒲鲁东都在为建立这样一个体系而进行着理论的和实践的探索。

（三）创立系列辩证法并改造政治经济学

根据蒲鲁东的解释，建立“绝对平等的体系”必须诉诸一个哲学基础，即“系列辩证法”（dialectique sérielle）。这一观点是他在1843年出版的《论人类秩序的建立。或论政治组织的原则》（Da le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ou，Principes d’organisation politiques）中提出的。通过借鉴孔德实证主义理论中的知识部门的三阶段说，蒲鲁东提出了“三阶段定律”，即人在认识世界的方法上要先后经历宗教、哲学和科学这三个阶段。与“三阶段定律”紧密相关的是“系列（série）定律”，即人在上述各个认知阶段中形成的判断（raisonnement）组成了一个“系列”或“统一性或多样性的合题”。“论断就意味着按系列分配。不能归入正确的系列的判断是错误的判断和诡辩主义。为了开辟系列的理论，人类的智慧必须要经过我们在科学演进过程中所看到的三个时期：宗教时期、哲学时期和科学时期。”（注：Proudhon，De la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ou，Principes d’organisation politique，Paris，1927，p.172.）在蒲鲁东看来，系列辩证法不仅是认识的方法，而且还是社会存在的原则，因为整个人类社会是由其全部成员彼此制约而构成的统一整体或所有成员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特殊系列。这样，蒲鲁东就从“系列”方法中推导出平等，从而找到建立“绝对平等的体系”的哲学依据。正因如此，蒲鲁东不吝辞藻来赞美《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书，把它说成是包含着“新的形而上学、简单明了而且有益的形而上学，不是德国的形而上学”，“将在哲学领域掀起的革命胜于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注：Ibid.，p.5.）。

蒲鲁东坚称，“平等、平等的原则、方法、障碍和理论，平等迟迟未能实现的原因，以及社会和上天为什么那样不公平”（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是必须设法让世人知晓的问题。在找到了“系列”方法之后，蒲鲁东立即将它应用到探索上述设法让世人知晓的问题中，成果便是1846年问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一书。蒲鲁东在该书中运用“系列”方法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改造，使其真正成为一门“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和与哲学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学（scienceéconomique）。（注：蒲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虽然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目的却各不相同：前者是使人们认识到价值规律的各个矛盾，后者则在阐明这个规律的同时使其在各方面付诸实现。简言之，“行动”是划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基本依据。正因如此，蒲鲁东将他构建的新经济学称作是社会经济学。）正如他在致友人阿凯尔的信中所说：“系列定律是冥冥中支配着一切科学的一个绝对方法……由于这个方法，那些尚未建立的东西，如政治经济学，就能建立起来。”（注：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郭从周、北京编译社译，2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蒲鲁东分析说，社会经济学的基石是构成价值理论即产品的比例性关系理论。因为价值的构成问题同平等、公平密切相关，“社会的公平不是别的，就是价值的比例”；“价值尺度理论或者价值比例理论其实就是平等的理论”；“只要人们是为生存而劳动，而且是自由地劳动，公平就是博爱的条件、联合的基础；可是如果价值不确定，公平就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95、100、90页。）。要言之，只要确定了构成价值，公平、平等原则就能得以实现，自人类社会诞生起就困扰着它的贫困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实现构成价值的直接途径就是平等交换，即“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上述观点贯穿了蒲鲁东理论研究和政治活动生涯的始终，他此后所提出的各种社会改革方案盖出于此。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描绘了“社会天才”确定构成价值的历程，即“经济进化的系列”，亦即“经济矛盾的体系”。这一系列从分工开始，历经机器、竞争、垄断、税收、对外贸易、信用、所有权、共产主义等，直到人口为止。这其中的每一个范畴或阶段，都带有二律背反的性质，都具有益处与害处，后一个阶段始终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阶段的矛盾而出现的，直到解决了全部矛盾为止。此时我们就不难发现，只要是回到各个矛盾的起点即价值的二律背反，并按照一项统一的公式即构成价值理论，所有的矛盾就都会迎刃而解。可见，《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要义就在于，从理论上探讨用构成价值或者说用直接的平等的交换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的可行性。此外，蒲鲁东在尝试整合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试图将社会主义囊括进来，其方式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探索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重新研究事实，研究经济惯例，找出它们的精神所在，阐明它们的哲理”（注：同上书，124页。），在此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中各自“好的方面”协调起来，从而实现这二者的“合题”。

（四）构成价值理论的实践化和社会革命理论的系统化

《贫困的哲学》问世后的几年（1846—1851年），正是欧洲爆发大规模的革命浪潮时期。受此影响，始终以革命者形象示人的蒲鲁东开始从事实际的社会革命活动，以及着手将构成价值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当然，蒲鲁东所谓的社会革命首先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革命；在他看来，经济革命是优先于政治革命的，只有完成劳动和财产方面的革命，才能完成整个社会的政治革命。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好地贴近革命，蒲鲁东出版了《社会问题的解决》（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一书。他认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是解决君主制的三位一体即王权、所有权和货币（注：“货币的使用是同封建所有制的统治和社会的君主政治相吻合的……只要家庭从事其特殊的活动，作为一个封闭的、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小单位而继续存在，所有权就是社会的原则和基石。可是，由于交换的次数稀少和数量不大，必须仅仅使用货币……但随着劳动的种类增多，实业的分门别类和交换次数的成倍增加，流通成了各国经济的头等重要的事实；那时候，正如我们曾说过的，个人所有权成了集体生活的障碍，而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使用从此仅仅成了特权和专制的标志，正如国王的特权是腐化和专横的标志一样。”（蒲鲁东：《社会问题的解决》，转引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78～79页）），它们是二月革命所开创的事业所应被否定的三项事物。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在政治方面，将政治改良从社会改良中排除出去，包括代议君主制和代议民主制等在内的任何政治改良形式都是对真正的革命的否定，真正的政治改良不是由人民代表管理的政府，而是由全体国民任命自己的代表和自己管理政府；在经济方面，将构成价值理论实践化，通过成立交换银行来实施无息信贷，并把用以交换的产品全部折算成银行券，人们凭借银行券各自获得所需的、与自己的产品完全等值的产品，从而实现全部社会产品的直接交换，消除通过货币进行间接交换所带的贫困、剥削、奢侈等一系列恶果。

在蒲鲁东看来，在信用领域内推行产品的直接交换必须要以加入互助团体为前提，否则，任何公有制和人对人的统治形式都永远行不通。为此，他于1849年初在巴黎开办了一个带有股份公司性质的交换银行（后更名为人民银行）。在人民银行开业的前六个星期内，认购股票的人数达到了近6万人，预定资本高达10万法郎。蒲鲁东对这种境况颇为满意，并展望了人民银行的发展情景，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1849年1月、2月、3月是我一生中最美满的时刻；在这三个月里，由于人民银行的成立，无息信贷的原则即使没有完全实施和发挥作用，但至少已经被提出和具体化，并且进入了公众的思想之中。……一旦它嫁接到旧社会的枝芽上，就能使旧社会从它的原则中吸取崭新的生命力，从而使旧社会逐渐得到改造。”（注：Proudhon，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à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Paris，1929，pp.215-216.）

1849年6月，蒲鲁东因著文反对路易·波拿巴而被判处3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身陷囹圄的他开始着手将革命理论系统化，写成了《一个革命者的自白》（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à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和《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在前一本著作中，蒲鲁东以时间为序系统地回顾和评述了政府的变更历程、当时社会的主要理论家在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前后的各种回应和探索（注：从这本书中每一个章节的标题就能看出这一点：“第一节，悔罪；第二节，良心的自白，（我的探索）历程的本质和目的；第三节，政府的本质和目的；第四节，1879—1830年：政府的法令汇编；第五节，1830—1848年：政府的腐化；第六节，1848年2月24日：临时政府；第七节，1848年3月17日：路易·勃朗的反应；第八节，1848年4月16日：勒德鲁·罗兰的反应；第九节，1848年5月15日：巴斯蒂特和马拉斯特的反应；第十节，1848年6月23—26日：卡芬雅克的反应；第十一节，我是谁；第十二节，1848年7月31日：有关社会主义者示威运动的消息；第十三节，1848年9月17日：社会主义者活动的发展，山岳派的转变；第十四节，1848年11月4日：组织；第十五节，人民银行；第十六节，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第十七节，1849年1月29日：巴罗的回应，消灭政府；第十八节，1849年3月21日：俱乐部的法则，合法抵抗；第十九节，1849年4月16日：考察罗马法；第二十节，1849年5月15日—6月15日：社会民主党的合宪性；第二十一节，1849年7月8日：结论。”（Proudhon，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à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Paris，1929，pp.1-2））（用蒲鲁东本人的话，“在革命的崎岖曲折的道路上经历的许多次动摇和倒退”），以此阐明了他对自由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和追求。蒲鲁东指出，自由具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通过建立普选制、独立地集中社会职能、经常不断地修改宪法等方式获得政治解放；二是用互相保障信贷与销售来获得实业的解放，即经济解放。也就是说，不要因政治权力而造成人对人的统治，不要因资本兼并而造成人对人的剥削。蒲鲁东把自由视为社会哲学的全部内容，他认为破除政府和所有权对自由造成的各种障碍，使自由得以“前行”，是医治贫困的药方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由于自由同理性一样，它的存在和表现以不断地鄙视和扬弃它以往的成果为条件，因此，“讽刺”（satire）历来是哲学和自由的天性，是人类精神的特征，是实现进步的不可抗拒的手段。蒲鲁东由衷地赞美着“讽刺”和“自由”：“温和的讽刺！唯有你才纯洁、忠贞和冷静。你为美增添雅致，为爱增添风采……来吧，至高无上的自由！请把你的一线光明照射在我的同胞身上；请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燃起你的精神之火，从而使我的自白使他们达成和解，让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在清醒和欢乐中完成。”（注：Proudhon，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à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Paris，1929，p.293.）

《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由关于革命实践和工业实践的七篇论文组成，蒲鲁东在其中主要探讨了19世纪革命的原因、法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不同政党策略的弊端和正确的解决办法即复归其原本意义的革命。蒲鲁东首先对法国二月革命的原因作了总结。他指出，法国过往的一切革命都是由反动引起的，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政府的高傲”经常同革命的和平进程相对抗的结果。1848年的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临时政府因无法兑现保障无产者生活这一承诺而直接走向了反动，它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并公然镇压工人阶级的抗议活动。虽然反动决定了革命，但是整个19世纪的革命还有其充分的理由，那就是社会的趋势使然。所谓社会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社会的贫困化和政府的腐败化（反常、暴政和营私舞弊）；前者是由分工、竞争、集体力量、交换、信贷、所有权等经济力量的失衡造成的，后者则是国家支持大地产和资本的结果。在蒲鲁东看来，法国1789年革命并没有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后者只完成了它的一半事业，因此，革命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全部解决贫困问题和腐败问题为止。在着手解决上述问题之前，蒲鲁东还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价联合的原则和权威的原则。其中，联合不是经济力量的均衡，而是信条；权威则是专制的体现，是革命的障碍。因此，进行革命既不能采取联合的方式，也不能诉诸权威，而是诉诸互助这一新原则。正确的做法应当是：“（1）完全制止我们从以前的革命继承下来的瓦解倾向，并借助新原则着手清算现存的利益；（2）借助新原则来组织经济力量和建立所有权结构；（3）把政治的或政府的制度溶化、淹没和强制消失在经济制度中。”（注：Proudhon，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Paris，1923，p.196.）这就是著名的社会清算方法，它是让国家银行来对包括国债、抵押债务、普通债务、建筑物、地产等在内的全部社会财产进行清算，然后将信贷、所有权、分工、机器、竞争、构成价值、对外贸易等经济力量组织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从而真正地完成革命。显然，上述观点无非就是《贫困的哲学》的理论“变种”，只不过是被冠以“革命”而已。至于革命的领导者，蒲鲁东将它赋予了资产阶级这个“最勇敢、最干练的革命者”。蒲鲁东说，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者从法国反抗古罗马帝国统治时起，就一直在领导着革命。没有他们或违背他们的意志的革命，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凡是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无一例外都取得了成功。相形之下，无产者只会顾得自己的利益，他们在利益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失去继续革命的动力。以二月革命为例，无产者参与这场资产阶级和王权之间的争论就是为了得到工作和面包，他们因共和派满足了这个要求而站到了这一边，“这就是他们为共和国所建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就是革命的实质”（注：Proudhon，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Paris，1923，p.11.）。在此基础上，蒲鲁东主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和解，并号召资产阶级把“革命者”这个称号作为和解即革命的保证。

此外，蒲鲁东还在入狱期间将一些发表的文章汇编为《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Gratuitédu credit.Discussion entre M.Fr.Bastiat et M.Prouhon）一书。从书名就能看到，蒲鲁东在同巴师夏的辩论中阐述了无息信贷理论和信用改革的观念。秉承《贫困的哲学》中关于构成价值理论的应用的相关论述，蒲鲁东认为货币是君主理性安排和国家的某些执政者特殊意志的产物，而剥削的根源则是货币的出现，它破坏了“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的规律，使得产品由直接交换变为间接交换，并产生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活动的商人阶层。他们为了追求货币而任意提高产品的市场价格，这使得小生产者不能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某种产品的价值从市场上买回等值的产品。因此，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货币问题入手。不仅如此，产品的贷放在蒲鲁东看来也是一件坏事，它使这样一种能力成为可能，即“人们可以重新出售同一产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所售产品的所有权”（注：Proudhon，Gratuitédu credit.Discussion entre M.Fr.Bastiat et M.Prouhon，Paris，1923，p.9.）。对社会而言，产品和资本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产品总是价值，并且是确定的价值；只有从主观上对个人来说，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才是存在的。因此，资本取息的放贷也是一件坏事，它总是在利息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回到其出发点，总能带来利润。只有建立起无息信贷和组织产品的直接交换，才能保证向每个生产者提供劳动和销售的便利。按照蒲鲁东本人的估算，实行无息信贷能使劳动者一下免除60亿法郎的额外支出，为和平地合法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创造了条件。

（五）解决社会问题的持续探索

从1852年出狱直到1865年辞世，蒲鲁东继续着解决社会问题的探索。在这十余年中，他先后完成了《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Le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décembre）、《交易所投机商手册》（Le manuel du spéculateuràla bourse）、《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正义》、《战争与和平》（La Guerre et la Paix）、《税收的理论》、《论联邦原则》（Du principe fédératif et de la nécessitéde reconstituer le parti de la revolution）、《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De la capacité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所有权的理论》（Théorie de la propriété）、《宪政运动的理论》（Théorie du mouvement constitutionnel）、《论艺术原则》（Du principe de l’art）等。这些作品凝结了蒲鲁东的许多新思考。例如，在被马克思讥讽为“蒲鲁东经济学的圣经”的《交易所投机商手册》中，蒲鲁东指出这是在完成“批判是为了重新建设”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贫困的哲学》中完成的）。为此，他讨论了当时法国民众关心的诸多热门话题，披露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的社会境况，诸如交易所、投机企业、金融欺诈行为及营私舞弊等事盛行，社会贫困日益加剧，雇佣工人劳作繁重、受尽剥削，中产阶级破产成为无产阶级等。此外，蒲鲁东还描述了1789年革命前作为整体的中间等级的分化，上层阶级（大资本家、大金融家、银行经理、工业家和官僚等）对中层阶级（中小工业者、中小商人、中小农户等）和下层阶级（雇佣工人与职员等）的剥削现状。蒲鲁东将这一时期称作工业帝国时期，他预言工业帝国必将被工业共和国（他所设想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所取代，正如工业封建制度被工业帝国所取代一样。在他看来，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就是用工业民主制即工人协作社取代工业贵族制和将下层阶级提升到中层阶级的水平。

又如，在《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正义》中，蒲鲁东详尽考察了整个19世纪欧洲社会的道德状况，特别是怀疑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探讨了19世纪反对革命的理论的软弱无力、教会虽然遭到持续反对但仍旧存在的原因和宗教革命中的问题等。通过上述研究，蒲鲁东再次将正义（justice）或永恒正义（justiceéternelle）确证为衡量一切社会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的标准，正如他所说：“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原则，统治、保护、压制、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吗？……这个原则在我看来就是正义。正义是什么呢？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从世界创始以来，它曾是什么呢？是虚无。它应当是什么呢？是一切。”（注：Proudhon，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Eglise，Paris，1930，p.42.）

再如，蒲鲁东在《论联邦原则》中宣称20世纪将是联邦制的开始，它将彻底取代19世纪的宪法时代，因为作为观念革命合理后果的利益革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必将发生。从其拉丁文辞源foedus来看，fédératif（联邦）就相当于盟约、契约、条约、公约、同盟等；从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联邦就是政治契约为了具备双边性和交换性而作出调整的结果，它的本质和特点就是签约双方不仅双边地和交换地互相承担义务，而且他们各自所保留的权利要多于所放弃的那部分权利。“根据以上原则，联邦契约的目的一般来说是：要保障加入联邦的各国享有领土和主权完整，以及各国的公民自由；要协调各国之间的分歧；要采取全面措施求得各国的安全和共同兴旺。总之，这项契约虽然涉及的利益十分重大，但其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注：蒲鲁东：《论联邦原则》，转引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82页。）蒲鲁东探讨联邦制问题是同其革命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他始终认为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一旦完成了劳动和财产方面的革命，政体方面的革命也将顺利完成。

最后，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蒲鲁东再次谈到了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和依靠力量问题。在蒲鲁东的视野内，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不具备推动社会革命的政治能力。他分析说，形成集体的和真实的政治能力要有三个基本条件，即自我意识、能够把自我意识转化为观念和把观念内化于实际的行动中。对农民阶级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物质生活的满足，他们难以摆脱以独立劳动和农业生活的宗主权为目标的自耕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说，谁能够赋予他们自耕权，他们就支持谁。可见，农民阶级没有自我意识，更谈不上具备政治能力了。工人阶级虽然在二月革命后就取得了自我意识，也具有了适应其自我意识的、与资产阶级完全相对立的观念，但他们尚未完全发现这个观念。工人阶级虽然对从观念中得出政治结论充满信心，而且朦胧地明白构成这种信念的原则，但是还没有办法从这些原则中推导出一种适当的做法或政策。他们只能盲目地屈从于各种政治成见，从而推迟了自身的解放、危害了自己的前途。因此，工人阶级没有集体的和真实的政治能力，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和依靠力量。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真正完成革命的使命。

总括地说，蒲鲁东终其一生都在重塑正义原则，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完成真正的革命为使命，他为此提出了诸多独特的方法和理论，例如语义学分析法、系列辩证法、构成价值理论、直接交换思想、社会清算方法、劳动互助等。蒲鲁东的思想中存有这样一条清晰的主线：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主线是他在《贫困的哲学》中确立并延续下去的，具体而言就是：（1）系列辩证法是政治经济学科学化的根本方法，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就是一个从分工到人口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只要实现了价值的构成，就能解决经济矛盾及作为其现实表现的社会贫困问题。（2）解决贫困问题是社会革命的真正使命，只有把包括分工、机器、竞争、所有权等在内的经济力量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构成价值和直接交换，才能完成劳动和财产方面的革命，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革命的完成。（3）只有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后两者根本不具有政治能力，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