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和释仁：“仁学”的新诠释

近日，在阅读《论语》中，结合我的人生阅历和体悟，我对儒家的“仁学”有两点新认识。

（一）“仁”是一个流动的哲学范畴

每当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发生重大转型时，哲学家总要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对“仁”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哲学反思，并对它作出新的诠释。一部儒学发展史，实际上是对儒家“仁”范畴及其衍生概念的不断诠释的过程。从古至今，在中国哲学史上，我认为对“仁”作出过三次重大的哲学反思和诠释。

第一次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以孔子、韩愈为代表，以“博爱”诠释“仁”。

据有人考证，在殷商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中，尚未出现“仁”字。“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尔后，在《诗经》、《国语》和《左传》中，“仁”字曾多次出现。这些古籍中的“仁”字，多从道德人格和治国之道上立论，尚未形成系统的仁学思想体系。随着西周末年宗天神学的衰落和人本主义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从宗天神学中发现了“人”，孔子才第一次把“仁”上升到哲学高度，构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仁学体系。

何谓“仁”？孔子释曰：“爱人。”“仁者爱人”就是每个人心中要有“他人”，要求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亲爱他人、尊重他人，做到与他人友善，不损害他人利益。

唐代韩愈本于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对唐代以前儒家的各种“仁”说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了“博爱之谓仁”（《原道》）的哲学命题。

第二次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以程颐、谢良佐、王阳明、王夫之、戴震为代表，以“生”（“生理”或“生意”）诠释“仁”。

北宋以降，随着儒、道、释三家合流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儒家在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过程中，不管是理学家还是实学家，都把“仁”从伦理道德概念提升为本体论和境界论范畴。这是一次重大的理论飞跃。他们认为“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他们强调“仁”的形而上学性，以“生理”或“生意”揭示“仁”的内涵。

理学家程颐认为“仁”源于天道之生生之理而具于心，“心譬如谷种，生人之理便是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程门弟子谢良佐指出：“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痺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上蔡语录》）

心学家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

明清之际实学家王夫之亦以“生理”释“仁”，指出“仁者，生理之函于心者也”（《张子正蒙注·至当》）。清代大儒戴震发挥《周易》的思想，亦肯定“生生之谓仁”。在他看来，自天道而言，“气化流行，生生不息”；自人道而言，“在人为其生生不息”（《原善》卷上）。

第三次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旋律。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根据时代精神，融合中西文化，以“通”诠释“仁”。

康有为认为“仁”并不只限于“仁者爱人”这一古老含义，肯定“仁”是“与民同之，自由平等，乃孔子立始之本”（《中庸注》）。将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观念纳入“仁”的内涵之中。

谭嗣同发挥《周易》的“泰者，通也”的思想，撰写的《仁学》一书，就是采取以“通”释“仁”的方法，建构了一个反映中国近代社会需求的“通的哲学”。在他看来，“通之象为平等”。“通”相对于“塞”而言，含有平等、开放和流通之意。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和名教观念作怪，造成了中国社会中外、上下、男女内外和人我之间的闭塞不通。所以，要想打破这种闭塞关系，就必须提倡人间的平等与沟通。他认为“通”之义主要有四：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只有在中西方之间推行“通学”、“通政”、“通教”、“通商”，方可拯救中国，这是最大的仁政。谭嗣同的“通的哲学”，是以西方传入的“以太说”为理论根据的。他说：“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远，鬼神之冥，漠然将以仁通之，况同生此地球而同为人！岂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由此可见，康有为、谭嗣同的“通的哲学”，从本质上是中国近代反对封建名教和发展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

（二）以“和”释“仁”的新“仁学”

回顾历史，旨在现实。今天，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面对着工具理性精神的扩张和商品意识的泛化，面对着全球化的金融危机，面对着人类精神和人格的严重分裂，面对着人类价值迷惘和“自我”丧失，人们不能不严肃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人？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如何找回真正的“自我”？如何构建人类生存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要回答这些时代课题，除了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寻找答案外，还可以从理论上通过对儒家的“仁学”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诠释，获取有益的文化资源和人生智慧。我们不能停留在前人对儒家“仁学”的诠释上，应在前人以“爱”释“仁”（“博爱之谓仁”）、以“生”释“仁”（“生生之谓仁”）和以“通”释“仁”的基础上，注入现代社会的和谐精神，提出以“和”释“仁”的新“仁学”，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供哲学根据。

那么，什么是以“和”释“仁”的新“仁学”呢？在儒家经典中，“仁”这一概念，内在地蕴含有“自爱”、“亲亲”、“仁民”、“爱物”四个内容。这里，不仅有人类之爱，也有宇宙之爱，既含有社会伦理，也含有生态伦理。“仁爱”是一个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由近及远的生生不息的流通过程。据此，我认为以“和”释“仁”的新“仁学”应分为四个理论层次。

第一个理论层次，是以“自爱”、“自尊”为内容的“修己之学”（或“为己之学”），打通人的“心”与“身”（或“灵”与“肉”）之间的闭塞，从而构建“心”与“身”的和谐境界。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得到了较大提高，但人们的幸福指数和快乐指数却大大地下降了。现代人失去了心灵上的真正快乐，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严重失衡，即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人生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人的精神与心灵却不断地被压抑、被扭曲、被异化，人的精神家园的失落已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在奢华的物质与迷惘的精神之间，在人的感官与心灵之间，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是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价值迷惘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空虚症。人们如同天空中的风筝随风飘荡，不知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整天过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浑浑噩噩的生活，缺乏一种充满乐观、发奋忘食、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不少人相信钱挣得越多越好，按照“四十岁以前拼命赚钱，四十岁以后以钱养病”的人生怪圈生活，结果是赚了不少钱，可是亲情、友情失落了，身体也搞垮了，落得一个“英年早逝”的可悲下场。这叫作“四十岁现象”。人如果终日沉溺于“美食”、“美色”和权势之中，不仅会使自己陷入“玩物丧志”、“玩人丧德”（《周书》）的泥坑，而且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社会弊病丛生。他们以吃喝玩乐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和幸福，一生“跟着感觉走”，追求“饱口福”、“饱眼福”、“饱耳福”、“饱艳福”，声称“过把瘾就死”、“做鬼也风流”，这就完全颠倒了感官与心灵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有些人由于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极度膨胀，只注意建构自己的物质家园，而忘记或忽视了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结果把自己塑造成“物质世界的富有者、精神世界的贫血儿”。这是一种畸形人格。这种畸形人格，主要有两种：一是“权力型人格”，二是“市场型人格”。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贪污腐化、利欲熏心、道德败坏，就是因为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和权力观。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德”字；他们什么都不少，就少一个“魂”字。他们是一群没有灵魂、被物化了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以“自爱”、“自敬”为核心的儒家的“修己之学”，按照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人生价值取向，教育国家官员遵循“不仕无义”的为官之道，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切实加强道德修养，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将自己修养成具有崇高人格和远大理想的人，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到这些，“权力型人格”便可转变为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另外，教育企业家胸怀远大理想，站在“社会公民”的立场上，在财富获取上，按照孔子提出的“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的价值观行事；在财富使用上，按照孔子提倡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念行事。做到这些，“市场型人格”便可转变为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从而将物质的“我”与精神的“我”有机统一起来。儒家提倡的“自爱”、“自尊”的“修己之学”是超越功利主义的道德境界，是人类“心灵环保”的理想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性的“真”、“善”、“美”实现了和谐统一。“仁学”所蕴藏的“真”、“善”、“美”，可以为现代人的“心灵环保”提供精神资源，为实现“心”与“身”的和谐提供有益的启示。这才是人类获取真正价值和人生快乐的精神源泉。

第二个理论层次，是以“亲亲”之爱沟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和谐家庭。

在个体“自爱”、“自敬”的基础上，进而要求由“自爱”、“自敬”推展到爱、敬自己的父母兄弟及家族，这是“亲亲”之爱。“亲亲”之爱，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至纯至真的爱。家庭所以不和、“亲情”所以失落，是因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不通。家庭主要有三对矛盾：父母与子女、兄（姊）与弟（妹）、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如果能真正做到儒家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和“夫义妻柔”，就可以打通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就能够构建平等和谐的家庭。

在现代社会中，严重存在的“虐待老人”和“亲情”失落、“啃老族”和“代沟”等现象，都说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是不通畅、不和谐的。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文明病”，也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每个人从上学开始，特别是走上了工作岗位之后，由于工作压力和激烈的竞争，整天为学业、工作和事业的成功、为构建自己的物质家园（结婚、成家、购房、买车、追求高档物质享受等），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经过多年的个人奋斗，事业可能成功了，但是却失去了人间最真贵的东西——亲情。

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告诫人们，父母的生日和年龄不能不时刻记在心里。一方面为其长寿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其日益衰老而恐惧。请现代人想一想，你的父母的年龄记住了吗？也许存款密码、手机、电话号码、孩子的生日以及情人的生日等你都牢记在心，而父母的生日和年龄你却抛在脑后，即使记得，在生日那天也没有任何表示。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之爱如同春晖一样广阔，儿女的“寸草心”即使竭尽心力也难以报答父母恩情的万分之一。事业成功了，家庭却破碎了。有一位企业家，当母亲病重临终时，因为正在外地谈生意，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事业成功了而他的母亲却未能分享他成功的喜悦，再多的财富也无法弥补这份珍贵的“亲情”。为此，每每想起这件事他就责备自己，终生遗憾。为了构建和谐家庭，应大力继承和弘扬儒家的以“孝悌之道”为主的家庭伦理的精华，使现代人重新找回珍贵的人间“亲情”。

第三个理论层次，是以“仁民”之爱沟通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孔子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孔子看来，“孝悌之道”所以是“仁之本”，因为一个人如果对生我养我育我的父母、对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无仁爱之心，又怎能以仁爱之心去爱他人呢？“爱人”应从“孝悌”开始，把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广于社会，做到“泛爱众”，方可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似乎什么都没有了，这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实利化、物质化和紧张化。一些人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过分地“张扬个性”，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他人，只知“我要什么”而不知“要我什么”。这就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提出了严峻挑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

要构建和谐人际关系，还必须牢固地树立“感恩”意识。所谓“感恩”，即“感恩戴德”之意，是指对他人在自己成长中曾给予过的帮助、友情、恩惠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心理。生活在群体里的人，总要受到来自他人的许多恩泽，有父母的养育，有师长的教诲，有亲友的关爱，有他人的服务，也有陷于困境时好心人的救助，还有自然赐予人类的恩泽，等等。只有学会感恩，才能与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识恩、知恩、感恩、报恩的意识，是现代健全人格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德元素。由于感恩对象不同，可将它分为由近及远的三个层次：感恩家庭、感恩社会、感恩自然。所以，儒家提倡“以直（公平正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弟子规》）。对于一个曾有恩于自己的人不知恩图报，就是忘恩负义。

怀感恩之心、行报恩之举，应当成为每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强化人的感恩意识，使人际交往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从而缓解人与人的对立与冲突，有助于家庭和睦、社会稳定。感恩意识是营造和谐人际关系的凝聚力、黏合剂，是每个人走向成功之路的精神财富。

但是，在当代社会中，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感恩意识严重缺失，这令人担忧。由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弊病，父母紧紧盯着“小皇帝”、“小皇后”，一切围着孩子的学习转，希望孩子上重点中学、读名牌大学，而忽略了最基本的道德教育特别是感恩意识的教育。几乎每个家庭都患有“六个口袋综合征”，过分地“溺爱”孩子。这些被“溺爱”的孩子，平时很少主动与父母联系，只是要钱时才想到父母。他们在心理上误认为父母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欠他们的，误认为父母和社会为他们所提供的无私奉献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懂得感激父母和他人，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对父母和他人的感激之情。

在感恩上，我想送大家两句话。感恩分为两方面：一是施恩者，二是受恩者。对于施恩者而言，应当牢记“施恩不图报”，切忌“德色”之脸；对于受恩者而言，应当牢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做“知恩不报非君子”的小人。这样，就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充满人间爱心的阳光世界。

把这种“亲亲”和“感恩”的仁爱思想进一步贯彻于治国之中，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德治”与“刑治”的对比中，他虽不否认“刑治”，但他认为“德治”优于“刑治”，“德治”是“仁民”的根本之道。所谓“德治”，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在政治上，孔子虽不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极力反对滥施刑罚的暴虐统治；在经济上，大力提倡“富民”、“利民”、“养民”、“惠民”；在吏治上，主张“举贤才”，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德治”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亲亲”的爱人思想在政治层面的具体表现。以“德治”为核心的柔性管理，是构建管理场中上下左右和谐关系的道德基础。

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只要能够按照儒家的“和而不同”和“协和万邦”的政治原则和哲学智慧处理，总可以在“异”中找到他们之间利害关系的共同点、平衡点，做到“求同存异”，从而达到“双赢”。实践证明，任何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只能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人类理想。

第四个理论层次，是“以仁爱物”的博大情怀、以“民胞物与”的平等精神，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达到人类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现代人类私欲的极度膨胀、西方“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和“人类中心论”的错误引导，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造成了外在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

《周易·坤卦·象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周易》作者看来，天地合而万物生，天是人与万物之父，地是人与万物之母。天地间万物靠大地生长，而大地母亲以其广厚之德而承载着人类与万物，包容人类与万物，大地母亲是人与万物的载体。所以，君子应效法“地势坤”的美德，以深厚仁慈的态度来化育万物、爱护万物。

儒家的“以仁爱物”的生态环保思想，对于构建天人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从道德论层面，孔子将“仁”的理念由人扩展到天地万物。在“事天”上，主张“以仁爱物”，即以仁心热爱自然界的一切生命。根据“天人合一”原则，儒家主张“取物以顺时”。要想做到“爱物”，人就必须“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对于一切动物、植物，坚持“不时不食”的原则。在“爱物”上，儒家还主张“取物不尽物”。这些都表明儒家极力反对人类对动植物等生态资源的疯狂掠夺，以防止动植物的灭绝，从而保证宇宙万物的持续发展。

第二，从本体论层面，北宋大儒张载在孔、孟的“以仁爱物”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这里，张载把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重新定位，认为它们之间不是主人与奴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是“民胞（同胞）物与（同伴、朋友）”的平等和谐的关系，人应以“民胞物与”的平等态度“事天”。

第三，从境界论层面，儒家“仁学”所蕴含的“天地境界”思想，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人从“道德境界”升华到“天地境界”时，人已不再是自私的“小我”，而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的无私的“大我”。在“天地境界”的“大我”，不仅“事天”，而且“乐天”。所谓“事天”，即人类不再为了满足自己膨胀了的私欲，过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以平等的朋友关系，要求人类对于大自然应尽“以仁爱物”和“民胞物与”的“天伦”、“天职”，真正做到对于“山川草木鬼神鸟兽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我一体之仁”。所谓“乐天”，即是尘视名利、雅好山林之乐。不管是《论语》中的“曾点之乐”，还是《岳阳楼记》中的山林之乐，都是一种超越功名、利禄、得失而回归自然的自得之乐。在“乐天”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天人对立”转化为“天人合一”，这势必会形成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

从上述分析可知，以“和”释“仁”的新“仁学”，不仅是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也是对现代社会改革开放与和谐精神的集中表现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