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丝绸之路：从历史到未来
3.1 古代丝绸之路——从陆路到海路的发展轨迹
3.1.1 宝贵的世界遗产
丝绸之路这一专用名词，最早是于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第1卷）中提出的。他将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进而通往希腊、罗马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陆上交通线路，称作“丝绸之路”。2014年6月22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它将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四种文化体系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交融在一起，近两千年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对西方的文艺复兴、航海时代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首先被开辟并畅通往来是在中国西汉年间，后兴盛于隋唐，衰落于明清。在不同时期，由于中原政局动荡、边疆民族迁徙等因素的影响，丝绸之路出现了不同的线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越过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西亚地区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的贸易通道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道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西北、西南丝绸之路被统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从我国的东北、华北起到蒙古高原，再穿过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大草原最后到咸海、里海一带，横贯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东西交通线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从陆上西南丝绸之路以南的一段开始，经过我国的泉州、广州等沿海港口出海，到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再通到波斯湾、红海地区的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3.1.2 丝绸之路的形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丝织技术的国家，是丝绸的故乡。据古书《穆天子传》记载，最早将丝绸作为国礼出访各国的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的周穆王。从陕西西安出发，向西长途跋涉，到达了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将包括丝织品在内的礼品馈赠给沿途国家的主人。公元前5世纪前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大月氏、塞人、羌人等游牧民族，已将丝织品贩运到欧洲的古希腊王国，开辟了中原经由草原地区通往西域的贸易之路。秦统一六国后，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恢复生产，统一度量衡，畅通商路，使得秦朝的商业贸易远至西域、中亚一带。然而，真正成规模、畅通的丝绸之路，是在汉代形成的。当时，中国境内形成了三条丝绸之路，即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东北、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
1. 西北陆上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首创中国历史上和亲政策的先河，将皇室女儿嫁于匈奴冒顿单于，“汉与匈奴约为兄弟”，双方“通关市”。汉朝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使双方人民都能得到实惠。西域各国也主动和汉通商，丝绸贸易十分繁忙。汉武帝时期，占据河西地区的匈奴从地势上对汉王朝尤其是京都长安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三次出征大破匈奴，历时32年。通过在河套地区移民屯田，把中原和天山以南的老农业区以及中亚、西亚的农业区连接起来，广设驿站等配套设施，为往来贸易的商贾提供了方便的食宿条件，也为贸易提供了补充的物资，拓宽了丝绸之路。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联合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张骞没有联盟成功，但熟悉了西域诸国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交通路线，为中原提供了了解西域各族的丰富资料。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攻击匈奴。因乌孙内乱，无意东归，结盟目的又没达到，但张骞的随从副使分别到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访问，扩大了汉朝的政治影响。汉朝还在敦煌到盐泽（今罗布泊）之间设立了交通亭站，并在轮台和渠犁等处屯田，设置使者校尉，保护汉与西域诸国之间的交通要道。
汉朝通西域后，西域大批使者和商人来内地通商。历史记载，当时去西域的南北两道上，已有不少西域商人，西域各国派出的政治使者也是兼营商业的商人。楼兰是中国丝织品转运和销售的市场，从楼兰经天山南道传入中亚乃至欧洲。中原输出的有丝织品、漆器、铜器、玉器和装饰品等，丝绸是主要商品。由于广泛的影响，西域人民自己也开始从事丝绸买卖，经过辗转交换，远销至中亚乃至欧洲。西域各地的农作物种子、蔬菜、瓜果以及皮、毯、毛织品等生活用品和夜光璧、明月珠等奢侈品也相继传入中原，还有音乐、舞蹈、乐器等。
2. 西南陆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4世纪汉代开辟了“蜀———身毒道”，蜀指代四川，身毒指代古印度。西南丝绸之路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至印度，通常被称为滇西“西南丝绸之路”。它比西北丝绸之路早两百多年，也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川滇段有两条：一条走“古牦牛道（零关道）”，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到达会理以后，折向西南渡金沙江至云南大理。另一条是从成都出发，经宜宾后沿秦代开凿的“五尺道”南行，折入横江河谷至云南昆明、大理。两条路在大理回合后，经腾冲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出发分水陆两路到印度，进而从印度通往中亚、欧洲。
西南丝绸之路之所以成为一条郡县相连、驿站相接的国际商路，与汉朝的苦心经营密不可分。汉武帝听到张骞从西域归来的汇报后，于公元前105年从内地广征士卒壮丁到滇西大规模地开凿从洱海西去的“博南道”，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才筑成这段官道驿站，使西南丝绸之路进入繁荣的极盛时代，成为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通过“古西南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源源不断地输出，输入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
3. 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远销至大秦（即罗马帝国），但要经过亚洲西部古国安息（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商人转销。罗马人希望找到抵达中国的海上通道。为此，汉代在东北、东南沿海地区开辟了新的航线。汉代海船自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往南，经南海、通过马六甲海峡向印度洋航行，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是这条海上贸易之路的重要中转站。中国在此处可购得珍珠、碧琉璃、奇石异物等西域产品，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等产品则在此转运到罗马，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在当时成为罗马帝国上层社会竞相追求的奢侈品，丝织品的价格暴涨。在奥理略时代（公元270—275年），一磅丝绸价值一磅黄金。由于大量购买中国的丝绸，罗马贵金属货币不断流出，曾造成严重的国库虚竭。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普林尼估计，当时每年约有价值相当于今天2000万美元的黄金从罗马帝国的国库支出，以平衡对东方贸易的逆差。其中须付给印度每年5000万个古罗马小金币（折合1870年的1.05亿金法郎），付给中国的罗马金币约3500万至1亿个。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汉朝中央政府统一的货币也大量流行于西域。半两钱是新疆发现的最早的汉币；和田发现的“汉佉二体钱”是种无孔、无周廓的圆形钱币，有大小两种，正面用篆体汉文标明币重，反面中心作马形和骆驼形图案，周围环以佉卢文，为于阗王姓名、年号。佉卢文是当时于阗一带兄弟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币面兼用汉文，说明当时于阗人民与汉族人民在经济上的联系相当紧密。
3.1.3 丝绸之路的兴衰简史
丝绸之路形成于汉代，发展与繁荣于公元6世纪的隋唐时期，衰落于清朝。
1. 隋朝首创万国博览会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接受了尚书左丞裴矩的建议，派军击破吐谷浑，开拓疆域，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捍卫了丝绸之路的通畅，客观上顺应了汉、吐人民长期交往融合的历史趋势，并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裴矩曾撰写《西域图记》三卷，序言中详细记载了从敦煌到地中海东岸的三条道路，其中的中路和南路，即为自汉以来所称的“丝绸之路”；而北路①则是在魏晋南北朝、隋朝时兴起的新路，客观上反映了我国与西域国家贸易与经济交流的持续发展。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亲自率40万大军西巡，从京都长安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西域27国君主与使臣分别前来朝见隋炀帝，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纷纷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并巩固丝绸之路，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留下佳话。随后，隋朝还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万国博览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国家的相互贸易。
2. 唐代陆海丝绸之路大发展
唐政府对丝绸之路的交通高度重视。唐宰相贾耽所记通往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道路共计七条。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由于高昌国阻断了西域的通路，唐太宗派军大败高昌军队，在高昌设置了西州府和安西都护府。将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二十几国置于安西都护府的管辖之下。武则天时代，在当时的庭州设立了北庭都护府，以北庭都护府统治天山北路，以安西都护府统治天山南路。通过设立地方政府，加强军事保卫，使得丝绸之路保持畅通。此外，唐政府发展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强化汉朝建立的驿传制度②，开辟更多的交通路线。驿传制度不仅在中原内地十分发达，而且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丝绸之路上也十分完备。唐高宗显庆二年，大将苏定方击败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后，首先做的事就是“通道路、置邮驿”（《资治通鉴》卷200）。
唐朝的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为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奠定了基础。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向中亚、西亚和欧洲传播了东方文明，彰显了自中古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地位。当时在中国经商的西域商人特别多，唐天宝年间留居长安的胡客超过4000人，在长安西市专门开设了胡市，交易西域货物。
唐朝中期（8世纪），大唐帝国爆发了“安史之乱”，迫使唐王朝的势力退出西域地区，陆上丝绸之路中断。随着国内经济中心由北方转向南方，丝绸之路也由陆路为主转向海路为主。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是自登州（山东蓬莱）海行至高丽的渤海道；另一条是自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至阿拉伯。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外贸易、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外部原因。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及其采取的促进对中国的贸易的措施，成为唐代丝绸之路繁荣的一大推手。公元750年，阿巴斯王朝建都巴格达，大食帝国已将它的领土扩展到整个阿拉伯半岛，并控制了红海、波斯湾到印度、中国的海上商路和横贯亚洲大陆从中国到君士坦丁堡的丝绸之路。大食国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彼此都进行交流，在巴格达甚至开辟了转卖中国货的市场。大食帝国的一批重要工商业城市的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中国的贸易，比如巴格达的造纸业、丝织业和陶瓷制造业，无论原料、工艺还是工匠都来自中国。因此，大食帝国高度重视与中国的贸易，沿丝绸之路经营大商路，发展出一套严密的道路系统，以适应商业的需要。大商路以巴格达为起点，穿过伊朗高原，经布哈拉、撒马尔罕到中国西域南道的商业中心喀什葛尔（古代疏勒），从河西走廊抵达黄河流域。此外，大商路还从巴格达向东南延伸至巴士拉，连接霍尔木兹、波斯湾，向南到红海沿岸的西拉夫，使阿拉伯商人能够由此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再到中国南方沿海的广州、杭州、泉州和扬州，将海上丝绸之路和大陆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3. 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主流
宋代，中亚和西域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北方频繁发生战乱，经济重心南移，丝绸之路贸易逐步退化为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边境互市贸易。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安全、运载量大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贸易路线多达数十条，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取代陆路成为中国与外国经济贸易交往的主要渠道。宋代的海路对外贸易伙伴有日本、高丽、真腊（柬埔寨）、占城（越南中南部）、麻逸（菲律宾）、渤泥（加里曼丹岛）、三佛齐（苏门答腊）、天竺（印度）、细兰（斯里兰卡）、罗斛（泰国）、大食（阿拉伯半岛）等五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品主要是传统的丝绸制品与适合海路大批量运载的瓷器。
4. 大一统时期的鼎盛
蒙元时期，中西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绸之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和元朝，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并在大蒙古帝国疆域内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庞大的驿站系统。蒙元时期，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丝绸贸易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
丝绸之路贸易的范围空前扩大，无须任何贸易中转站，元朝与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北部的俄罗斯、马札儿（匈牙利）以及非洲都有直接和经常的经济往来，建立了大一统的市场网络体系。除了传统的丝绸商品外，元代还出现一些新的纺织品种、生丝、瓷器、大黄的出口。元代广泛使用“中统宝钞”、“至元宝钞”等纸币，这些纸币无论功能还是制度都已经超过了唐宋的水平。元代对境外分封诸王赏赐、中亚及欧洲商队贸易和进贡都用纸币支付。马可波罗详细记述了纸币的制造发行、种类、管理、回收等几乎全过程。虽然纸币仅限在元朝境内使用，但对中西方贸易仍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以后，印度和伊儿汗国都曾模仿中国发行纸币。
5. 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路途的艰难与中亚的动乱，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通道，基本上成为一种外交性的礼仪联系手段。明永乐五年（1407年），帖木儿帝国中断了和明王朝的商贸往来，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侵，明代修筑长城而且闭关自守，导致陆上丝绸之路衰落。
相反，海上丝绸之路在明代有了新的发展。1405—1433年的28年中，明成祖为了宣扬大明威德，派郑和率领200多艘船，2万多人，七次下西洋，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强化了经济文化联系。郑和的船队带去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载回一些中国所缺的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五年（1696年），大清帝国打败了西藏达赖五世和沙皇支持的噶尔丹，后来又消灭了阿睦尔撒纳分裂势力，安定了西域。乾隆皇帝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此后，以中原经济实力作后盾，新疆对费尔干纳、帕米尔、浩罕（今日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汗国（今日的塔吉克斯坦）的边境贸易几乎持续繁荣了整整一个多世纪。这一时期，世界经济进入工业革命和海洋时代，中国通过西北陆路与中西亚、南亚和欧洲的经济文化联系，已经极其脆弱和狭窄。19世纪中叶沙俄吞并中亚3国，在我国西北边疆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后，导致西北边疆贸易彻底结束。中国陆上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历史运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枯竭了。
西方列强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登陆中国沿海城市，发动了鸦片战争，侵略和掠夺中国，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在这条海路上，西方国家廉价的工业产品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的商业、手工业、原材料生产业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西方的现代工业、教育、文化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涌现出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推动中国结束封建社会，开始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艰难探索。
3.1.4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复兴
1. 欧盟的新“丝绸之路”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启动为期十年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成为最早推动并实施复兴“丝绸之路”计划的国际组织。199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份由欧盟提出的名为《没有出海口的中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及其邻国的过境运输体系：现状和未来行动方案》的文件，旨在帮助中亚和南高加索的新独立国家获得除过境俄罗斯领土之外的更多的出海口，以加速其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这份文件提出的欧洲—高加索—亚洲交通走廊（简称TRACECA）被称为新“丝绸之路”，即通过铁路、公路和管道等现代交通设施连接的，横贯亚洲抵达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中亚国家积极利用TRACECA项目资金、国外投资和贷款改造与修建铁路、公路及管道，改造里海港口，期望借助于构筑新“丝绸之路”来恢复中亚在历史上曾经扮演的东西方纽带的角色，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与繁荣。例如，2001年哈萨克斯坦建成田吉兹——新罗西斯克石油管道，为哈萨克斯坦过境俄罗斯出口石油增加了一条重要的渠道。乌兹别克斯坦实现了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铁路在本国领土上的连接，基本上建立起本国统一的铁路系统。1996年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开通捷詹——谢拉赫斯——马斯哈德铁路，使中亚五国获得了经过伊朗抵达波斯湾的出海口。1998年吉尔吉斯斯坦还正式提出“丝绸之路外交”学说。该学说主张吉尔吉斯斯坦以参与TRACECA项目为契机，致力于发展与“丝绸之路”地区国家的交通、经贸和人文合作，以期发挥东西方、南北方国家之间真正的友谊与合作桥梁的作用。
2. 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自古以来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国家，面对欧洲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演讲，殷切建议东盟国家同中国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勾画出了“一带一路”概念的雏形。随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出访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阐释这一长远构想的战略内涵和重要意义，寻求共识。从此，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表3—1给出了2014年习近平、李克强出访各国谋求共识的谈话内容。
“一带”（即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国西安为起点，向西经甘肃和新疆，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经黑海进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最终到达西欧各国。
“一路”（即指海上丝绸之路）从我国东南沿海出发，经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通过印度到达非洲，经肯尼亚、索马里、也门进入红海，途经沙特、苏丹、埃及，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与西欧各国相连。
除上述狭义沿线外，“一带一路”还辐射到周边的多个地区（见图3—1）。
包括中国在内，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构建起世界上跨度最长与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它覆盖44亿人口，GDP规模达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与29%，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全球的24%。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密切，双边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近10年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是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一大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立足于构建跨国经济合作的新模式。“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仅仅局限于沿线国家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而是涉及要素流动、制度建设、人文交流的深层次、全方位的互联互通，目标是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与欧盟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特别强调继承和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留下的精神遗产。和平、包容、合作、互利是丝绸之路遗产的精髓。秉承这一丝绸之路精神，中方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四要原则”，即中国与周边国家要坚持世代友好，做和谐和睦的好邻居；要坚定相互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要大力加强务实合作，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要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
注释
①也称天山北路,由伊吾(今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等部而至拂菻国(今叙利亚)。
②中国古代由政府设置,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等使用的交通组织系统被称为驿传。驿传制度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秦时,已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驿传机构。汉代时,以车传送称为“传”,以马传送称为“驿”,以步递送称为“邮”。汉代还在主要交通要道上设驿,通常每隔三十里设一驿,为过往人夫马匹提供食宿草料,类似于今天高速公路边的服务区。一般道路沿线设亭和邮,亦可食宿。通常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驿、亭、邮层层分级,可将文书诏令迅速送达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