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发展中大国经济从落后形态向现代化形态过渡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以及相应的战略模式。为增强研究的规范性，本节集中探讨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借助古典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和发展经济学范式，提出从市场范围到分工深化、从规模效应到竞争优势、从二元结构到经济转型的分析路径；同时，通过经验对象的界定、典型特征化的描述和主体内容的概括，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思维框架。

从总体上看，大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新兴大国需要通过经济转型获得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经济；发达大国树立了大国发展的典范，同时也需要通过克服经济危机获得新的发展。为此，我们把研究目标定位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期望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支。经济学范式是经济学家观察世界和分析经济现象的思维框架，应该成为某学科或领域的学者共同接受和使用的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在新兴学科的形成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为了增强研究的规范性，本节将集中探讨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首先，进行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文献述评；其次，提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路径；最后，阐述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思维框架。

1.4.1 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研究述评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62）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述了“范式”的概念，他认为范式就是反映某个学科内被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它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不仅可以赋予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未来和发展。在库恩看来，理论不可能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发展，而只能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那么，以范式转换为核心的科学革命则是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经济学科具有一般范式和特殊范式，一般范式是经济学理论共有的，特殊范式则是不同的经济学学派特有的。在经济思想史上，先后形成了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现代宏观经济学范式和发展经济学范式。

中国传统的经济学范式是从苏联引进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着经济学范式的转换。邹东涛（2000）回顾了中国经济学嬗变的轨迹，提出了中国经济学分化中的三大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朱富强（2008）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在解释现实经济问题时都表现出局限性，可以通过重新审视其互补关系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杨瑞龙（2010）认为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方法顺应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试图对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作出经济学解释，在研究方法上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重规范轻实证、重定性轻定量、重演绎轻归纳、重结论轻证明的轨迹。

在探索怎样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过程中，一些学者讨论了中国经济学范式问题。林毅夫（2001）强调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即用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构建内部逻辑自洽并同经验事实一致的理论体系。黄泰岩（2001）提出中国经济学进入了一个需要建立规范的时代，通过对中国实践的归纳、总结和提升，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与规范标准。贾根良（2006）批评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认为它限制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和能力，并提出了体现中国经验对认识人类行为的一般意义的经济学原理。朱富强（2008）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同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相适应，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机理与西方人存在很大差别。构建中国经济学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追求及面临的具体问题，形成适合儒家传统文化及行为机理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戴天宇（2008）认为在经济学演进历史中出现了以价值为研究原点的古典经济学、以商品为研究原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经济人为研究原点的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提出建立以经济元为研究原点的经济力学。张孝德（2011）认为新古典经济学遵循的“纯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中国的市场模式、改革模式和增长模式，因而应该向“复合经济学范式”转变。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发展的难题。为此，有的学者专门分析了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稳增长理论以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促使发展经济学形成了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要素的积累、投入和结构的转换推动经济发展。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为理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西方有的学者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独立学科产生怀疑，甚至作出发展经济学没落或即将“死亡”的论断。为此，张培刚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其一，把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其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其三，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制定发展战略；其四，注意研究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选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为发展经济学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叶初升（2005）提出要寻求发展经济学相对独立存在的合理性根基，构建有别于一般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微观基础，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式。洪银兴（2006）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和路径，提出了转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简新华（2011）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提出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林毅夫（2010）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变迁以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通过对中国经济学范式和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讨论，在以下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一，中国经济学出现了“范式危机”。由于面临的任务和解释的现象的特殊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已经缺乏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现象的容量；由于社会文化和行为机理的特殊性，西方经济学也缺乏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现象的能力。因此，应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争论及思维框架中走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两者的缺陷和互补关系，构建新的研究范式。第二，中国经济学迫切需要提出新的研究范式。早在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设想。从目前来看，中国学者还没有形成比较规范、完善的理论体系，许多学者仅仅停留在问题研究的阶段，没有统一的思维框架和方法，缺乏核心理论与范畴体系。研究成果不能进行标准化的归纳和总结，知识的积累与理论创新无法实现，难以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话语体系。研究范式的缺失，已经成为构建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的瓶颈。第三，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可能是一种综合范式。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和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出现危机而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尚未确立的情况下提出的经济学范式可以是一种综合范式。樊纲教授曾经做过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进行综合的尝试，认为这些理论具有各自的科学价值，可以通过综合利用使各种科学因素有机结合，推动经济学向更高的水平发展。的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抽象分析法、范畴分析法和典型分析法，西方经济学的还原分析法、公理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以及关于分工、交易、合作的科学理论，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时需要吸收的。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中国模式的经济学分析，可以提出经济学的综合创新范式，构建新的经济学话语体系。第四，中国经济学范式应该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特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实际上都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特征。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思维上，两者都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从研究对象看，它们都继承了斯密把生产性劳动限制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思想；从研究思维看，它们都是西方典型的自然主义思维。这两大经济学范式源于西方社会文化，其微观行为基础是西方人的。中国社会文化不同于西方，中国经济学范式需要建立在一个具有本土性的行为机理之上，真正同中国人的行为和社会文化契合起来。

1.4.2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路径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主要研究发展中大国经济从落后形态向现代化形态过渡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以及相应的战略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借助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和发展经济学范式，提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路径。

（一）沿着斯密的思路，从市场范围到分工深化

斯密的《国富论》主要研究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资本的积累和国家的产业政策，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因而对于探索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和路径有借鉴意义，为此有人提出了回归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斯密经济学范式的思路，简而言之，就是从市场范围到分工深化的思路，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同时，“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阐述问题的思路是从分工深化到市场范围，研究问题的思路则应该是从市场范围到分工深化。

借鉴斯密经济学范式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可以从大国市场范围广阔的特征来分析分工经济的效应。人口众多是大国的基本特征，许多经济学家是以人口数量为标准划分大国和小国的。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1971）中“采用人口作为尺度，并以1000万作为分界线把国家分为大（人口超过1000万）、小（人口低于1000万）两类”；钱纳里在1986年把大国确定为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国家，1989年又把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国家划分为大国。人口数量是决定市场需求的基础因素，大国的国内市场远远大于小国，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市场需求影响分工深化，随着市场容量的增加，劳动分工细化，生产技术将会提高，生产成本将会降低，从而使产业竞争力增强。因此，在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的时候，应该分析大国市场范围、分工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研究大国工业化的时候，应该分析大国市场范围、分工深化和产业发展的关系；在研究大国城市化的时候，应该分析城市人口、市场容量和经济繁荣的关系；在研究大国制度变迁的时候，应该分析扩大市场范围、增加市场需求和加深市场化程度的制度供给机制；在研究大国经济治理的时候，应该分析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和内外良性循环的政策思路。

（二）沿着马歇尔的思路，从规模效应到竞争优势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研究了工业组织的大规模生产，提出“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应该是对于规模效应的经典阐述。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将会增加它的内部经济，导致专业化程度提高，机械设备改良，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同时，通过产业的集聚，即专门工业集中特定地方，也会由于经济总体的发展而形成规模效应，增加外部经济。虽然在一般的微观经济分析中存在规模经济同完全竞争的矛盾，即所谓的“马歇尔冲突”，但是在产业组织和国际贸易理论中，由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已成为重要定律。

借鉴马歇尔经济学范式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可以从大国经济规模效应的特征来分析竞争优势的形成。大国的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市场需求大，这些经济增长要素都具有规模总量大的特征，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并且使国家、产业或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我们所研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美国，各国的人口都在15000万以上，国土面积都在300万平方千米以上，经济总量都在10000亿美元以上，这种要素规模和经济规模也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因此，在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的时候，应该突出各种增长要素的规模性和国内市场需求的规模性，并分析由此引起的产业部门的完整性和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在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的时候，应该分析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构建纳入规模因素的大国经济增长模型；在研究大国工业化的时候，应该分析资源规模、产业规模同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分析大国技术创新需求规模、投入规模同新型工业化的关系；在研究大国城市化的时候，应该分析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同城市规模的关系，分析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同城市化模式的关系；在研究大国制度变迁的时候，应该分析国家规模同制度变迁模式的关系，分析国家规模约束下的大国制度变迁机理；在研究治理结构的时候，应该分析国家规模同经济治理模式的关系，分析基于国家规模、区域差异的大国政府行为特征。

（三）沿着刘易斯的思路，从二元结构到经济转型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是按照现代方式组织并使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的“现代部门”；二是按照传统方式组织并使用落后技术进行生产的“传统部门”。他有时称为“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这种两个部门并存的现象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同时，他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理论，认为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而且对现代部门的供给价格较低，因此现代部门可以从传统部门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和剩余劳动力逐渐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刘易斯的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规律，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有重要意义。

借鉴刘易斯经济学范式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可以从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特征来分析经济转型。发展中大国经济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不仅仅是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二元结构，而且还存在工业的多元结构、技术的多元结构、区域的多元结构。大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城乡二元结构、技术多元结构和区域多元结构不断地转换和升级的过程。因此，在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的时候，应该突出城乡二元结构、产业多元结构和区域多元结构，并且分析经济结构转换的机理；在研究大国工业化的时候，应该分析技术多元结构和产业多元结构的关系，探索适合大国特征的工业化道路；在研究大国城市化的时候，应该分析城乡二元结构和劳动力转移机理，探索新型城市化和城乡统筹的模式；在研究大国制度变迁的时候，应该抓住二元经济结构变迁的重点，寻求经济转型的路径。

1.4.3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思维框架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是系统地研究大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成果，应该构建比较完善的思维框架，使之成为我们思考大国经济发展问题和积累大国经济理论知识的范式。笔者认为，这个思维框架应该包括经验对象的界定、基本特征和主体内容的概括。

（一）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经验对象

在目前的学术界，“大国”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经验对象，也就不可能构建标准的研究范式。因此，构建研究范式的首要任务，就是界定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经验对象。笔者曾经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和经济总量三个标准，从2008年全世界的244个国家（地区）中，遴选出24个大国。然而，这24个大国还是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从人口数量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在11亿以上，苏丹、阿根廷和西班牙的人口仅在4000万左右，相差近27倍；从国土面积看，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面积在900万平方千米以上，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的面积仅在100平方千米左右，相差近8倍；从经济总量看，美国和中国的GDP总量分别为139800亿美元和33700亿美元，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GDP总量分别为8850亿美元和7460亿美元。而且这24个大国在发展程度上也有差距，有的属于发达国家，有的属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我们知道，研究范式的统一性要求经验对象的统一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客体的状况越是一致，主体就越容易把握客体的特征和规律，否则就难以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需要反映大国经济的现实特征，我们选择的经验对象越是一致，对大国经济的认识就越准确，理论成果就越具有普遍意义。为了增加经验对象的统一性，我们增加了两个方面的选择：首先是对国家规模的选择。为了拉近大国的距离，我们又从24个大国中选出5个大国特征特别明显的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美国，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和经济总量均在全球排名前15位，其国际竞争力具有综合优势。而且，它们的差距相对较小：从人口数量看，人口最多的中国和人口最少的俄罗斯相差不到10倍；从国土面积看，国土最多的俄罗斯和国土最少的印度相差在5倍左右；从经济总量看，GDP最多的美国和GDP最少的印度相差15倍，但仅以4个发展中大国比较，相差仅5倍多。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来看，三项基本指标的差距分别缩小到10倍和5倍左右，比原来24个大国的差距大大拉近了。其次是对发展类型的选择。美国作为发达大国与发展中大国相比具有不同的发展程度，它的发展道路可以作为经验借鉴，本身则不应该成为主要的经验对象。鉴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大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我们选择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为经验对象，而以美国的发展道路作为经验借鉴。

（二）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有了明确的经验对象之后，进而需要通过观察这些经验对象，在此基础上对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进行客观的描述；然后，通过思维加工和概括，揭示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所谓典型化特征，就是从零散的经验事实中选择出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比如，大国的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大国的国内需求大、国内市场广阔，大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大、区域发展差异大。这些典型化事实固然重要，它构成我们开展研究的经济环境，但是，如果不从典型化事实中抽象出典型化特征，就等于将各种环境要素简单地罗列，无法深入把握经济发展的本质。因此，总结和概括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是开展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所谓典型化特征，就是同类事物所具有的集中突出的个性特征，它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但还不是最高层次的特征。在大国经济典型化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和概括，就会抽象出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即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这是最高层次的特征。

根据“大国经济”课题组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概括出大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规模特征。通过对各种典型化事实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属于规模特征，市场范围广阔和国内需求大属于规模特征，经济总量大和产业总量大也属于规模特征，国家规模与要素规模、产业规模、经济规模是紧密相连的，都是大国经济效应的表现，规模性是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其二，大国经济发展具有内源特征。资源和市场是经济增长系统中的基本驱动因素，大国往往采取以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中大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内需求潜力很大，国内市场广阔，因而可以主要依靠大国内部的资源和市场来驱动，构建产业体系、形成规模经济和培育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的内源式发展。其三，大国经济发展具有多元特征。国家规模大导致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和区域经济的差异性，这种异质性和差异性通过抽象思维就可以总结为多元性特征。发展中大国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具有多元特征，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也具有多元特征，发展中大国的经济普遍处于多元的状况，多元性是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三）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主体内容

从现有的著作看，发展经济学并没有形成规范的体系。有的以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为主题，有的以增长模式、增长要素和结构转换为主体内容，还有的以经济发展的国内要素、国际条件和经济发展战略为主体内容。笔者认为，选择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主体内容应该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大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比如，工业化是大国经济发展中不可超越的阶段，有的小国可以通过重点发展贸易、金融或者旅游业来回避工业化问题。二是大国经济发展中需要努力攻克的难题。比如，城市化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但对有的小国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同时，对于大国来说，制度变迁既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又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将围绕大国经济发展的三项重要任务——工业化、城市化和制度现代化，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构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主体内容。第一，发展中大国工业化、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转型大国面临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应该深入研究大国工业布局和产业体系，大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以及新型工业化的要素和动力问题。第二，发展中大国城市化、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统筹。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过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应该深入研究城市化趋势和大国城市化特征，发展中大国城市化模式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的路径。第三，发展中大国制度变迁、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大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制度变迁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制度变迁就不可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深入研究大国制度变迁的特征和内在机理，发展中大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制度的供需矛盾和协调路径。第四，发展中大国治理结构、政府行为和宏观调控。现代发展经济学既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又重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应该深入研究国家规模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发展中大国政府经济行为特征，以及大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法。鉴于大国发展典型化特征和增长模型，以及实现大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都会涉及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市场需求与对外贸易等要素，所以没有将增长要素单列出来研究，而是把它们融入各部分内容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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