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以经济与政治关系为例
第一节 是经济决定政治还是政治决定经济？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是经济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经济。这个一元论的唯物史观和历史唯心主义以及二元论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决定经济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可是，就人们的直观而言，恰恰是政治决定经济，而不是经济决定政治。例如，谁都知道，无论做什么事，人在开始行动的时候，必然要通过他的头脑，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和目的才有可能。目的总是先于目的的结果而存在。人就是按着自己的目的变革现实，而最终得到自己目的的结果的。没有目的，就没有目的的结果，所以，每个人都从实践中感到，是动机、目的决定他的行动的一切。就一个国家而言，它的一切要求也必然要通过法律形式才能取得人人遵守的普遍效力。这里法律是一切，而经济则什么也不是。在上面的例子里，表面上起决定作用的都是思想和政治，而不是经济，说经济起决定作用，那是违背“常理”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古以来，不但唯心主义者，就是一些唯物主义者也认为，在历史领域里起作用的观念的冲动力是事变的最终原因，而经济则是从属于政治并被政治所决定的。
然而科学和直观毕竟不同。直观所认识的只是一些现象，而现象特别是假象则是曲折地、头足倒置地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如果任何现象直接就是它的本质，科学也就成为多余的东西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通过现象看到本质，把现象仅仅作为入门的向导，否则就有可能被自己的感官所欺骗。生活中谁都看到，是太阳绕地球转动，然而科学的事实却是地球绕太阳转动，人类从生动的直观进到科学的认识，用了多么长的时间又花了多么大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和认识地球绕太阳转动一样，人们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科学终于纠正了人们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所持的直观的错误观念和混乱思想，使它变成科学。马克思主义这样向人们提出了问题，人在行动以前，固然首先要发生动机和目的，是这个动机和目的在促使他行动起来。但是，人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动机和目的而不产生别样的动机和目的？动机和目的内容又是什么？它是从何而来的？是头脑里所固有的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同样，国家的意志——法律形式，其内容又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又是被什么所决定的？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便引导人们从对事物的直观深入到事物的本质里去了。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看到动机和目的是引起人们行动的直接的冲动力，而且还要看到这个冲动力后面的冲动力，要探讨这些冲动力的最终的动因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近代史上，国家的意志，整个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要求的变化，是由某一阶级的统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也就是由经济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科学回答，就使旧的社会历史观发生了革命变革，从而使人们对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的见解，为一种极其严整的科学理论所代替了，这种科学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曾对他和马克思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过程作了如下回顾：“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对这一全新的革命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都作了极为详尽的阐述。其中心思想是，应当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同任何新学说都要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和反对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也遭到了形形色色守旧势力的攻击和反对。他们认为这一学说违背了“常理”，在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招牌后面，“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杜林是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攻的喧闹声中，调门最高的一个。他公然宣称：“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作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的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杜林的这些谬论遭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严厉驳斥。他们指出，政治暴力根本不是什么本原的东西，它是被经济所决定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鲁滨逊用利剑把星期五变成了自己的奴隶，这似乎可以证明是暴力起了决定作用。但仔细一想我们就会明白，鲁滨逊只靠一把利剑是不可能使星期五作为他的奴隶的，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别的东西。第一，他必须具有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必须具有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要的资料。人光靠空气和阳光是不能生活的。这就是说，奴役的出现，必须伴有生产的一定发展，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维持自身都很困难，无法为他人创造剩余产品，使用奴隶毫无意义，所以只好杀掉俘虏。我们从鲁滨逊对星期五的奴役中，不仅要看到暴力—利剑的作用，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还要看到经济的决定作用，杜林恰恰否认了这个决定作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具有政治暴力的一方常常用掠夺的方式发财致富，这是否证明暴力可以决定经济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因为掠夺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不过是重新改变占有状况而已。无论如何，财富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这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而不是政治。
在当时由于论敌主要是反对经济决定政治，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战中也总是强调被他们所反对的这一主要原则，而对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却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给予应有的重视的。这使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产生了错觉，他们有时不恰当地、过分地看重经济方面。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致弗·梅林的信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
正是由于存在着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的方面，所以后来的论敌又从这一方面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保尔·巴尔特，写了一本叫《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他在该书中歪曲马克思的观点，硬说马克思只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否认政治对经济也有作用。这完全是跟风车作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及《资本论》中关于工作日和无产阶级历史的论述部分都谈到了政治斗争、政治事件及政治立法所起的重大作用。但毕竟由于上面提到过的原因，他们还是找到了歪曲的理由和借口。
为了回答论敌的新的挑战，恩格斯在后来的许多文章和书信中都着重谈到了政治的反作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等问题，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到了全面的、准确的阐述，任何人都不能加以肢解、割裂和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