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

现代社会的形成是以人的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自由发展为轴心而展开的。人的解放也就是将人从宗法、等级、纲常中解脱出来，使其得以自己的意思选择生活，塑造自我。而人获得解放的基本方式，就是颠覆传统秩序。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而且，相比于以往的社会，“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社会关系的永不停歇的变革，使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随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深刻变化，此种情况“进一步加深了个体的孤立、无根意识，从而深化并放大了日常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可信任感”。如何构建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与必要。

（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

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共同体内成员间的长期相处、深入了解的情形，日益被非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临时、偶然、片面的表层交往所取代。交往双方并不了解，甚至完全无知，也没有多少“共同点”和情感联系。交往双方常常互为陌生人，成为抽象的“我”与“他（她）”。“他”与“我”缺乏共同的历史，“他”意味着各种可能关系，无法通过与“我”的比较来确定“我”与“他”的关系。交往的陌生感、生存的焦虑性由此而生。

在齐美尔看来，“陌生感往往出现在关系的唯一性感觉开始消失的时刻”。陌生意味着可能性、不确定性，只要存在不熟悉、无知、不确定，就存在陌生感。毫无疑问，由于个体间的无知领域不断扩大，个体频繁感受到外部世界和他人的陌生。长期互动而建立起来的熟悉感，逐渐被无知的陌生感所取代。在流动和变化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个体不仅对周围的人和事缺乏足够的全面了解，而且不断遭遇完全没有历史和未来的人和事，并不得不与这些陌生人和陌生事物交往、互动，共享同一空间和资源，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现代社会显然完全有别于传统社会。

概括地看，现代社会具有但不限于如下特征：

1．社会行为的个人性

个人性是指个体拥有独立的自主意思，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不受他人的干涉。这不但预示了个人发展的多样性，而且预示了对多元价值观的承认。每个人既然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人与人之间应平等相待，社会结构因此呈现为一种松散、平等、自由的相互联结。

人与人相互结合的方式虽然并未完全抛弃内部人与陌生人的界限，不过，它却重创了这种划分标准。由于重要集团的数量日益增多，它们越来越纠缠在一起。因此，从某种目的看是内部人而从另一种目的看是陌生人的机会也渐渐多了起来。主体依据一个集团内部共享的经验来确定自己及其同伴越来越难了。在此情况下，普遍的尊重与形式上的平等逐步取代了部落社会中对某些人强调社会合作而对另一些人则强调怀疑性敌视的做法。随后，主体对之既不爱又不恨的抽象的“他人”，逐渐取代了内部人与陌生人的观念。

2．生活空间的开放性

当束缚人的一切外在枷锁被解除之后，人即获得了自由发展的一切可能性。生命个体从此不再受制于他人的发号施令，不再瞻前顾后于祖宗之法，不再拘囿于村舍的羁绊，他可以享有无限的精神与实践自由。人们因此不再留恋封闭山寨的宁静生活，不再满足于穷乡僻壤的简陋，开始跨越时空的限制，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新奇，遭遇一次又一次的突变，接触一个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人们因此也不再世代或长期与一群非常熟悉的人相往来，不断遇到陌生人成为生活常态。

相比于熟人社会，“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a past）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a future）的事情（它被认为是，并被相信是一个摆脱了将来的事情），是一段非常确切的‘不会持续下去的’往事，是一个一次性的突然而至的相遇，在到场和它持续的那个时间里，它就会彻底地、充分地完成，它用不着有任何的拖延，也不用将未了之事推迟到另一次相遇中”。“相遇中的陌生人可能依赖的唯一的支撑网，必定是用他们的表情、语言和手势这一稀疏的细线编织而成的。”因此，与陌生人相遇，就是直接与无知、不确定、无可控相遇。这种相遇，没有过去和任何规定性、确定性，它既意味着机遇也蕴涵着风险。人们在努力接近对方的同时又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不合作而又彼此难以信任，因而成为与陌生人交往的矛盾心境。为成功实现与陌生人的交往，现代社会发展出了复杂的人际交往术，每一个成功的现代人无不对该社交技术烂熟于心。

3．交往方式的脱域性

吉登斯对此有非常精辟的阐述：现代社会具有时空分离基础上的脱域（disembedding）特征，正是这种特征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由“在场”向“缺场”的重大改变。在传统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纬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受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现代社会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因此，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4．社会秩序的法治性

既然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为防止自由之滥用，解决甲方之自由与乙方之自由的冲突关系，自由之保护问题就被提了出来。为此，现代各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在首先以宪法确认每一人享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财产权之后，以权利为纽带，在民法、商法等法律上确立了人人普遍享有的人格权与财产权。这样，在同一法域内，每一个人不管其出生、性别、种族、民族、财产的多寡等，一律享有均等的自由或权利。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而且，相对于其他社会规范，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法律的信仰因而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在传统社会处于重要地位的传统或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的审查之后，才具有社会正当性。因此，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每一个人在法律的普照之下自由发展。

总之，现代社会在赋予人类无限发展自由的同时，也时不时地把人类抛掷到一个又一个从未路过的十字路口。凡事皆需要抉择，而抉择需要信息（对人与物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尤其是专业化分工发展的深入进行，则使个人的知识越来越限于一隅、能力越来越有限。这一切皆决定了个人交往信息的有限性，并强化了个人抉择的困难与焦虑。如果再考虑到，抉择有误可能带来的机会损失，人在交往中时常会感到突然坠入无限复杂之中而举手无措。孤立、无助和怕受伤害，成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上述情况决定了，现代社会应确立一套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信任机制。

（二）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系统信任

陌生本不可怕，经多次交往或经调查了解后，陌生人也会成为熟人或可能被了解。但是，在一个快速发展、流动较强的社会中，有时环境容不得你去深入调查，有时调查需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与物质成本，更何况每一个个体均为自主的流体，在环环相扣的分工网络中，其意志或利益总是会受制于他人或他物，因此，即使你去了解对方，所获得的信息也总是表象的、不全面的、滞后的。此种情况决定了，在现代社会，人格信任的建立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即使建立了人格信任，相对于自由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而言，该人格信任的存在范围也极其有限，或难以依赖。

无论如何，人类不会束手就擒于社会的复杂性，更不会使自己缠结于未知的深渊而踯躅不前，甚至是毫无作为。对人际交往史与个性特质的熟知既然已无法或不足以作为信任的基础，那么，在合作非但难以避免反而更为必要的情势下，寻找一些打通陌生之路、建立普遍信任的媒介，则成为必然的选择。凭借这些媒介，错综复杂的世界可以极大地得到简化，个体于纷繁世界中的焦虑不安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或被消解。

就信任得以建立的媒介而言，其必须共存于人与人之间，能够为每一个人所熟知，且在一定程度上又能与个人的感情或个性化特质相脱离，并拥有共知、稳定与可以期待的特性。当个人采用这些媒介与他人交往时，媒介就成为互相识别对方、把握对方意思或想法的客观依据，并因此构成信任的基础。文字或语言是此类媒介的典型代表。

文字起源于人类的“结绳记事”，人类之所以要结绳记事，是为了消除人际交往中的空间与时间阻隔，即使交往的当事人一方不在场，为交往各方熟知的记号或符号同样能起到达意的效果。结绳记事表示了人类对意义象征符号的运用。相比于结绳记事，文字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意义象征符号，尤其是在其标准化、统一化之后，文字成为人类表情达意的基本工具。但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文字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显著不同。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在面对面往来的熟人社会中，反复在同一生活模式中生活的人们，不论是在空间还是在时间格局上，对文字的需要都是有限的，不识字并不意味着人“愚”。具言之，在空间格局上，在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人们不但可以充分利用语言、眼神、表情、动作等手段，而且可借助在场的客观环境来表情达意，所谓“一切尽在不言中”。相比而言，文字只是一种凝固的、无色且脱域的意义象征符号，一旦运用不当，往往会适得其反。（费孝通云：“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时间格局上，传统社会是一种安土重迁、历世不移的社会，每一代人几乎重复着前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每一个人基本上是集体的一个缩影，个别的生活经验，可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积累，只需要老是保存。”“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语言是一种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象征体系，语言与文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意义表达形式上。另外，相比于文字，语言在使用上要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当事人须共同在场（电话出现后，语言的使用也打破了空间的限制），当事人须对同一事物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解等。因此，在“普通话”不能得到普遍推广的情况下，语言的功能总是存在局限性，方言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另外，语言在表情达意的准确性上远不如文字，因此，在熟人之间，眼神、表情、动作等直接达意的方式得到了更多的应用，人与人之间越熟，话语就越少。

总之，在熟人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然而，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依凭个性特质进行连接或建构时，眼神、表情、手势、动作等直接达意工具也不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为社会普遍理解和使用的文字与语言则成为人们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尤其是，当当事人脱离交易的具体场景，跨越地方性知识的民族特色时，语言或文字几乎成为人们唯一的沟通工具。英语在当今世界各地的普遍运用，鲜明地佐证了这一结论。

从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有效运作来看，文字或语言，尤其是规范化文字或语言，只是现代社会制度的一个特性，除此之外，货币与专家系统也“开辟了熟人之外的广阔天地”，并构成现代社会所“依赖的最大的两个系统”。

所谓专家系统，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无不置身于一个充斥着专门知识的环境。专家系统的形成与存在，建立在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尊崇之上，而科学技术的普遍发展与运用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在吉登斯看来，文字（语言）、货币是现代社会的象征标志，该标志与专家系统构成一种脱域机制，而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不信任专家知识，我们会整日提心吊胆于房屋结构的安全性，忧虑于汽车设计与制造的可靠性，并为在交易中会收到假币而忧心忡忡。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信任，在上述情况下，信任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一种抽象能力。任何使用货币符号的人都依赖于这样的假定：那些他或她从未谋面的人也承认这些货币的价值。人们在此所信任的，是货币本身，而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信任那些用货币做具体交易的人。

综上所述，在陌生化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必须经由媒介的参与，并因而具有间接性，这与熟人之间的直接信任形成了鲜明对照。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所有的媒介都带有普遍性特征，它们并非为特定的个人服务，而是服务于所有的人，而不论他是谁，这种普遍性是陌生化社会的基本要求。正是通过媒介的作用，韦伯所述的“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变迁得到了实现。同时，间接信任也造成了纽顿所说的“浅度”信任。由此，我们构想了陌生化社会中信任机制的理想形态——间接信任，即人们在交往中所达致的信任是以中介人或中介组织、法律、货币、专家等为媒介的。

从信任的发生基础看，这种间接信任通常被称为系统信任，即对专家系统及其他象征符号的信任。相对于人格信任，系统信任有四个特点：

（1）凝固性：环境结构的不变性使得时间对于系统信任来说是凝固的，也就是说，系统信任能够摆脱时空的限制，能够克服因为时空的“脱域”所导致的不确定信任关系。

（2）普泛性：系统信任是普泛性的，是适用于一切人的，特定个体的个性化特质因此被忽略不计。系统信任只与信任者的处境有关，而与他的历史无关。任何具体的信任者都被淹没在普泛化的系统中。个体间的普遍交往进而成为可能。

（3）非动机性：与人格信任对动机的高度怀疑和考察相比，系统信任还具有独特的不受动机形态影响的特点。这使得系统信任能够摆脱一切人为的、心理的因素，从而使一种客观性的、确定性的信任机制的建立成为可能。

（4）规范性：建立在正式的、合法的社会规章制度基础上，依靠法律系统和制度系统的有效实施，并且拥有一致的标准，保障系统行为的可识别性和可衡量性。

总之，系统信任是为时空分离的现代社会中高度流动的普泛性个体建立信任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