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关系演变之谜
在简要地还原了蒲鲁东的思想原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探讨蒲鲁东对马克思思想的参照系作用体现在何处，而这一问题必须要置于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整个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才能说得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和重要意义。
（一）早期肯定及分歧彰显
马克思最早触及蒲鲁东的思想是在《莱茵报》时期，他对《什么是所有权》有着深刻的印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因遇到“物质利益”问题这一“苦恼的疑问”而转变了之前的自由理性主义者的立场。为解决自由理性的价值理念和反自由理性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矛盾与冲突，马克思从两方面着手相应工作，即写作“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前者是通过诉诸历史来弄清楚所有制、阶级、国家和法的问题，后者则是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来探讨政治国家的异化及其扬弃问题，将诉诸历史的考察提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马克思通过上述研究过程逐渐地意识到，市民社会（私人利益体系）在其现实关系里决定着政治国家，并使后者违背普遍理性而陷入异化之中。只有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刻批判和实际改革，而不是仅从政治国家制度的层面来扬弃它的异化，才能为自由找到真正的出路。这正是哲学和国家法的批判即“副本批判”的限度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到了1843年创办《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继续着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理论任务，进一步批判市民社会理论。（注：“市民社会的等级同样也起了变化：市民社会由于它同政治社会的分离而变得不一样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谈，而是留待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时再来阐述。”（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经过上述思想历练过程，马克思认识到人的关系的根本问题和答案就隐藏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中，只有从“副本批判”（哲学和国家法的批判）推进到“原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从根本上为自由找到出路。此时，蒲鲁东开始进入马克思的视野。1842年10月25日，马克思在反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莱茵报》虽然批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空想性，但对于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这本“机智的著作”还是要辩证地看待，“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注：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此时之所以对蒲鲁东作肯定与褒扬的表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关注“物质利益”等社会现实问题（注：马克思的曾外孙龙格对此有着极为明确的认识，他说，“蒲鲁东吸引马克思的地方，是他不是空想主义者。蒲鲁东力求证明，建立在私有制（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是工人贫困的原因。此外他还认为，宗教是科学进步道路上的重要障碍。马克思和蒲鲁东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龙格：《我的外曾祖父——卡尔·马克思》，李渚青译，7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此外，科尔纽还重点强调了蒲鲁东的部分理论观点对于马克思解决其“苦恼的疑问”的启迪作用。他指出，蒲鲁东的“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的观点，“社会发展决定于经济规律，任意干预这一客观进程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观点以及无神论思想等，都对马克思产生过某种积极的作用。（参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记》，刘丕坤译，79～80页，三联书店，1965）对于科尔纽的这种观点，笔者并不赞同，因为我们无法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中找出直接证据来证明它。）、批判当时政治制度和法的制度、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为目标等方面的一致性。以关注社会现实为出发点、写作风格清晰的《什么是所有权》，博得了马克思的好感。直到马克思对蒲鲁东盖棺论定时，他仍认可“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注：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从某种意义上说，较早从事法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蒲鲁东启发了马克思。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就在于把私有财产视为理论前提和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对它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马克思把蒲鲁东的这种考察称作是能够引起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并使它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巨大进步。（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55～256页。）
由于马克思与卢格在办刊思路方面的原则性分歧，《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就停刊了。于是，马克思又回到书斋中开始系统地研究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写成了“巴黎笔记”和“巴黎手稿”。在后一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如私有财产，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工资、资本、利润的相互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出发，描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及其劳动产品的异化这一经济事实，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私有财产为理论前提但却没有说明它的这一弊端。马克思随即得出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及其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探讨了异化的根源（私有财产问题）及其“积极扬弃”（共产主义）。此外，马克思在研究中还插入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并试图超越它而实现异化观的变革。当然，马克思此时刚由“副本批判”转入“原本批判”，他的整个思考和阐释——不论是对工资和工人生活境遇的考察、对利润和资本的“秘密”的揭示以及对地租和地产特殊性的探究，还是对分工、交换与竞争、货币与信贷等问题的讨论，对异化及作为其扬弃方式的共产主义的思考——都是在私有财产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形式上展开的。
1844—1845年期间，马克思与蒲鲁东是部分一致的，他在《神圣家族》中对蒲鲁东所有权批判理论的公开支持就是直接证据。针对埃德加·鲍威尔在《蒲鲁东》一文中对《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责难，诸如除了诉诸正义、平等之外，别无他法，“劳动摧毁所有权”和所有权的不可能性的论据也存有矛盾，蒲鲁东不具有“认识的宁静”，他的学说没有任何现实性等，马克思反驳说，“批判的蒲鲁东”犯了双重错误：一是在翻译过程中扭曲作者原意并赋予其丑恶的特征；二是通过批判的评注公开攻击蒲鲁东的所有权批判理论。在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蒲鲁东所有权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并将它提升到引发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和使其首次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高度。基于私有财产与人的异化之间的关系、无产者扬弃私有财产并实现自我解放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比青年黑格尔派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就在于他充分考量现实，“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要求”，以“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即“一种远远超出批判的、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66～267页。）为理论出发点。
在旅居巴黎时，马克思正式与蒲鲁东结识，同他彻夜争论一系列问题，向他讲解黑格尔辩证法（注：参见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8～19页。），还将他列入外国杰出社会主义者的行列。（注：1845年初，马克思曾计划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论丛》，但由于找不到出版商，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从他遗留的文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拟定收录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有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邦纳罗蒂、边沁、霍尔巴赫、阿尔贝、勒鲁、勒克莱尔克、葛德文、傅立叶、爱尔维修、圣西门、欧文、孔西得朗、蒲鲁东，等等。（参见马克思：《〈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此时虽然对蒲鲁东的态度仍以正面肯定为主，但在具体论述中已经彰显了分歧，具体体现为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揭示了蒲鲁东理论的如下局限性：
首先，蒲鲁东没有正确认识到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他只是在异化范围内克服异化。
蒲鲁东虽然认识到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所有权或私有财产在现实中的异化状态，即以平等为原则的所有权在现实中却表现为不平等的贫困，但他用重新确立平等、正义观念来对抗现实中存在的所有权造成的不平等，用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来代替所有权，只是在“异化范围内对异化的扬弃”。这种“个人占有”只是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抽象的资本家，其社会基础仍是资本和商品生产，交换价值还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调节者，整个异化劳动的基础没有发生改变。蒲鲁东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仍受后者的前提的束缚，他还在使用“占有”或“平等的占有”等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揭示剥掉异化的“假面”之后的所有权的真实存在形式，即人同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其次，蒲鲁东没有把工资、商业、价值、价格、货币等看成是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形式，仍用它们来构建理想的社会形式。
蒲鲁东认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没有包括工人的集体劳动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这显然是一种盗窃行为。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分割所有物或财产，由劳动者和雇主分享全部产品和价值，实行平均工资，从而使所有的人在财产和地位上都趋于平等。这种做法在马克思看来无疑是一种空想，因为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都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劳动在工资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工资的“奴仆”。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强制提高工资，还是平均工资，都不过是“给奴隶较多的报酬”，都不能使劳动复归其自身目的以及使工人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只有通过“工人解放”，扬弃私有财产和消灭异化劳动，才能真正实现劳动向自身目的的复归。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7页。）
最后，蒲鲁东肤浅地将私有财产视为劳动的创造物，他看不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劳动）和客体形式（资本）之间的关联。
马克思注意到，私有财产所表现出来的对抗性质，决定了它在发展过程中孕育着其对立面，促成了超越它的“共产主义”流派。同其他主张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一样，蒲鲁东虽然力主扬弃私有财产，但他未能认清私有财产的本质，无法触及其要害，因而只能消极地扬弃私有财产，他的这种基于正义原则对所有权的批判注定只是一种空想。（注：这种看法始终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延续着，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愚蠢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例如蒲鲁东，总是在论证，只有他们才能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事实上，交换价值或货币制度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就会在进一步发展对自由和平等起到干扰作用；而这种干扰作用正好是自由和平等的实现，这种自由和平等证明本身就是不自由和不平等。因此，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上述看法只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先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而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实的映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用马克思的话说，蒲鲁东“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但是劳动仍然被看成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2～183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质言之，产生异化的社会条件本身也就是扬弃异化的前提条件。作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准确地理解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而且必须诉诸产生并促进私有财产关系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上述分歧的出现与马克思、蒲鲁东各自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同方式不无相关，尽管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都是由现实中遭遇到的实际问题引发的。马克思的读书、思考和写作的大概逻辑是：“遭逢现实问题→阅读并研究别人的著述→对别人的理论和思路进行分析与批判→产生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且力求更准确地表述自己的看法→遭逢新的现实问题……如此周而复始”（注：刘秀萍：《马克思“巴黎手稿”再研究》，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亦是如此，他首先会依据现实问题圈定所读著作的范围，然后再按照自己的论证需要和研究思路做一些详细摘录或简短评述，他在这一过程中尤为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和关键理论问题，特别是那些既有理论同他所体察到的现实情形不相吻合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如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通过对比、辨析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逻辑推论与论证，马克思既能借助他人的理论提升自己对许多复杂现实问题的认识，又能超越这些理论而形成独到见解。上述过程在马克思那里还会以循环的方式延续下去，他经常会反复研读、摘录同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就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进行深度探究。这样，马克思就能准确地把握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现实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变革。
相形之下，蒲鲁东虽然在遭逢贫困问题时曾阅读并研究过一些政治经济学著述，但是他的研读并不深入，只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后就开始从事批判和理论构建。起初，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并不明显，蒲鲁东尚能觉察到所有权同现实社会之间的巨大矛盾，将政治经济学概括为关于所有权的法典或惯例的集成。但与此同时，他并不能超越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前提，只能在异化范围内扬弃私有财产，他试图通过一个过渡体系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做法不免带有空想的性质。此后，这种研究方式的缺点逐渐暴露出来，以至于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在蒲鲁东的著作中找出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注：这在《贫困的哲学》的“论价值”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蒲鲁东断然宣称在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但两种价值的对立早在李嘉图时代就成为了流行观点，西斯蒙第、罗德戴尔等人都已对此有过充分的论证。又如，蒲鲁东认为只要确定了产品的比例性关系，就能实现供求关系的均衡，但现实情况却刚好相反：稍微懂得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在供求均衡时都是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的。）由于蒲鲁东缺乏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理解，他只是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如分工、机器、竞争等，简单地排列组合一下，就宣称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做法表明，蒲鲁东的水平都不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后者的研究材料毕竟是人的现实经济生活，蒲鲁东的研究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更为严重的是，蒲鲁东在创立构成价值理论、完成他所谓的社会经济学的建构后，就妄图用它来解决整个社会的经济问题。不论现实问题有了怎样的新变化，蒲鲁东总能论证出构成价值理论的适用性。这种做法根本无助于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因之也无法用以指导社会变革。
（二）公开论战与彻底决裂
在发表《神圣家族》不久，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其成果有《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讨论了极为广泛的思想议题，“举凡：‘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理解人生与历史的方式……唯物史观的阐释方式与论证逻辑、理论视域和现实归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与环节；‘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之辨；社会主义与‘哲学论证’；社会主义史的理解与叙述”（注：聂锦芳：《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等。上述思想议题充分彰显出马克思透过观念世界和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雾”，“从现实出发”理解人、社会与历史的致思路向，以及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达等现实基础上的社会变革路径，这为之后批判《贫困的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注：诚如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1885年德文第1版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的：“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阐述这些基本特点，来批驳这位从此就要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占据最重要地位的人物的见解。”（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在马克思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时，蒲鲁东也几乎完成了《贫困的哲学》的写作。从这两本著作的内容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蒲鲁东在社会的前提和存在方式、历史演进过程及其动力、社会变革的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口”。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为前提，推出促使人的本质和社会变化的动力机制就在于个人生产范围扩大与不同人的生产的联结；他把不同社会形态间的更替即历史演进的动力归结为各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梳理了从部落所有制到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再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样一个由分工所表征的历史演进序列，叙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与环节，论证了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并以它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与马克思相反，蒲鲁东则推崇理性原则，他把普遍理性或上帝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将整个人类社会描述为一个本身赋有独特智能和活动力、受特殊规律支配的有机统一的“天才”。在蒲鲁东看来，“社会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自己的命运的过程”，“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27、167页。），观念是推动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为了在其内部把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组织起来，“社会天才”经历了一个同理性创造概念完全相同的过程：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税收→对外贸易→信用→所有权→共产主义→人口。因此，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即创立哲学，在此基础上即可完成社会变革。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昭示着马克思与蒲鲁东行将决裂。事实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格律恩时就隐含着对蒲鲁东的哲学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他认为，蒲鲁东所发现的“系列辩证法”不过是将黑格尔的观念论方法套用到政治经济学中，“这种方法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蒲鲁东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实际上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同样，蒲鲁东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证据都是错误的”，他只是提出用“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来反对他们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还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并着手在法、德、英等国设立通讯委员会的支部。鉴于蒲鲁东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搁置了同他的理论分歧，写信邀请他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巴黎支部的通信员。马克思在信中阐明了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注：马克思：《致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46年5月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32页。），换言之，就是克服工人运动在观念上的混乱状况，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从而使革命行动能够坚决起来。然而，蒲鲁东不仅回信拒绝了这一邀请，还否定了“行动的时刻”的说法。他说，从思想上团结工人的实质就是迫使他们信奉共产主义，这种做法是多余且有害的，只会重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式的覆辙。社会主义者的真正义务是“把批注性的形式或者说疑问的形式再保留一个时期”，“共同寻找社会的规律”，“不要在一切教条主义消灭后使人信奉某种主义”（注：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郭从周、北京编译社译，218页。）。并且，“行动的时刻”的实质不是革命的手段，而是诉诸强力和横暴的“动乱”（secousse），因而不能实现任何改革。蒲鲁东认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做法是：“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用文火把私财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注：同上书，219页。）。这封回信使马克思意识到，同蒲鲁东进行理论论战、批判《贫困的哲学》已刻不容缓。
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行将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他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马克思对蒲鲁东学说的危害性的认识。1846年秋，恩格斯来到巴黎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此处支部的通信员。在这段时期内，恩格斯不仅了解到格律恩在工人中间已经开始散播尚未出版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的内容，还觉察到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已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为此，恩格斯率先展开了对蒲鲁东的批判和同蒲鲁东的支持者的论战，并把相关情况以书信的形式汇报给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注：列宁对此曾写道：“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最重要的和当时传播最广的社会主义学说，即蒲鲁东主义上。早在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前（该书1846年10月出版，马克思的答复——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于1847年问世），恩格斯就对蒲鲁东的根本思想进行了严酷无情和异常深刻的批判，而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则竭力为之鼓吹。恩格斯的英语非常好（马克思掌握英语比恩格斯晚得多），熟悉英国书刊，这使他一下子就能够（1846年9月16日的信）指出标榜一时的蒲鲁东的‘劳动市场’在英国遭到破产的例证。蒲鲁东玷污了社会主义，——恩格斯愤慨地说道，——因为照蒲鲁东的说法，工人应该赎回资本！”（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4卷，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其中，恩格斯在1846年9月16日的书信中提到，在巴黎出现的反魏特林主义者的理论“武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论调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后者是格律恩在巴黎极力鼓吹的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凭空弄到钱，使得所有工人都能进入天堂”的“宏伟计划”。而这个“宏伟计划”就是英国人所熟知的、在各处都已破产的“劳动市场”（labour-bazars或labour-markets）或“劳动产品公平交换所”（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rs）。（注：马克思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时，也提到了这一点。具体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17页注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恩格斯分析说，蒲鲁东试图通过由各行业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在那里，全部产品按照原本的费用和劳动费用来议价，并用产品来购买产品；超出协作社所需的产品则用来交换，将所得收入分给这部分产品的生产者——来免除中间商人的利润，这种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可笑至极的。这是因为社会产品的交换体系中的各个部分是紧密相连的，取消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就等同于取消协作社的资本及其利润，“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所有生产者保留下来”（注：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9月16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36页。）。正是这种“和平的药方”，才使得蒲鲁东抱怨和攻击革命。这种“药方”因带有极强的迷惑性而必将给工人运动带来极大的障碍。恩格斯在两天后致信马克思，详细剖析了蒲鲁东用无产者的小额储金及取消资本利息的方式实现产品平等交换的荒谬性。一个多月之后，恩格斯再次给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写信，说明了他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就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问题所引发的关于社会变革路径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恩格斯公开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宗旨和定义：“（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注：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10月2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40页。）这样，共产主义定义中用公有财产的主张就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个人所有权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排斥在外。
随着《贫困的哲学》于1846年10月15日的正式出版，蒲鲁东的思想赢得了数量可观的崇信者，甚至连受马克思影响较深的俄国人帕维尔·瓦里西耶维奇·安年科夫亦不例外。安年科夫曾专门写信给马克思表达了他对这部书的矛盾态度和困惑：他一方面认为蒲鲁东虽然表现出关于上帝、天命等思想方面的混乱，但有关经济学的部分还是写得很有分量的，它第一次清楚地告诉读者“文明不能拒绝它依靠分工、机器、竞争等而获得一切东西——这一切都是人类永远要争取的东西”（注：转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55辑，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另一方面他从根本上排斥救治社会弊病的任何“药方”，因为后者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同时又利用它的一个教条来解决贫困问题。由于马克思此时尚未读到《贫困的哲学》一书，所以他没有即刻复信于安年科夫。直到1846年12月下旬，马克思在得到并大致浏览了这本书后，便立刻写信向安年科夫阐明对它的整体评述。秉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在信中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市民社会→政治国家”这样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及运动方式。他指出，由于现实的个人之间生产活动的联结（engrènement）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及其运动，因此，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就处于一个联结的关系之中——这恰恰是蒲鲁东所无法看到的，他的错误不在于他用一种“可笑的哲学”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于“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注：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42页。）。在上述社会结构中，现实的个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社会形式，因为他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阶段内的生产力要同时决定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社会形式和他们之前一代人已获得的生产力及相应的社会形式。处于不同时代的人们通过让生产力成果服务于新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他们在历史中的联系，进而不断地生成着人类历史和改变着社会形式——一方面人们往往会在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改变其所继承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他们会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而改变生产关系以及与之存在必然联系的经济关系。正是这样，人类社会就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由此可见，社会形态更迭的动力不是某种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不是观念、普遍理性，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及交往形式。这正是蒲鲁东没有认识和理解到的，他所描述的历史不是历史的实在进程，而是观念的历史；他所构建的经济进化的系列，不外是“在绝对观念神秘怀抱中的进化”；他所说的经济矛盾的体系中的“矛盾”，更是虚构的、不真实的。在蒲鲁东那里，作为社会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只能置身社会、历史之外，成为“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发展而使用的工具”（注：同上书，44页。）。马克思借此指出，蒲鲁东犯了双重错误：一是缺乏历史知识，没有看到历史真实进程中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二是将经济范畴看作是外在于现实关系的独立事物，没有看到它们取决于现实关系且只是现实关系的抽象。由于生产关系始终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因此，观念、范畴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不是永恒的。蒲鲁东始终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只能将观念和范畴当作是与人分离的纯粹理性的存在物，不断进行着这种“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美妙的同义反复！”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在回信中彻底否定了蒲鲁东的社会变革途径，指出其错误根源就在于把范畴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将调和范畴之间的矛盾、寻求平衡的公式作为社会变革的任务。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完全忽略了现实历史的真实存在性与复杂性，他只是简单地用范畴在“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社会变革所要经历的“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在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酝酿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注：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1页。）。要言之，社会变革必然要通过“行动”来解决，单纯依靠理论解决社会变革问题必然是空论。更为重要的是，调和范畴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不是简单地趋利避害，而是要推翻这些矛盾的现实基础。蒲鲁东调和矛盾、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平衡公式的做法与18世纪那些平庸的人物所做的努力没有任何不同：他们都在试图“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一夜之间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完全忽略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注：同上书，51～52页。）。由此，马克思将蒲鲁东定性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当然，这种定性不全是贬义的和否定的。基于对蒲鲁东的这种立场的生成过程——法国社会中资本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所有权批判思潮同占主导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的认识，马克思对蒲鲁东作了部分的正面评价：“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上说明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做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酝酿着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注：同上书，53页。）
在上述理论的和现实的背景下，再加之格律恩将《贫困的哲学》译为德文后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传播甚广并引起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混乱等因素，批判《贫困的哲学》已经呼之欲出。“为了给只想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注：马克思：《关于〈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425～426页。），马克思于1847年上半年写成《哲学的贫困》一书来全面批判蒲鲁东。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蒲鲁东的立论要点就在于通过描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所处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来阐明构成价值理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性，进而实现全部社会产品的平等交换即“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只要推翻了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暴力革命无效性的论断便不攻自破，《贫困的哲学》对工人运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自然也会消除。正因如此，马克思根据《贫困的哲学》原书内容的顺序将其论述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科学的发现”这一反语为标题，按照《贫困的哲学》中“论价值”章原有的结构内容，进行逐一批判，揭示以解决价值二律背反为目的的构成价值理论的自身矛盾性和虚构性；第二部分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从哲学方法论和具体经济范畴的剖析这两个维度，揭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的实质及非现实性。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中的历史性思想为前提，指出蒲鲁东犯了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同样的错误，他们都把本应从属于特定社会阶段的、带有历史性和暂时性的经济范畴永恒化、超历史化，并推广到所有的社会形式中。此外，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节中，马克思专门以“罢工和工人同盟”为题，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的错误论断，论证了劳动者组成同盟和进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不仅是直接的且严厉的，有时还是间接的且不屑一顾的。举凡：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关于价值二重性的解释时，就从蒲鲁东的直接批判对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本身出发来反驳蒲鲁东的各种谬误；马克思在驳斥蒲鲁东构成价值理论的实际应用时是以大段引述、评论约翰·布雷（John Bray）（注：布雷和约翰·格雷（John Gray）都是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学派的信徒，都阐发了“劳动货币”理论；前者著有《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政治方案》（Labour’s worys and labours’remedy），后者著有《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Lectrues on the nature and use of money）等。）的学说的方式来暗示蒲鲁东的理论无任何新颖之处，他认为布雷的理论已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被证明是失败的，构成价值理论必然也难逃失败的命运（注：这种批判手法一直被马克思沿用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以至于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和交换银行理论时都不再提及这些理论的内容，而是专门剖析布雷、格雷的学说。）；马克思还将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直接称为“冒牌的黑格尔词句”，他批判它时运用的手法直接是驳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及运动的抽象性等。正是这种严厉的批判和不屑一顾的态度，使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友谊彻底终结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囿于《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批判性质未能详加论述，他是以批判蒲鲁东的论证结构和具体内容为主，其直接观点多以微言大义式的论断的方式出现。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充分了解马克思此时思想进程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的思想内容的前提下，才能充分理解他对蒲鲁东所作的批判。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在1845—1847年所写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也为批判蒲鲁东的社会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马克思在摘录、评述了萨伊的《民族与个人的富裕和贫困的主要根源》、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德·尚博朗（J Champollion）的《论贫困，古代和今天的状况》和维·巴格蒙特的《基督教的政治经济学，对法国和欧洲贫困性质和原因的考察及缓和与防御的对策》等来探讨贫困问题的时候，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1）不同社会时期的贫困问题带有异质性，诸如基督教经济学面对的是中世纪的贫困问题，呈现在政治经济学面前的则是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2）研究者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对贫困问题的态度和判断，例如西斯蒙第的小资产者立场、毕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萨伊的资产阶级立场等。基于上述第（2）点结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从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评判他。又如，马克思所摘录、评述的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和尤尔《工厂哲学》的有关机器的历史部分，为他批判蒲鲁东机器观奠定了基础。正如我们在《哲学的贫困》中看到的，在批判蒲鲁东把机器看作分工的反题和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以及蒲鲁东机器观同斯密理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马克思就大量引述了拜比吉和尤尔的观点。（注：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26、628～629页。）
颇值得“玩味”的是，一向对自己的批评者必作反驳（注：例如，路易·勃朗曾质疑过蒲鲁东的所有权批判理论，他认为“所有权就是盗窃”这个定义并非蒲鲁东原创，而是从布里索·德·华尔维尔的《关于所有权和盗窃的研究》中得来的。蒲鲁东对此颇为不满，他在《贫困的哲学》中针锋相对，把勃朗说成是近代社会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严厉地批判了他的《劳动组织》一书中的观点。（参见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五章））的蒲鲁东却在《哲学的贫困》问世后没有进行公开的反驳，尽管他曾准备应战。（注：诚如蒲鲁东在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写道的：“我的即将问世的一部著作（正在印刷中）将会使您详细地认识到我的观点。亲爱的哲学家，目前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希望它不是错误的，如果您要责打我，我是要报复的。”（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说史》，第3卷，郭从周、北京编译社译，219页））西方学者对此曾作过三种主要解释（注：这部分内容主要参照朱进东的《蒲鲁东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反应》［载《南京社会科学》，2003（10）］一文。）：一是“无暇顾及说”，蒲鲁东此时正经历其一生中最为繁忙的岁月，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为1848年革命著书立说；二是“名不经传说”，蒲鲁东的公开反驳会使当时还名不经传的马克思的无名之书引起人们的注意；三是“无力反驳说”，蒲鲁东很可能因意识到马克思批评的无懈可击而放弃公开的回应。第一种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蒲鲁东必反驳其批评者的性格和他在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回信就是明证，而“名不经传说”更是无稽之谈。笔者赞同第三种解释，我们分析新编《蒲鲁东全集》中收录的蒲鲁东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批注，就能得出这一结论。首先，在蒲鲁东所作的69处评注中，只有一处出现在“科学的发现”章即马克思对作为蒲鲁东社会经济学“基石”之构成价值理论的批判中，而且仅在马克思引述的布雷“政治平等作为目的是错误的，作为手段也同样是错误的”这句话旁写下了一个“Oui”（是）字。而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部分即《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四节，蒲鲁东甚至没有作任何批注。如果连对自己学说的核心内容和最“拿手”的部分的批评都不作反驳，那就说明蒲鲁东很可能默认了马克思的批评。其次，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章所作的其余68处评注中，掺杂着不少带有主观因素的、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谩骂词句，诸如“clomnie”（恶语中伤）、“Quel humme”（还是人吗）、“Bobard”（无稽之谈）、“plagier”（剽窃）、“En vérité，Marx est jaloux”（事实上，马克思是妒忌我）等。它们至少能够说明，蒲鲁东在用语方面已失去了公开论战的资格。最后，蒲鲁东的大多数批注都带有反问的语气，缺乏实质性的回应，尤其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问题上，蒲鲁东表现出了他的一知半解。举凡：马克思曾在“第三个说明”中提到了作为“冒牌的黑格尔词句”的蒲鲁东方法的短处，蒲鲁东却在此处写下批注“请教”马克思：“这正是我所说的，如果需要根据顺序来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就请您告诉我，您将如何去做？”（注：Oeuvres complètes de P.-J.Proudhon（I），vol.II，Paris，1923，p.415.）在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用政治经济学范畴割裂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的地方，蒲鲁东极为愤怒地写道：“这是谁告诉您的？您的评语纯粹是恶语中伤。”（注：Oeuvres complètes de P.-J.Proudhon（I），vol.II，Paris，1923，p.416.）在马克思批评蒲鲁东根本不了解黑格尔辩证法、机械地将辩证运动划分为好坏两方面的语句旁边，蒲鲁东只写下“荒谬”（注：Oeuvres complètes de P.-J.Proudhon（I），vol.II，Paris，1923，p.417.）一词，等等。上述批注昭示着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无知，他根本没有达到其所说的“深谙黑格尔，使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达到新的完美的高度并且成功地将其用于科学地理解社会”（注：Correspondance de P.-J.Proudhon，vol.II，Paris，1875，p.176.）的程度。在蒲鲁东对辩证法的理解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如下评价无疑是中肯的：“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编纂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注：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4页。）
（三）持续批判和盖棺论定
尽管《哲学的贫困》出版不久就产生了实际影响，但该书并未实现彻底清除《贫困的哲学》对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这一预期效果。这种状况的产生与该书法文初版印数不多（只有800册）、传播渠道受限和出版商的个人因素（注：在《哲学的贫困》初版所刊印的800册中，有150册是免费赠书。马克思为此特意开列了一个包括路易·勃朗等在内的赠书名单，交由出版商弗兰克去转送。弗兰克在转送这批书的同时每册加收15苏的费用，然后又从各处将这些书收回来。那些被要回来的书和根本未能发出去的书，一直被搁置在弗兰克那里。这就造成包括路易·勃朗在内的许多人都没能读到这本书。直到1847年11月，恩格斯“才终于出乎意料地知道”上述情况，并写信告诉了马克思。［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1月14—1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494～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等密切相关。事实上，蒲鲁东的学说自1848年二月革命后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愈发地深入，它在19世纪50—70年代遍及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注：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40～241页。）。马克思由此认识到与蒲鲁东继续进行政治论战、从理论上彻底驳倒他的重要性。承接《哲学的贫困》中的批判方式，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政治经济学及其哲学方法等维度对蒲鲁东进行全面清算。
我们先来谈马克思对蒲鲁东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这主要集中于1848—1857年。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蒲鲁东归为以消除社会各种弊病来保存资产阶级社会为目的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行列。这种社会主义主要有较为完整系统的形式和不够系统但比较实际的形式——前者要求保留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条件及统治阶级，拒斥这种生存条件自身所必然缠身的各种斗争、瓦解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因素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等；后者主张改变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而非政治改革。“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么试图说服无产阶级抛弃对资产阶级的憎恶观念，要么劝说他们厌弃一切社会革命活动。这种社会主义为达到上述目的把包括自由贸易、关税保护和警察监狱等在内的资产阶级所做的一切，都说成是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必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废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单纯的经济关系方面的改革即行政上的改良，“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1页。）。而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实质，马克思在同期所写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有过说明。他指出，这两种制度都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毫不相干，保护关税只是某国建立大工业、促进国内自由竞争发展的手段，自由贸易则是资本榨取工人阶级最后脂膏的自由；前者在大工业时代是保守的，后者则对资产阶级社会起着破坏作用。自由贸易只有在加速社会革命的意义上，即“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注：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759页。），才能说它有助于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
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伦创办了《新莱茵报》，重点讨论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切最迫切的问题，诸如法国二月革命、巴黎六月起义等，其中也涉及对蒲鲁东社会革命理论的批驳。在发表于《新莱茵报》第29号的《六月革命》一文中，马克思表现出与蒲鲁东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强调六月起义同过去一切革命形式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为捍卫其阶级利益而独立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劳动反对资本的战斗。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根本无法为无产阶级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工人阶级必须要推翻这种制度形式。在《新莱茵报》第66号中，马克思以“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为题详细评述了蒲鲁东与梯也尔之间的论战。不同于一切资产阶级的报纸对蒲鲁东的主观肆意的多变态度，马克思始终将蒲鲁东视为充满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并主张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评价蒲鲁东、认清其理论的缺陷与优势。诚如马克思所言：“我们所批判的蒲鲁东先生的观点，是他的‘空想的科学’，他企图用这种科学来缓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还要回头来谈这个问题。他的整个银行制度，他的整个产品交换制度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现在，当他为了实现自己模糊的幻想而不得不以民主的精神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议院，尖锐地指出这个矛盾的时候，议院就大叫道德和私有制受到了侵犯。”（注：马克思恩格斯：《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5卷，358～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这种客观态度直到马克思对蒲鲁东盖棺论定时都未曾变化。（注：“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巨人了。”［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2页］）
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马克思于1849年迁往英国，他在此期间从唯物史观的维度并结合参加革命斗争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整个法国革命（注：这一点正如列宁所总结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列宁：《反对抵制》，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140～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进一步清算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学说。上述活动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在前一部著作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二月革命、六月起义、废除普选权等重大事件，总结其经验教训和反驳当时盛行的“革命失败说”、蒲鲁东所谓的“非革命和真正革命说”等。在马克思看来，法国1848—1849年革命并未失败，革命中的失败与挫折并非意味着革命的灭亡，真正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残余和革命党人没能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及方案等，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革命摆脱它们。也就是说，革命不是在直接的悲喜剧的胜利中进展的，而是产生于同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动势力的斗争构成中，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成熟并实现真正的革命。在评述法国废除普选权事件的过程中，马克思还提到了法兰西银行1848—1850年发行银行券的事实，他认为蒲鲁东从上述事实中得出用人民银行取代法兰西银行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一事实在资产阶级社会时期的英国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在法国是首次出现而已。
在后一部著作中，马克思就如何评价路易·波拿巴发动的雾月政变这一问题，提出了同蒲鲁东直接对立的观点。众所周知，蒲鲁东在1852年出版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中曾把雾月政变称作革命的继续，它有助于将无产阶级改造成为真正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说，蒲鲁东“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66页。）。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显然犯了与所谓的客观历史编纂学家同样的错误，即把关于雾月政变的历史构想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就其实质而言，雾月政变是对二月革命的葬送，它昭示的是法国阶级斗争所造就的局势和条件将平庸的波拿巴锻造为“英雄”的历史真实过程。马克思分析说，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而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在改造旧事物、创造新事物的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总是召唤亡灵，借用其名字与战斗口号等来为自己效劳。然而，在革命中“复活”亡灵的做法不是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而是颂扬新的斗争；不是为了使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而是为了再度找寻革命的精神。因此，“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注：同上书，473页。）。上述说法与蒲鲁东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中将整个19世纪的革命视为法国1789年革命未竟事业的继续这一观点直接对立起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赞颂了二月革命开创新纪元的历史意义，这又与蒲鲁东所提倡的“被动革命说”即反动决定革命的观点相左。接下来，马克思阐述了从二月革命到雾月政变这段时期的法国革命所造就的局势和条件。他将这段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和立宪共和国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其中，在叙述制宪国民议会历史的过程中，马克思批驳了蒲鲁东在此时期内提出的革命方略：“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救，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78页。）与此同时，这种失败还造成了革命中的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他们构成了社会民主派，并且他们在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对抗中不再要求消灭资本与雇佣劳动，而是实现这二者的调和。这种以民主主义来改造社会的方式，始终不能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在逐一分析了上述三个历史时期之后，马克思道出了波拿巴在雾月政变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波拿巴比资产阶级的各种派别更能成为法国小农阶级的代表并满足其利益需求。具体而言，从二月革命直到雾月政变，小农阶级在法国社会中占据最多的人数这一事实始终没有改变。法国的小农阶级虽然生活条件相同，但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影响、交通不便和贫困的现状，他们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形成了由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或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来保护和满足其自身利益的思维模式。正是这种行政权支配社会的历史传统，使法国农民极度地迷信拿破仑能给他们带来一切美好的东西。有鉴于此，波拿巴就冒充拿破仑，成为了法国人的皇帝。当然，波拿巴王朝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后者根本不想去推翻旧制度，只想愚蠢地固守它和获得特权地位。这样看来，波拿巴所发动的雾月政变与革命是毫不相干的甚至对立的，蒲鲁东在《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中得出的基本观点是谬误。
除此之外，马克思于1851年还曾计划写一本批判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著作，将它发表在《革命》杂志上。尽管这一计划并没有完成（注：主要原因是《革命》杂志的停刊出版和没有其他的发表机会。最终完成且保存下来的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一篇评论即《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作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论。），但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1851年8月的通信中找到了大量关于蒲鲁东这本书的讨论，这廓清了马克思的批判思路。马克思从总体上揭示了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他的具体论点如下所示：（1）蒲鲁东主义既极力排斥资本又试图保留资产阶级社会，它只铲除这种社会形式中的不良倾向和弊病。（2）“社会清算”只是通过废除利息来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在资本价值不断贬值的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甚至无法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因此，社会清算本身是矛盾的、不确切的，它必然会致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大资产阶级而永久存在。（3）银行是蒲鲁东赖以实现一切目标的手段，他将“把资本变成现金”和“以货币形式贷出资本”这两项银行业务的难易程度混为一谈。“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价格按资本的利息降低的比例提高。其结果无非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注：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14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强大的工人协会”是蒲鲁东依靠的组织形式，而他却没有准确地说明这一组织形式和其他诸如公社分享土地与房屋、工人占有工厂等具体举措。此外，在批判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同时，马克思还肯定了它的可贵之处，即大胆地抨击了卢梭、罗伯斯庇尔、上帝、博爱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东西。
由于蒲鲁东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在于变革经济关系，再加之蒲鲁东主义在马克思的理论批驳后仍旧对工人运动起着重要影响，因此，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时自然要对其重要理论基础——社会经济学及其哲学方法进行全面清算。这种清算从19世纪40年代的《哲学的贫困》一直持续到《资本论》中。
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在伦敦继续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下了24本笔记，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在前7个笔记本中，马克思针对当时经济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经济危机问题，着重研究了货币、信用和流通等。这其中涉及了对蒲鲁东货币理论的批判，它主要集中于笔记本VII中的题为“反思”的部分。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开篇便肯定了斯密贸易二分法（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重要性，并由此得出结论：导致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既在于生产的不合比例，又在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蒲鲁东等人用资产阶级社会货币制度的缺陷解释经济危机、将资本无法兑现归因于缺乏信用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其货币制度的基础，产品及其资本形式必须要通过流通手段方能兑换为货币和实现价值；货币制度中包含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意味着，资本不能实现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和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也就是说，资本不能兑现为货币包含于货币制度的存在和产品作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之中，它对货币市场的压力不只是由信用欺诈引起的。蒲鲁东和格雷等人的做法，即通过发行银行券来补救资产阶级社会货币制度的缺陷、“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是极其愚蠢的。“因为货币市场上发生了普遍危机，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面恢复表现为一些征兆，这些征兆不用说会突然重新成为［普遍危机的］原因，所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莫过于那些目光短浅的、坚持资产阶级基础的改良家们希望改革货币了。他们保留产品同产品的可交换性之间的分离，因为他们保留价值和私人交换。但是他们想好好地安排这种分离的符号，好让这种符号表示同一。”（注：马克思：《反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4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此外，《伦敦笔记》中还有马克思摘录、评述蒲鲁东《无息信贷》的部分。马克思在这部分中着重探讨了货币和利息问题，指出蒲鲁东走向阶级调和论的原因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现象的肤浅认识。深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后，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等。这些摘录和评述为马克思全面批判蒲鲁东的社会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继《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蒲鲁东的社会经济学作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大体而言，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从经济关系起源的角度深入批判蒲鲁东将经济范畴永恒化的做法，指出这一做法的实质就是将人们在18世纪的看法——把本应作为历史结果的单个孤立的人当作出发点或历史的起点——搬到新的经济学研究中来。第二，驳斥了蒲鲁东及其追随者幻想通过银行改革、实行“劳动货币”来消除资产阶级社会弊病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同价格运动规律的不相容性以及只是对格雷的理论的抄袭与重复。第三，通过正面探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价值与劳动量的关系（注：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大为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时，主要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出发的，正面阐述其自己的理论观点较少。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蒲鲁东自称构成价值理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他第一次揭示了价值的真正内涵、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对立，云云。马克思自然要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反驳蒲鲁东，这样会使他的批判更具有说服力。第二，马克思此时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时间尚短，对价值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继续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指出他关于“资本有价值，劳动在生产”（注：“我们说劳动具有价值，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商品，而是因为我们假定它隐含着价值。劳动价值是一种循果溯因的类比说法。劳动的价值和资本的生产性一样，是一种虚构。劳动从事生产，而资本获得价值，因此，人们为了简略起见，把两步并作一步，便说成劳动价值；这样做丝毫不违背语言的规则；可是，理论家们却不应该把这看成一种事实。”［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余叔通、王雪华译，99页］）的说法只停留在逻辑的同义反复的水平上，根本不能反映价值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只有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资本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它，充分考察劳动与资本对立而出现的主体即工人同他的自身活动的关系等，才能理清价值、劳动和资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第四，揭示了蒲鲁东之无息信贷理论的根源及实质，即这种理论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体现着小资产阶级既要保留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幻想。第五，批判了蒲鲁东把生产过剩归因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的观点，从价值增值的角度阐述了生产过剩的发生路径。“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就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值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值是否就是现实的价值增值。”（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1页。）第六，在论证作为经济范畴的所有权的实质和研究方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有权规律的转变以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各种所有权形式等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将所有权的起源归为保障信用制度、维系家庭和财产平均分配等非经济因素以及把土地所有权笼统地说成是所有权最初形式的做法。
到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继续分析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详细考察了包括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在内的各方面问题，着重论述了剩余价值生产同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规律的一致性等。在上述研究过程中，马克思继续批判蒲鲁东的社会经济学，诸如：通过摘录蒲鲁东《无息信贷》中有关贷放货币的观点，指出他根本不了解资本的性质，竟然把一般资本的运动说成是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重新引述了《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之所有权理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形成过程；批判了蒲鲁东以生息资本为资本的基本形式来加以反对的做法，科学地分析了生息资本取得资本的纯粹拜物教形式的过程；驳斥了蒲鲁东将任何形式的资本都归结为“构成价值”或“确定的价值”的论断，指明其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再次深入批判了蒲鲁东有关“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等观点。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论断一直被沿袭到马克思之《资本论》对蒲鲁东的批判中。
较初期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批判蒲鲁东不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期已经有了自己的科学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他此时对蒲鲁东的批判就以“注解”或“参照”的形式出现，是为了佐证他本人之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日本学者津岛阳子的统计（注：参见津岛阳子：『マルクスとプルードン』，青木书店，1979。中译本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1辑，75～90页，人民出版社，198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蒲鲁东的地方总计17处，其中：第1卷有10处，而且几乎都是以注的形式出现的。在这部分内容中，除了在谈论剩余价值问题时直接引述《哲学的贫困》中的4处之外，其余的6处主要沿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分析商品和货币理论时，批判蒲鲁东缺乏对劳动价值的认识、不理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没有正确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领有规律的转变等。第2卷中涉及蒲鲁东的有2处，主要批判蒲鲁东不理解作为独特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指出，正因如此，蒲鲁东不是从总资本的观点，而是从个别资本的观点出发，去看待“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的价格；他看不到作为总资本产品的商品，只看到了单个独立的商品的价格，从而不能按照每一个商品各自的价格去考察它们在概念上所分开的比例。第3卷中谈到蒲鲁东的地方有5处，马克思主要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及流通出发，指出了蒲鲁东建立在交换银行理论基础之上的价格理论的谬误所在，即不理解货币资本的真正作用。除以上内容之外，马克思在阐述“只有处于直接的社会形式的商品才具有一般的社会的相对价值形式”时，还延续着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性的揭示：“对于把商品生产看做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小资产者来说，去掉与这种形式相联系的缺点，特别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这种社会主义连首创的功绩也没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在今天，这并不妨碍这种智慧以‘科学’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开来。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因为‘缺乏概念的地方字眼就及时出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5页注释2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在《资本论》德文第1卷正式出版前，马克思曾于1865年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的请求，写了一篇对蒲鲁东盖棺论定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某种程度上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作（注：马克思在1865年3月15日《关于不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说明》中指出：“蒲鲁东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约我写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很快把文章寄了出去，不过利用这个机会，我现在在他自己的报纸上说明，‘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都违背‘简单的道德感’，而蒲鲁东在政变以后向路·波拿巴的献媚是‘卑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1卷，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但它对蒲鲁东一生思想的评述还是较为全面而客观的。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以蒲鲁东主要著述为主线，评述了他不同时期的思想。马克思首先谈到的是《论通用文法》一文，他认为蒲鲁东把语言学方法应用到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研究中的构想是幼稚的，这“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注：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6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评价并不意味着对蒲鲁东的彻底否定，相反，这种几乎贯穿了蒲鲁东一生之中的“狂妄”态度至少在最初的研究中还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它使得蒲鲁东敢于质疑和挑战现存的一切制度乃至最为神圣的事物，《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这部著述，马克思的态度始终是肯定多于批评：“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勇气，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知性时使用的机智的悖论，毁灭性的评论，辛辣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注：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16～17页。《什么是财产？》与《什么是所有权》是同一部著作。）与此同时，这种“狂妄”也使得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所贯穿的真实的热情最终被“虚浮的狂热”所代替：“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注：同上书，21页。）
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和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极为肤浅、有时是带有小学生式的认识，蒲鲁东的众多著述充斥着各种谬误，以至于马克思对它们作出否定的评价。《论蒲鲁东》一文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谈论这一点，诸如：《什么是所有权》在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史中几乎是不值一提的；蒲鲁东不但没有看到历史本身已对旧的所有权关系所作的批判，反而将现代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关系推广到所有的社会形式中，并对它加以批判；蒲鲁东未能超过布里索在18世纪就已提出的观点，因为他把现实形态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即生产关系同作为法律概念的所有权混同了起来；蒲鲁东荒谬地把经济范畴视作先验的和永恒的观念，因而就陷入了思辨哲学的幻想，并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立场上；蒲鲁东始终没有准确地理解交换价值，只是把带有空想主义性质的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误当作一种新科学的基础；蒲鲁东误将生息资本看作资本的主要形式，试图以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废除作为改造社会的基础的做法，不过是停留在17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水平上的小市民的幻想，以至于他竟弄到被巴师夏击败的地步，等等。
在评述蒲鲁东经济学著述的过程中，马克思必然要提到蒲鲁东研究经济学的哲学方法，即仿照黑格尔的“矛盾”构造出来的系列辩证法。他指出，蒲鲁东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这是由其小资产者的立场所决定的——由于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方面总是呈现出两面性，即权衡“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因而他们在政治、宗教、科学、艺术、道德乃至一切事物上都采取这样的思维方式。但是，蒲鲁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极为肤浅的，他从来不懂得真正的科学的辩证法，只是在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时，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发手段来代替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罢了。不仅如此，这种矛盾性和双重性还体现在蒲鲁东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中。
总的来说，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主要是从蒲鲁东的阶级立场即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出发来评述其思想的。在他看来，这种立场虽然带有一定的进步性，例如它促使蒲鲁东进行社会革命并彰显出法国资产阶级精神支柱的薄弱和有助于法国思想界扬弃对宗教的极度信仰等，但它给社会革命实践带来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上述好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会使人们很容易制造自相矛盾，根据具体情况将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形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悖论，从而导致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对小资产者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动力即虚荣心，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和成功、一时的荣耀和风头，卢梭式的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哪怕是表面妥协的简单道德感在他们心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蒲鲁东在《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中竭力地向路易·波拿巴献媚，把他塑造成符合法国工人“口味”的英雄人物，在《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Si les traités de 1815ont cesséd’exister？Acts du future congrès）中厚颜无耻地迎合沙皇的做法，都是最有力的证明。鉴于此，马克思极力反对将蒲鲁东和卢梭进行对比评价的做法。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和蒲鲁东之关系的演变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与蒲鲁东的关系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历程之中。在上述过程中，《哲学的贫困》一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更奠定了马克思之后对蒲鲁东进行全面清算的基本框架和分析视角。这一结论为本书的选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也要求研究者在对《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进行对比研究时，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和蒲鲁东各自的思想演进历程、二者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去考察，尤其要呈现出马克思囿于文本的批判性质而未能充分展开的、秉承之前研究成果的思想内容，以及《哲学的贫困》中的思想“萌芽”的“萌发”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研究、评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