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道德的本质问题上的对立

在道德的本质问题上，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认为道德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一定的道德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则从唯心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否认经济社会对道德的决定作用，认为道德是与生俱来的良知。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观念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34页。）。李大钊认为：“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133页。）

陈独秀认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他在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与孔子思想形成的关系时指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和孔子祖述的尧、舜思想，都是完全根据家族主义，所谓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君臣，与夫教孝祭祀，无一非家族主义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学说思想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绝非偶然之事，乃是中国的土地气候造成中国的产业状况，中国的产业状况造成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造成孔子以前及孔子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75~76页。）

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从唯心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否认经济社会对道德的决定作用，或者认为道德是人的主观臆造，或者认为道德是与生俱来的良知。

胡适的实用主义道德观认为，真理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真理没有客观性，只有主观的有用性，有用的时候是真理，没有用的时候就不是真理了。在他看来，道德是人创造出来的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其价值在于可以增进人的福乐，有此功用就可以作为道德，没有此功用就可以抛弃掉。“三纲五伦”在古代被当作真理，是“因为这种话在古代宗法的社会很有点用处”；后来时势变了，古代的“天经地义”就不适用了，就变成废话了。（注：参见《胡适文集》，第2卷，223页。）他还认为，道德评价的结果是以道德评价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康有为，他说：“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注：《胡适文集》，第2卷，552页。）

梁漱溟依据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阐发了“意欲”的人生哲学。他认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意欲”是人生、宇宙的“最初本因”，由“意欲”产生并支配“感觉”，属于唯心主义观点。对于道德的本质，梁漱溟认为一切美德都是“自内发的直觉而来”的，“人类所有的一切诸德，本无不出自此直觉”。（注：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直觉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本能，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不学而能的良能就属于直觉。他说：“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的支配，实在说不上来‘为什么的’。你一笑一哭，都有一个‘为什么’，都有一个‘用处’吗？这都是随感而应的直觉而已。那孝，也不过是儿女对父母所有的一直觉而已。”（注：同上书，139页。）他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为例说：“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其为直觉是很明的。为什么对于一桩事情，有人就恻隐，有人就不恻隐，有人就羞恶，有人就不羞恶？不过都是一个安然不觉，一个就觉得不安的分别罢了。这个安不安，不又是直觉锐钝的分别吗？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所以唯一重要的就在直觉敏锐明利，而唯一怕的就在直觉迟钝麻痹。所有的恶都由于直觉麻痹，更无别的原故。”（注：同上书，132页。）顺从孟子为“人性善”辩护的逻辑，梁漱溟认为，人在实际生活中之所以没有时时处处表现出美德，是因为理智、私欲、习惯等因素钝化甚至排斥了直觉。

蒋介石认为：“‘德’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赋有的德性”，“人本是一个争生存的动物，但因为人类进化，生命就有了一种向上的冲动，利他的冲动，存之于心便是‘德’，施之于物便是‘善’。故‘德’贵自觉，而‘善’贵及人。自觉就是‘明德’，及人就是‘至善’”（注：罗国杰：《中国伦理思想史》，下卷，1018页。）。他认为修身就是“明德”，就是“致良知”。他说：“良知是我们个个人都有的东西，天地父母生我们下来，是一个人，凡是一个人，一定都有良知。我们能够知道善善、恶恶，能够知道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可以做得的，那个是做不得的，这就是良知。”（注：同上书，10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