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理论，需要明确经济发展的内涵。为此，有必要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区别，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而提出一个系统研究大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框架。

1.3.1 经济增长及其测度

所谓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过程。刘树成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将“经济增长”解释为“一个国家（地区）物品和劳务生产总量的增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水平取决于生产能力或潜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同“经济增长”概念的内涵相适应，经济增长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度量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或国外从事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价值的总和。以当期价格或不变价格表示，可采用公式：Y=C+I+G+X-M，人均国民生产总值=Y/人口。其中C代表私人部门消费品，I代表投资品，G代表政府或公共部门消费，X代表出口品，M代表进口品。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可以把国民经济的全部活动变为简单的统计数字，比较清楚地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总量水平。在联合国1993年版的国民账户体系中，鉴于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收入概念，而不是一个生产概念，故将它改称为“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在发生变化，并开始对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提出质疑。最初引入GDP和GNP用于国民经济统计是为了衡量基于市场的经济活动水平。这项工作的先驱者西蒙·库兹涅茨和理查德·斯通，都因为对创建国民收入核算账户体系作出重要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但不是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标准，假若混淆两者就可能对经济情况产生误解，而且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如果我们在核算中不考虑公共服务的价值；如果我们仍然拘泥于一种只包括创造了什么但不包括毁坏了什么的经济发展指数；如果我们只看到了GDP——它在发生地震、火灾或环境灾难时会增长；如果我们不把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从产出中扣除出去；如果我们不把未来规划包括在内；如果我们不考虑创新将加速资本贬值——那么怎么能指望知道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和勇敢地面对我们的责任？”为了推进衡量经济表现的方法的科学化，法国总统佐拉·萨科齐在2008年初委任了一个国际委员会，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任委员会主席，其目标是确定GDP作为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的局限性，研究更加确切地描述情况所需的额外信息，讨论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这些信息和评估其他手段的可行性。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用五种方法来破解GDP作为生活水平指标所存在的缺陷：第一，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强调GDP之外的其他既定指标；第二，增强对关键生产活动的实证衡量；第三，从家庭视角考虑生活水平；第四，增加收入、消费和财富分布变化的数据；第五，扩大市场之外的衡量范围。

1.3.2 经济发展及其测度

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包括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指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第二种是指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升级；第三种是指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人们物质福利生活的改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往往采用第三种含义，包括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变革的过程。

同“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相适应，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度量指标仍然是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但同时还包括社会公平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在经济增长度量指标的基础上，经济发展的主要度量指标还包括：（1）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GNP，可以为比较各国的收入、消费或福利水平提供标准；（2）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可以为衡量各国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提供标准；（3）生活质量状态指标，主要比较各国的私人消费、营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状况；（4）工业化和城市化指标，主要衡量各国的工业化率、城市化率和劳动人口的分布状况；（5）减轻和消灭贫困状况，主要衡量各国按照贫困线标准划分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和总人口数量。度量经济发展的权威性指标体系是世界银行使用的指标体系，即世界发展指标。《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1）人口及人力资源开发；（2）环境及卫生设施；（3）GDP、工业化、农业、服务业增加值及进出口；（4）政府与市场发展；（5）商品贸易、国际投资及外债总额。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以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社会包容度、人口变化、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可持续交通、自然资源和全球伙伴关系为主题，选取了人均GDP增长率、资源生产率、贫困风险率、健康生命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可再生能源消耗、交通运输消耗的能源和生物生态状况等指标。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几乎把增长和发展当作相同的概念。后来，古莱特（Goulet）从广义的角度定义发展，提出了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即生存（life-sustenance）、自尊（self-esteem）和自由（freedom）。根据古莱特的发展概念，当人们的基本需求有了改善，经济增长使得国家及个人有了较强的自尊意识，人们的选择范围扩大，这时才算是有了发展。增长的含义是比较明确的，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增长即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就是除去物价上涨因素的货币收入的增加。但对于发展的理解就不同了，多数人认为发展的含义比实际国民收入增长要宽泛，经济发展必然包含经济增长的内容，但具体的理解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从前人们一般都把人均收入当作衡量发展的指标，并使用这个指标来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富国和强国。有的时候，发展的概念又同工业化程度相联系，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发达国家被认为是生产高级产品的国家。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们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这种观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概念，指出发展是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生存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决策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是既使人类的需要得到满足，又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迈克尔·托达罗指出：“我们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与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1982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提出，发展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有能力去持续地、累积地增加该国的实际总产量。他从经济的角度将发展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紧密联系而组成有机整体；二是经济的部分结构和整体结构不断调整；三是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得到有效使用和提高。200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主要内容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总体来看，经济发展的内涵演变是沿着三条路线展开的：一是从经济增长到结构变化；二是从经济增长到能力提升；三是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这样，经济发展的概念在不断展示其丰富性，并且不断得到充实完善。

1.3.3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从经济增长理论到经济发展理论的过程。随着经济长期的演变，人们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概念的区别愈益清晰，而且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接近经济发展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提出：“增长理论并非从我的1956年和1957年的论文开始，而且它肯定不在那里结束。它可能从《国富论》开始，而且或许亚当·斯密还有先辈。”（索洛1987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词。）萨缪尔森认为，斯密的《国富论》是“一部可以题为‘如何使GNP增长’的实用手册”。具体来看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首先，他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即“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他讲到的“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已经具有现代经济学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含义。其次，他探讨了国民财富增加的原因，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从事生产性劳动人数的多寡。这就表明，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社会财富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再次，他分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即“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且意识到了人口集中程度及其引发的需求集中程度对于分工的影响。最后，他提出了保障财富增长的制度环境，认为“每个人改善自身环境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主张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以及自然权利体系和自由贸易使资本得到最佳利用，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各个经济增长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各个学派主要关注经济增长的源泉，致力于寻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将资本列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主要关注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增长模型有两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产生，索洛等认为除资本和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技术进步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经济系统外生给定的，因而被称为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第二次是新增长理论的产生，罗默、卢卡斯等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系统内部讨论技术进步及其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因而被称为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具有两种基本模式，即外延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所谓外延式增长，主要指由单纯生产要素的增加所引起的生产总量的增加；所谓内涵式增长，主要指由市场分工制度以及生产技术改进所引发的增长。如“斯密式内涵增长”具体研究了市场贸易分工带来的经济增长现象；“诺思式内涵增长”具体研究了制度变革带来的经济增长现象；“普罗米修斯式增长”具体研究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现象。

从经济增长演变的理论看，新增长理论为人们理解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增长过程提供了较好的范式，而且它意识到了政府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教育投入对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税收政策对刺激物质资本投资的作用、知识产权制度对鼓励研究与开发的作用以及投资的外部性效应等，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也为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