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及交往，翻译活动就产生了。作为“宇宙进化史中最复杂的活动”，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促进作用。翻译与人类进步密切相关，因为“所有国家历史进程中的觉醒时期都始于翻译，不同文化和文明通过翻译相遇，在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与知识进步的过程中引入全新的视角”。

在五千年文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能够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翻译的作用必不可少，因为翻译毫无疑问一直都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我国自东晋始译佛经，至今曾多次掀起翻译高潮，大致说来，主要包括唐朝的佛经翻译高潮、明末清初的科技文献翻译高潮、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及文学翻译高潮、改革开放之后的全面翻译高潮。历次翻译高潮都为中华民族输入了全新的先进思想，促进了国家的进步和富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家之间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更加重要，也更加必不可少，与此同时，翻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亦变得更加突出。今天，翻译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尤其是从翻译数量来说。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也加速了国际市场对翻译（包括口译）的需求。而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了加深与其他民族的相互了解以及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对翻译的需求也大量增加。

在此背景下，对翻译的研究以及与翻译相关的研究也自然而然更多地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翻译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提出建立独立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学科以来，多种学派和理论各领风骚。在经历文化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之后，今天的研究者们正在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研究翻译（包括翻译作品和翻译活动），并倾向于将涉及整个翻译过程的所有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纳入翻译研究领域。翻译研究中的新视角使我们能够“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也即是说，这一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它不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其中”。翻译研究学者发现，将翻译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讨论并不足以反映翻译行为的复杂性，而是应该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行为的各个层面的限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主要受到意识形态、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这些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译者的翻译行为。结果，译者往往要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其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使其译文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甚至当语言与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时，往往是语言做出让步。

对中国学者来说，在了解国际翻译研究取得的进展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中国本土翻译思想和理论的发掘和重新解读，对中国翻译史及翻译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将有可能帮助我们对翻译及翻译活动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而翻译政策，这个翻译理论研究中被长期忽略的问题，也开始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并可能成为近期翻译研究的新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