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上的对立

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上，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主张辩证看待二者的关系，不能把自由绝对化，要看到社会对于人的自由的限制，在认识客观必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自由创造性。而地主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家则主张绝对的自由论。

胡适主张“创造的人生观”，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没有客观性质，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创造的。“人生的意义全是各人自己寻出来，造出来的：高尚，卑劣，清贵，污浊，有用，无用……全靠自己的作为。”所以，“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注：《胡适文集》，第4卷，625页。）。人生的价值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人的创造力的形成、发展、发挥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胡适的“创造的人生观”仅仅把人生价值与人的主观意志联系在一起，显然是陷入了唯心主义。

瞿秋白认为，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任何个人的意志都不是自由的；自由不是普通想象的那样可以脱离规律束缚而为所欲为，而是在于能够发现、掌握和利用规律。因此，“意志自由”其实是“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注：《瞿秋白选集》，116页。），“人的意志愈根据于事实，则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于事实，则愈不自由。因为不知因果律，便无从决定行为，只有孤注一掷的赌博的侥幸心，而绝无所谓自由意志。‘自由’实在是能克制自然及自己，然必以知悉自然的必要为根据；所以‘自由’本是历史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注：同上书，117页。）。以此为依据，他认为个人的思想观念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时代环境中孕育的，一个人创造不出他的时代没有的问题，解决某个时代的问题只能用当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的手段。如人的道德善恶和所谓“义务意识”，从来都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是完全建立在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的。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并不否定个人的价值。他指出，“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326页。）。二者不可分割，社会是个人集合而成的，个人是社会集合中的分子；离开了个人就无所谓社会，离开了社会也无所谓个人。由此出发，他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矛盾的，“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注：同上书，327页。）。他指出，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才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才是秩序。

张岱年将“义命合一”作为一项生活原则，“义”是应当、理想，“命”是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必然。人一方面要适应环境，即“义”应顺应“命”，否则就不能生活；另一方面要改造环境，即“义”应改造“命”，否则就不能很好地生活。人要有理想，理想能够使人做出没有理想的人做不出的事情。理想必须以现实为根据，同时要以变革现实为目标；不能因“命”忘“义”，而应以“义”易“命”，认识自然的限制，进而打破自然的限制，不要因一时的限制而放弃应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