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敌人：一个建构的概念

通常，一般人对“敌人”的理解是具体化和对象化的，而学者则倾向于将“敌人”抽象化。然而，大多数人很少真正体会“敌人”本身所要传达的确切信息。事实上，“敌人”是难以定义的，甚至是不可定义的。“敌人”是抽象的，因为它只是一种观念或者一个语词；同时，它又是具体的，因为它确实存在并对我们构成威胁。正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指出的：“敌人总是存在的，他并非存在于非常时期，而是存在于通常事态中。他在和平时期造成的威胁一如战争时期（或许更甚于战争时期）；因而他正在作为一种凝聚力融入本社会体制之中。……敌人是一切需要和不需要的东西的同名。而且敌人并不等同于具体的共产主义或具体的资本主义——在这二者中他是解放的真正幽灵。”（注：［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但是，即使在战争期间，真正与敌人直接交战的时间也相当少。“有的直接与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有的却从未与敌人照过面，只是借助夜色和雨水的掩护穿越过敌占区；有的甚至只是依靠电子信息，运用技术手段来操作控制钮，对他们来说敌人只是屏幕上的一个亮点，或者是耳机里听到的指令声。有些士兵有机会打击敌人并能够亲手杀死敌人；有些士兵的任务是安放炸药，返回基地很久后炸药才会爆炸；而有的士兵，比如潜艇兵，却没有任何直接攻击敌人的机会，只能寄希望于借助电子和机械装备的作用，或者利用敌人的失误而求得生存。”（注：［以］Ben Shalit：《战斗与冲突心理学》，王京生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因此，不同的个体对完全相同情境中的“敌人”会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同一个人对同一情境中的“敌人”，由于时间背景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即使大多数人都熟知“敌人”这个概念，甚至每个人的头脑中都会有一个模糊的“敌人”形象，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熟悉有关“敌人”的理论。虽然不少文学作品或政治学著述描述过敌人形象，但却留下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应当在何种知识框架下解释以及如何解释“敌人”？“谁是敌人”以及“敌人是什么”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如何界定自己以及周围环境的问题，同时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最终将影响我们针对敌人的行为。“敌人”观念一直在影响和分化着人类，各种矛盾、摩擦、冲突甚至战争，都与“敌人”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敌人”概念在不同的语言和语系中具有不同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敌人是个动态的范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关于“敌人”的词源尚不清楚，但其原初语义可能是“外来者”。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布伦戴尔（Blondell）指出：在希腊语中，表示“敌人”的最为常见的词是echthros，它通常用于指个人的敌人。polimios则表示严格的军事上的敌人。当然，echthros也可以与polimios一起表示战争中的敌人，polimios也用于指个人的敌人。另一个表示敌人的词是dusmenes，意思是“敌对者”。（注：参见［美］M.W.布伦戴尔：《扶友损敌：索福克勒斯与古希腊伦理》，包利民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1页。）德国著名政治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对“敌人”从词源学上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按照德语的语义，“敌人”（Feind）在词源学上一般意味着“仇恨者”、“敌对者”。就其原初语义而言，敌人指对之进行武力自卫的人。在其他语言中，敌人只是在语言上被规定为非朋友。例如，在罗马语族的语言中，在古罗马帝国内部，敌人（hostis）概念就逐渐消失了，或者成了一件内政的事情：amicus-inimcus（朋友—非朋友、敌人）、ami-ennemi（被爱—不被爱、被仇恨）、amico-nemico（与人交友—不与人交友、仇恨）。在斯拉夫语系中，敌人同样是非朋友。在英语中，enemy（敌人）一词完全排斥了foe（敌人）这个日耳曼词（该词最初仅仅意味着殊死斗争中的对手，后来意味着任何敌人）。（注：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16页。）而在汉语中，根据《辞海》的解释，“敌”这个字有三个方面的意思：其一，仇也。《尚书·商书·微子》载：“相为仇敌”。其二，犹对也。《左传·文公六年》载：“敌惠敌怨，不在后嗣。”按此为相对之意，故对等亦曰敌。《战国策·秦策》载：“四国之兵敌。”其三，拒抵也。《北史·吕思礼传》载：“讲《书》论《易》锋难敌。”现代汉语基本保留了这三个方面的内涵。虽然“敌人”这一范畴在不同时代有着相异的内涵，但基本上都是以他者的绝对化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尝试着将“敌人”表述为：敌人是与我们对抗的他者。当然，这种界定显然过于抽象且不严密，而且需要进一步对“我们”、“他者”和“对抗”等语词进行界定。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从多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补充论述。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想进一步表达的是：敌人不可定义，敌人只能被感知、被建构、被发现。一句话，敌人是“我们”创造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人们建构的“敌人”概念促进了政治和国家的区分与使用。同时，没有政治或国家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敌人”概念的建构。（注：参见上书，第138页。）

毫无疑问，敌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体现为群体之间的一种政治区分。从可能性上看，政治始终包含着敌对关系。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敌对关系是否可能受到限制和规范。换言之，这种敌对关系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注：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第401页。）绝对的敌对关系带有某种高度的抽象性和意识形态性，例如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敌对关系就具有这种特征；而相对的敌对关系则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实在性特征。具体而言，敌人包括敌对国家的军队、国土、居民、政府和盟国。“既然敌对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既然战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现象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了。”（注：［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2—33页。）因此，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状况来推断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己方的行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的核心并非绝对的敌对关系，而是区分敌友关系，并以此为前提。（注：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第433—434页。）在德国汉学家什克尔（Joachim Schickel）看来，“如果敌友之间确实存在差异，那么敌友之间的关系则是辩证的；亦即在朋友阵营内部的自身差异。‘朋友’是涵盖了普遍（自身亦即朋友）和特殊（对立面亦即敌人）的更高层次的普遍”（注：［德］施米特/什克尔：《与施米特谈游击队理论》，卢白羽译，见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施米特则明确地指出，敌友的划分是政治的基础，而且这种划分独立于其他的划分并具有自明性。（注：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第138—139页。）在施米特看来，敌人概念是政治概念的前提，敌人的存在是政治存续的基础。

以色列军事心理学家本·沙利特（Ben Shalit）认为，敌人是指“我们知觉到其行为确实威胁到我们目标的对手”（注：［以］Ben Shalit：《战斗与冲突心理学》，王京生等译，第109页。）。显然，沙利特这里所指的乃是实际的、具体的敌人。他进一步指出：“敌人就是主动向我们所期望的平衡状态挑战的人或事物，而对手也具有这种挑战的潜能，但只有当我们试图采取行动时，这种潜能才具有实质性意义。”（注：同上书，第123页。）沙利特通过借助“对手”这个词来给敌人下定义，但是对手并不就是敌人。那么，“对手”是如何转变成“敌人”的呢？沙利特说：“当发现对手主动威胁我们时，对手就变成了敌人；一个碰巧挡住我们道路的人是对手，如果他拒绝让开，就成了敌人；一道数学难题是对手，但是如果解不开这道题会导致考试失败，它就变成了敌人；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对我们没有构成威胁就是对手，但如果知觉到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一种危险时，它就变成了敌人；管理军人日常生活的条令是一个要应对和避免与之发生冲突的对手，当它们被负责纠察士兵违纪行为的宪兵直接用来处罚我们时，这些条令就变成了敌人；军队的法规就像一次艰难的攀登或其他国家的战略计划一样，是令人产生征服欲的对手，而宪兵、从山上滚落的岩石以及胜我一筹的军事战略则是对我们构成威胁的真正敌人；对于士兵来说，最明显的敌人是敌方的士兵。”（注：［以］Ben Shalit：《战斗与冲突心理学》，王京生等译，第109页。）沙利特主要是从心理层面来探讨“敌人”问题的，既描述了实质意义上的敌人，也包含了隐喻意义上的敌人。但是，他对“敌人”观念的运用过于随意和宽泛，无助于准确地把握“敌人”问题本身。

我们之所以认为“敌人”是被建构的，是因为并不存在天然的敌人阵营和朋友阵营，正是人类的观念和行为最终造就了这种类别。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敌人是由对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把他者表现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为体：（1）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因此，（2）不会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注：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显然，温特在这里沿袭了施米特的敌人观念。自我把他者当成敌人或者他者把自我认定为敌人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心理过程。具体而言，敌人常常被从空间、社会结构和国际政治关系等方面建构。古典意义上的敌人往往是从空间上建构的，现代意义上的敌人最初也是从空间上建构的，但它又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空间上的区分，而是基于国家利益，通过理性计算后得出的一种政治判断。而且，国际关系层面的敌人往往是体系化的，是由一系列国家通过结盟来对抗其他结盟国家，从而使得这种敌对关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现代意义上的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既是一种空间区分，也是一种政治决断。外部敌人是典型的“外部他者”。外部敌人的建构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相互建构。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就相互视为敌人。一是强权国家为了突出其优越性而将异邦视为劣等民族，从而将对方建构为敌人。日本对中国人的屠杀即是如此。所谓阶级敌人、人民敌人、民族敌人、人民公敌等都是内部敌人，它们主要是基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来建构的。当社会结构崩溃导致内战、内乱和革命等极端暴力时，内部敌人就自然被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