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的对立

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否认经济社会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甚至主张道德对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代表人物蒋介石固守唯心史观，主张“人类求生存的意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全部历史即是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载，不仅仅是物质，也不仅仅是精神，所以惟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32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他认为：“人类求生存的意志和努力足以推动社会的进化，而中外古今所有革命的事业唯有依于人类求生存的天性而出发，才能解决当前问题，增进人群幸福，促进世界大同。”（注：同上书，327页。）

张东荪认为，道德与经济之间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他说：“苟有文化，则必须同时有道德、经济、政治、学术等等，各方面相倚相关以成其全也。”（注：张东荪：《道德哲学》，600页。）在他看来，道德和经济是社会文化整体中的两个“相关相联”、“互有照应”的方面，不存在“制裁”即制约关系，不存在由谁“产生”、为谁“产物”的问题。张东荪认为，诚与仁是“道德之最初基本”、“道德之本源”、“道德之胚胎”，此“基本道德不能谓其再由他物所生。例如唯物史观谓道德处于经济制度。吾诚不知对己之‘诚’为何种经济制度所产生，对人之‘恕’为何种阶级所制造。在吾以为无对己之‘诚’则任何经济制度皆无由建立，无对人之‘恕’则任何社会组织无由成就。故此种基本道德为一切经济、政治、学术等所必须挟以相俱者，而绝非经济、政治、学术等之所产”（注：同上书，607页。）。张东荪认为文化就意味着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道德即文化之最重要方面也”（注：同上书，616页。），道德的地位高于经济、政治等；“人类之何以必须有文化，何以必须有道德”的问题是超越于经验之外的，是不能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答案的。

贺麟认为道德是经济的主宰，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道德观念的支配，“就经济的性质和意义论来，经济就是为人力所决定的东西，为人类的理智和道德的努力创造而成的东西。由此足见一切经济或一切金钱，其背后均有道德的观念和意识的作用在支配它，更足见经济即是理智的和道德的产物，故即所以代表能产生此经济的主人公的意志、思想或道德观念。经济既是代表它背后的主人公的意志、思想或道德观念的工具，故有时一个人的行为虽表面上好似受经济的支配，而其实乃是受那经济背后的主人公的意志的支配”（注：贺麟：《文化与人生》，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他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决定道德的思想是浅薄的，受经济所支配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受道德所支配的经济才是真正的经济。他说：“就思想与道德的本质言，思想为理性的规范所决定而不受物质条件的决定。为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也许是感觉、意见、情欲，而不是理性的思想。真正的道德行为乃为自由的意志和思想的考虑所决定，而非受物质条件的决定。为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行为，只是被动的、茫昧的、奴役的行为，非真正的足以发展个性、扩充人格的道德行为。”（注：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42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主张经济对道德具有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3~664页。）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就有什么样的观念形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恽代英认为，“经济压迫为国民道德堕落的主要原因”，“经济改造为国民道德改造的重要途径”（注：《恽代英文集》（上卷），360页。）。

瞿秋白把道德放在人类的整个文化创造、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中加以考察。他说：“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和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注：《瞿秋白选集》，1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瞿秋白认为，文明是人类劳动的创造，是在人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文明表现为技术，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

陈独秀认为，人类社会中包括精神在内的一切现象都在变迁、进化之中，“一种社会产生一种学说”，社会发生变化，学说也随之变化。道德意识虽然是“最难改造的”，但也必然发生改变，“盖未知道德之为物，与真理殊，其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156页。）。“半野蛮开化时代，有半野蛮开化时代之道德（如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是）；文明大进时代，有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如平等、博爱、公共心等是）。”（注：同上书，190页。）陈独秀认为，社会现实对人的道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他举例说，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人，“无论如何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生活能够不受资本主义支配吗？”（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77页。）陈独秀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状况之后指出，私有制与道德堕落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445页。）。他在论述经济独立对个人独立的决定作用时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32~233页。）

李大钊认为，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道德属于社会的表面构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决定道德的发展；社会的弊病来源于经济组织之不良，如果社会的经济组织从根本上被改造，人们的精神也会发生根本的改观。他主张社会的经济改造与人的精神改造协同进行，“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23页。）。

王亚南认为，无论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无论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道德规则、伦理情谊，每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都是特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并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任何形态的伦理情谊都不是抽象的、超社会超历史的。“一个社会的观念形态或伦理哲学，不但是适应这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和其社会关系而产出的，同时还是作为纲维这个社会关系的秩序而作用着的。一旦物质条件改变……一旦适应那种物质条件的社会关系改变……则以前在前一社会发生，并用以纲维前一社会关系秩序的诸种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即使名辞还保留着，概念的内容却会大变的。”（注：王亚南：《社会科学新论》，10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解决道德问题不能局限于道德自身，而要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造、合理社会关系的建立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