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目的

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为了达到某些其他目的而进行翻译。目的性是翻译活动的本质。日尔蒙斯基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歌德》（1937）中早就指出，“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语言大师、作家而不是职业翻译家翻译的作品，总是为了迎合某一文学—社会集团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译的。其实，对打算翻译的作家或作品的选择的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艺术趣味，反映了特定的文学流派的存在……数量众多的译作正是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实质性的标志。”

同样，政府通过翻译政策对翻译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指导，是几千年来国际社会普遍的文化政治行为，因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完成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对翻译文学的制约和调节是久已存在的事实。从这一角度分析，翻译无疑又是一种具有文化倾向的政治行为”。翻译政策的选择、制定和执行、终止是政策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都是根据一定的目的、依循一定的原则来运行的。

本书试图廓清影响翻译活动的各种政策因素，研究的焦点是翻译政策对活动的制约以及影响翻译决定背后的政治力量。作为对翻译政策的普遍性规律的研究，本书主要目的有三：首先，以20世纪中国的翻译活动为例，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作为一种改写活动的翻译；其次，探寻贯穿翻译活动始终的政治因素，同时分析作用于翻译活动的其他因素；最后，强调翻译政策在翻译研究中的重新定位，并重申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本书主要讨论政策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希望借此将翻译研究从纯技术或语言层面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社会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