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场经济是“富国裕民”的康庄大道

斯密给政治经济学确定的任务是“富国裕民”。他说：“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那么何以富国裕民呢？答曰市场经济。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斯密从多方面展开了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论述。

1．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利己心

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如果没有对利己心的确认，也就没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论述里，其实都是以人们的行为模式去设定经济体制的。这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倒是如出一辙。

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斯密看来，人类行为是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他这里所讲的“自爱”，实际上就是利己心。他注释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和主要关心自己。”亚当·斯密的“利己心”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斯密指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斯密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就人类本身而言，人们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倾向。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利益，首先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就不会需要你的产品和服务，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实现，这多少有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意思，亦与马克思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过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经济秩序的指导。

大量事实证明，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科学，一系列分析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是否有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假设。现在看来，斯密关于利己心的确定是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的。他的理论体系后来一再被实践所验证，道理全在于此——因为人们总是要选择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才是投入最小、产出最大从而最为有效的经济体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所暗含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人类本性是相逆的，这种体制的组织成本将是非常大的。计划经济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爱厂如家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出于此。

斯密以利己心为前提进行分析的观点或者方法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以至于“经济人”的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这无疑是斯密的功劳。熊彼特曾经高度评价道：“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2．分工与效率

《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在这一章，斯密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他的全部经济学分析。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的时代，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相对充分的展示，而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却初见端倪。斯密有一段时间一直住在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是当时苏格兰的工业中心，而苏格兰的制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比英格兰发达，所以斯密有可能实际观察了工业区的经济生活，感悟到了分工的真谛。

尽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经成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把分工和效率、分工和比较优势、分工和市场范围、分工和自由贸易联系起来，展开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实在不失为“高瞻远瞩”。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满怀豪情地讴歌分工。

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将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而加以研究的。由于目的在于效率，因而他没有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

对于分工与效率的关系，斯密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循循善诱的教导。他以扣针制造业为例，指出如果十多个工序由一个缺少专门训练的工人承担，则可能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更不用说20枚了。但如果10个工序由专门工人分担，这10个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48000枚。分工在促进了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在未开化社会中一人担任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担的工作”。历史已经走过了漫漫长河，在自然经济的时代，由于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致使社会长期停滞；而后来工业社会的效率提高和社会进步则是分工使然。俯瞰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叹斯密在当时所展示的远见卓识。

那么，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斯密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开始时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时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实，如果说人们都在“计算”，都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大的，那么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许多“穷人”之所以花很长的时间等公共汽车，而“富人”则为了节约时间而买小汽车、坐出租车，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穷人的资源优势是时间，穷人的时间最不值钱，富人的资源优势是钱，富人的钱最不值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在于寻找到了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发挥了资源的优势，因为只有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才会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东施效颦、抑长扬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斯密把个人之间的交换扩展到国家之间的交换，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都有自己的国际分工。一种商品如果由其他国家来生产所需的成本比本国低，那么本国就不要生产，用输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商品所换的钱来购买别国的廉价商品会更划算。因此，他不仅主张国内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主张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后来，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支配国际贸易的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当然，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显然都是从发达国家的现实出发去思考国际贸易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心态。这种主张在当时就遭到了相对落后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反对。

分工引起交换，以比较优势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分工具有如此的伟大功绩，因而在斯密的笔下当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细、越专业化就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来越细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斯密举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琐碎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例如，搬运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里（就像重庆的“棒棒”），因为大都市市场广阔，而农村市场狭小。斯密这里所讲的市场范围，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交换的依存度、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是一国经济进步与否的标志。当然，分工与市场范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在我国，当前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动，涌现了很多新兴产业，这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现代证明。

然而分工和专业化都是需要法律保护的，实际经济行为与法制建设在反复的博弈中不断完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分工和交易将很难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契约精神。

斯密的研究之所以从分工开始、高度讴歌分工，是因为他直接感知了他的时代，感知了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他的经济学研究充满活力的根源所在。对于我们现实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这是具有启迪意义的——经济实践永远是经济理论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斯密看来，当然是分工越细、越专业化越好。然而161年以后的1937年，R．科斯教授却在他的《企业的性质》这篇著名论文中对斯密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或者修正。在这篇论文中，科斯以“交易费用”概念为枢纽，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化的分工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应当有适度的规模。或者说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用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企业史学家钱德勒通过对企业史的考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

斯密的“比较优势”原理在今天也遇到了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的挑战。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里认为，斯密所处的时代产业比较粗糙。对于比较粗糙的产业，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到了当代，产业已经相当精细，面对精细的产业，高级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发挥的作用更大。波特告诉我们，应当特别重视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及时提升产业结构。其实即便是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更大，各国、各地区的高级生产要素也依然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