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社会的信任机制

传统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概念。如吉登斯所言，今天所使用的传统这个词，实际上只是欧洲过去两百年发展的产物。在中世纪根本不存在任何一般的传统概念，因为传统和习俗到处都是。具体到我国，只是在西方的价值观与法律制度于19世纪末叶传入中国之后，在现代思想的映照之下，传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如梁漱溟所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我常说它是入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革，因此论‘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于论‘二千年以来’。”

（一）传统社会的基本特性

传统既然只是现代化的产物，人们关于传统的认识或观念无论如何难以摆脱现代思想的影子。因此，吉登斯认为，“所有的传统都是被发明的。完全的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而且传统和习俗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发明出来”。总结现代学者的各种看法，传统社会具有如下典型特征：

1．生活空间的地方性

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每一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团体或村社，村社以血缘关系为根基，以一定范围的土地为发展基础，以姻亲关系或零星的商品交换关系与外界保持持续的接触、联系，以使共同体绵延不绝。因此，传统社会的地方性影射的是一幅生于斯、死于斯的封闭社会图景。人与人之间在极其有限的空间范围内维持着相当稳定的社会关系。

2．社会行为的集体性

所谓集体性，指社会由一套团体成员共同怀有的牢固的情感和信仰所支配，个人间不存在多大的差异性，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缩影。在此情况下，个人的独立人格无从谈起，从众、求同存异、安分守己成为个人生活的训诫，标新立异、见异思迁乃大逆不道之举。

3．社会结构的阶层性

阶层性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平等的、有等级之分的，每一个人均依附于等级结构的某一个环节。在欧洲，社会的阶层性，在乡村主要通过领土阶层、在城市主要通过师傅阶层而表现出来。在中国，则存在着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伦常关系，每一个生命个体不是独立者，而是伦常之网中的一个“倚存者”。

4．社会秩序的礼俗性

礼是指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俗是指相沿成习的仪式或习惯。不同于法律，礼俗主要靠传统或仪式来维系。因此，所谓礼俗性，说到底就是社会秩序主要是依赖于传统而非法律来维持。传统是一代又一代人社会经验的结晶。传统的最大特征是周而复始的重复。“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更有甚者，在礼俗社会里，即使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人们也会深信，该种变化同样可以在传统中找到应对良策。传统因而成为人们应对外界之不可捉摸性、消除存在性焦虑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传统社会的信任机制——人格信任

传统社会的地方性指明了个人的生活范围。人们大多是终其一生生存在一个孤立的村社。如此之下，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重要特色，下一代几乎就是在上一代的眼皮底下长大的，同代人之间几乎是在朝夕相处中一起成长起来的。在一个有限的村社内，个人日常往来的对象都是些生而与俱的人物。熟悉因而成为传统社会人和人关系的典型特征。很多人也因此将此种社会称为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或熟人社会（face-to-face society）。

熟悉的意义，不是对对方人格或个人信息的全面掌握，而是人们通常会习惯性地认为，交往对方会一如既往地行事。如卢曼所言：“在熟悉的世界里，过去胜过现在与未来。过去并不包含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复杂性一开始即被简化。因此，过去事物的方向可以简化世界并使它无害于己。人们可以假定，熟悉将一如过往，对方的可信赖性将再次经得起考验，并且熟悉的世界将延续到将来。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可能的假定，因为所有人都依赖于它，而且没有人发现自己突然须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显然，熟悉为信任提供了充足的营养，人与人之间从熟悉中获得信任，并进而获得“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但需注意的是，熟悉只是对过去一次又一次交往的总结，它既包含成功的经验又带有失败的教训。以此而言，熟悉不仅是信任的基础，而且亦为不信任的根据。既然只是一种总结，熟悉只能是对过往历史的一种简化，旧有往来中的偶发性时常会被一些值得铭记的经验或教训挤兑掉。这意味着，人们不可能仅凭熟悉而推知未来，熟悉不可能使未知变成确知，熟悉仅仅为交往者提供了一种相对充分的信任素材。另外，因熟悉而信任根本改变不了信任对象具有自主意思这个事实，而信任对象的自主意思则预示了其未来行为的可变性。即使一个人过去总是一个样，但谁也无法保证其在未来就绝对不会改变。“杀熟”即熟人突变的典型现象。

因此，重承诺、守约定的诚信观念，在我国远古时代即已产生。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和倡导它，并将之看做一个人之可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君子之成败（信以成之），一个政府与社会之存亡（自古人皆死，民无信不立）所系。诚信也因此成为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成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西方世界，信守允诺同样是重要的宗教教义之一。即使在熟人社会，诚信的道德教化仍不可或缺。只不过，相比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的阶层性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自主性，或者扼杀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主观能动性。

另外，在传统社会中，团体成员共同怀有的牢固的情感和信仰，对信任之发生也具有一定的刺激与强化作用。村社成员具有错综复杂的情感与利益联结，大家彼此就像一家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个人的失信往往会像水波那样扩散影响到许多人。

由上可以看出，在熟人社会，信任乃基于个体间直接的社会联系而发生，换言之，熟人社会的信任是一种直接发生于个体间的信任。人与人之间依凭情感及对对方过去的熟知而决定信任或不信任。马克斯·韦伯将此种信任称为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卢曼则将其称为人格信任（personal trust）。在此种社会中，一个人的品行、能力、性情、嗜好等个性化特质在可信性之塑造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另一方面看，信任他人者时常会对对方的个性化特质作深入的了解与分析，并进而盘算信任的收益与损失哪一个可能更大。而上述一切均因熟悉而被大大简化了，如费孝通先生对传统社会中信任的描述：“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

尤其是个人对他人或团体的依附性，个人的自主意思几乎完全处于被压制状态，权力或权威支配下的个体，按部就班地行事就行了。人的此种存在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信任的生成，强权或权力之下，一切都是确定的，根本无须任何信任。从社会关系的礼俗性上看，传统与仪式足以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这些情况决定了，在传统社会，信任的缺场或失信行为的发生，通常多为个体之间的琐碎事件，远不足以构成一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人的存在性焦虑通常凭借传统与权力（权威）即可予以消解。这也许解释了，信任问题为何被许多学者定位为一种现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