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
张培刚(1913—2011)，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9年春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科预科，次年秋预科毕业，进入经济系本科。1934年6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被选送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撰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和《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三本著作，并在《独立评论》等刊物上撰文参与了当时学术界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辩论。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工商管理”系，同年9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次年转入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1943年通过硕士学位考试，取得博士论文撰写资格，在布莱克(John D.Black)
和厄谢尔(A.P.Usher)两位教授的指导下，于1945年10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年底通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再度回国，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农业与工业化》是张培刚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它获得了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Wells Prize，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前国际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奖，张培刚是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获得该奖的中国学者。与张培刚同时获得该奖的是保罗·萨缪尔森，后者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编辑成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51年被列入“经济文化丛书”，由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弗洛雷斯·埃德蒙多(Flores Edmundo,1918—? )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在美国再版。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当时在国际上亦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美国学者威廉· H·尼科尔斯、海曼·库柏林、许烺光、威廉·W·洛克伍德等在该书出版不久后纷纷发表了评论文章，他们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从各个角度评述了《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这些评论有的比较精准，有的并不得要领甚至存在误读。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时任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的威廉·H·尼科尔斯1949年11月在《农业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该书旨在探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调整的理论、实践及历史，特别关注农业内部的调整”，其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和综合了该领域的多方面文献”，“有助于对工业化和农业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二是“对中国工业化作了实证研究”。但尼科尔斯认为，张培刚的博士论文也有不足，主要是理论与实证都没有独创性，所有的结果都“过于肤浅，带有学究气”，“没有充分展开论述”，“而且其实证部分的绝大多数资料、数据，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都是十分熟悉的”，“有些数据直接来自于科林·克拉克的调查数据”。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海曼·库柏林1950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评论文章，肯定了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研究的学理与实践价值，特别提及该书关于“工业化是实现农业改革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和“工业化分为演进型与改革型”的观点。中国工业化需要足够的资本，有必要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张培刚在论文中认为可以引进美国投资。库柏林发表评论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因此，库柏林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美国投资于中国，需要以“美国人认为其政权足够友好并且可以长期执政”为前提，“根据共产党在中国的表现来看，人们只能认为，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投资风险较大”。作者在评论文章中的这一引申显然超出了学理的范畴。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许烺光1950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评论文章，由于知识的局限，该评论并未从经济学的角度评析《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学术观点。许烺光肯定了张培刚对于文献整理的贡献，认为“凭借对时下流行的经济学文献的高度了解，张先生至少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作出了一项巨大的贡献——将绝大多数与该主题相关的文献紧凑简洁地展现在一本厚度适中，可读性又较强的书中”。但该评论对于经济学研究，包括《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经济学“为了实现科学上的完美，为了简单起见而将复杂的现实武断而激进地进行简化”。许烺光认为，张培刚的博士论文也存在同样的缺陷，“作者在开篇时便认识到‘经济理论与经济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他却显然没有尝试去弥补这样的‘差异’”。“他将经济学家的一般性结论应用于中国时甚至更加不尽如人意。”“阅读了整篇文章，笔者想起了一则被认为是来源于公元三世纪一位君主的历史轶事。朝中一名大臣向他的君主报告说人民正在忍受饥饿。国王厉声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肉呢？'! ”
以研究日本经济发展问题著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洛克伍德， 1950年在《远东季刊》上发表了针对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评论文章。由于洛克伍德本身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他对张培刚博士论文的评论是较为中肯和具有经济学学理性的。他首先指出了《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所研究的问题的价值：“工业化是当今亚洲每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改革举措的一句口号，工业化在不发达国家的进展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领域目前仍缺少深刻到位的分析”。“张博士关注的是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农业国家所发生的经济调整。他从分析工业中技术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农产品市场、农业原料市场、农业劳动力市场着手，然后将视角放到更为动态的视图——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逐渐展开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作者引用了大量西方的权威性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上详细阐述了这些一般性结论。张博士是一位勤奋的学生，熟读了大量文献，并针对该领域作了范围极广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将不会昙花一现。”作为一位研究亚洲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洛克伍德也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过多引用西方案例，而较少引用亚洲案例提出了批评：“令读者失望的是张博士对于西方经验的过多关注。几乎所有的数据证据都来自于美国和西欧的历史，尽管东南亚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广泛的商业化，作者却没有提及该地区。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唯一实现了大范围工业化的亚洲国家，作者也很少予以关注。”洛克伍德认为，西方经验不一定适合于亚洲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美国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及农业机械化与中国或者爪哇的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之道并非有很大关联”。洛克伍德的这一分析应该说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
在国内，该论文于1947—1948年以中文方式发表了一部分,1984年该论文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首次编辑成书出版了中文版。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历久弥深，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即便是对民国时期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不看好的胡寄窗先生也认为它“实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首创著作”。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 Fisher)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出版60周年之际给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贺函中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很荣幸于1949年在《哈佛经济研究》系列丛书中出版了此著作。张教授的著作是该系列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此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屈指可数。”
发展经济学是“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的学说。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发展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从世界范围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经济学家主要立足于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殖民地国家及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早在19世纪60年代，像中国这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落后农业国就已经启动了艰难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在当时还不算是一种主流现象(趋势)，不足以引起西方国家政府及其经济学界的注意，创建一门分支经济学来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似无必要。因此，关于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自然被划入了经济史学、社会学的范围。而当时落后的农业国教育水平较低特别是经济学发展落后，因此也少有人研究农业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落后的农业国家面临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艰难转型的历史任务，农业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成为世界历史潮流，在此背景下，农业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发展经济学异军突起。
中国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原产地之一，它具备最早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独特的历史条件。首先，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业国经济学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不仅在国内建立了仿效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派出大批留学欧美的高端经济学留学生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他们不断将世界最新的经济理论引入国内，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先进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其次，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启动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与东亚的日本同时起步，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也是领先的，作为一个农业国中国向工业国和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艰难性、复杂性是世界各国所仅见的，这也为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提供了思想动力和最良好的现实经济条件。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共分六章：“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述评”“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工业化的理论”“工业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工业化对于农场劳动的影响”“农业国的工业化”。论文的“结语”部分为两则探讨概念的附录：“对‘工业’概念的探讨”和“农业作为一种‘工业’与农业对等于工业”。
一、研究方法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研究主题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问题，“着重于研讨农业的调整，以及农业对于这个特殊的经济转变阶段的种种变化的适应过程”。该书分析的主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工业发展对于农业改革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或者相反，农业改革对于工业发展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二是一国之内，农业与工业之间能否维持一种平衡关系？如果可能，其情形究竟如何？如果不可能，其原因又是什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循？三是在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能否维持和谐及互利的关系？四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最可能遇到的特别迫切的问题是什么？该论文与民国时期其他经济学博士论文相比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理论色彩鲜明，运用了当时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如一般均衡理论、局部均衡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分析农业经济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
张培刚认为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基于生产单位(厂商，即工厂、农场或商店)的均衡(Equilibrium of firms)及消费单位(家庭、个人或其他单位)的均衡(Equilibrium of households)，再由此直接引到经济社会的一般均衡”。这种分析“假定存在着‘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而且“是完全‘静态的’(Static)”，“着重经济现象的一般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优点是“承认并强调一切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和工业，也包括其他种种经济活动)的一般相互依存关系”，“能防止人们从一组特殊的事情或活动求出轻率的概括”。他认为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农业经济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是无效的，因为一方面，“完整竞争存在于农业，而不完整竞争或垄断竞争则只存在于工业”的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农业，较之工业，并不能更圆满地符合完整竞争的其他条件。所有农业的或乡村的市场，都无法免除特殊的制度上的限制，也无法免除地理的及天然的阻碍。换言之，价格及资源的流动性并非毫无限制。而且，当作经济单位的农场或乡村家庭，往往不能得到完备的市场知识；在大多数场合，其获得市场消息，远远不及城市经济单位那样便利。乡村社会的真实市场形态，大概都是一种‘买方垄断’(Monopsony)或一种‘买方寡头’(Oligopsony)。至于生产结构方面，农民或农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极为迟缓，在若干场合甚至全无反应”。另一方面，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依存关系，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时，“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是‘并入’(merged)在一般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中”。
张培刚认为，相对于一般均衡分析，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很适合研究某一具体产业：“为简便计，我们不得不采用一种方法，只取各种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或两种，而同时假定其余对经济活动不变或以同等的程度变化。”
张培刚考虑到局部均衡分析其“适用性大受限制”，于是在论文中又引入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理论。张培刚认为，“不完整竞争或垄断竞争理论，以两种方法修正了新古典理论……完整竞争可以当作一种特别适于均衡分析的理想情况，不完整竞争理论则比较富于现实性，而且在这种理论的分析下，完整竞争只是被当作一种特殊情况”，“在不完整的或垄断的竞争下，均衡分析的应用却大受限制”。
此外，张培刚还采用了区位理论。所谓区位理论或区位经济学“也称‘距离’经济学，是以横向空间距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张培刚认为该方法将帮助指出“各个历史阶段基本区位因素的变迁，这种基本区位因素，正是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因此，可以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口定居、资源的利用和限制以及人口定居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变动关系。
总之，对农业与工业化关系问题的分析中，张培刚的分析方法是综合的、多角度的，力求克服单一方法的缺陷和吸取各类方法的优点。“他对问题的分析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因而其分析既具有理论的一般性，又不失实际应用的具体性；他的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因而其分析结论既能预见一般趋势，又不失其应有的精确性；他在时间上分析了工业化的演进及工业和农业的相互调整，在空间上描述了多种经济活动的并存，比较了多种工业化模式。”
二、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张培刚认为，任何时代农业和工业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密切的相互关系。“那种认为经济史中某一时期是农业的，某一时期是工业的说法，的确是太简单而笼统了。即使在所谓‘农业阶段’，工匠(Artisans)及手工艺人(Craftsmen)的活动，我们也不可轻视……在所谓现代的‘工业阶段’，农业是供给粮食及原料的泉源，说它重要，亦非夸张。”张培刚考察了在生产技术不变的假定条件下，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及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有贡献的五大因素。
第一是粮食。张培刚认为，只要人类的食粮仍是以动植物为主，农业就将依然是供应粮食的主要源泉。他从人口与粮食、粮食与经济活动的区位化和收入与粮食的需要三个方面说明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张培刚认为，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的职业转移——从农业转入工业或其他生产部门、收入的增加等都会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增加或需求结构的改变。从粮食的供给来看，土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和农业技术是影响粮食供给的主要因素。但是，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耕地面积的增加是有限的，因此在农业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增加粮食生产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在原来的土地上增加劳动”。但是，同一土地上劳动的集约使用会受到报酬递减的限制。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耕种技术不能改进”，“那么，粮食供应的缺乏，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耕种技术的进步总是和工业发展并行不悖的”，因此，解决粮食问题“就将转变为耕种技术进步与工业发展之间的速度差异问题”。此外，在工业革命以前，粮食还是“工业、商业、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确定区位的主要因素”。
第二是原料。原料是农业与工业发生联系的重要因素。张培刚认为，农业是供给原料的产业，而工业是原料的需求产业。他从两个方面讨论了二者的关联：一是农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二是农业与工业区位的关系。关于前者，张培刚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农业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是不一样的，“经济周期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以后才产生的现象”，因此，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农业“只能在经济周期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且日益成为‘工商业的足球’”。而在产业革命以前或产业革命早期，“农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内，在引起和形成经济周期方面可以发生重要的甚至支配的作用”。关于后者，张培刚认为，原料的来源是决定工业区位的一个主要因素，一个工业区位，“要不就定于原料的来源地，要不就定于消费点(市场)，而不会定于任何中间的地点”。
第三是劳动力。首先，张培刚借鉴当时的学术成果提出了一个社会“适当人口量”的概念：“所谓‘适当人口量’就是当其他因素(包括土地、生产技术、资本及组织)的数量一定时，能生产‘最多产品’(Maximum Product)的人口量。”其次，他分析了人口的职业分配，特别是在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分配。他认为，虽然劳动力可以在农业与工业之间流动，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当技术变化显著时，劳动力从农村流到城市的状况最为明显。此外，生产的季节性和经济的周期性也会引起劳动力的流动。比如经济萧条时期“许多来自乡村的工人”，“不得不回到原来的职业，大多数是回到农业”。
第四是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农民。张培刚运用当时新问世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分析了农民以买者姿态出现的市场和以卖者姿态出现的市场。当时的经济学界一般仍然假定，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只存在于工业市场，而农业市场则处于完全竞争或近于完全竞争的状态。针对这种看法，张培刚分析了农业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他认为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是弱势群体，在以买者姿态出现和以卖者姿态出现的两个市场中都处于不利地位，深受垄断之苦。他指出，“在垄断竞争下较之在纯粹竞争下，价格较高，生产规模较小”。农民作为消费者主要购买以下三类货物和劳务：为生产用的农业器具、化学肥料及铁道运输；为消费用的衣着、靴鞋及家庭用具；为两方面都要用的汽车及收音机。所有这些东西，“除开衣着、靴鞋及家庭用具几项外”，“都是划入‘垄断的’市场(Monopolized Marktets)这一类别。在此种市场，或则是少数厂家控制着全部供给，或则是一个厂家或少数厂家控制着大部分供给”。因此，“农民在工业品市场上对于同量货物所付的价格，较在能实现纯粹竞争或完整竞争的社会里所付者为高，或者对于同量付款所得到的货物，较后者为少”。张培刚以中国为例说：“在中国，构成农民家庭支出，尤其是构成现金支出的主要项目的几种商品，很久以来就是在垄断市场下出售的。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盐。”同样，农民作为卖者出售产品和劳动力的市场，“也是流行着不完整竞争或‘买方垄断’竞争(Monoposonistic Competition)”，“在‘买方垄断’竞争下，价格对于农民较之在完整竞争时为低”。“在不完整竞争下，农民作为劳动力的出售者所接受的工资报酬，要比在完整竞争下为低。”
第五是资金积累。张培刚认为“农业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帮助发动工业化”。他以中国为例指出：“几十年来，桐油和茶等农产品曾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输出项目的第一位。这项输出显然是用于偿付一部分进口机器及其他制成品的债务。”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茨涅茨1961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从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等方面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的这一论断被西方发展经济学誉为“经典分析”。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库茨涅茨的分析与十多年前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中的论述如出一辙(而且库茨涅茨当年详细阅读过《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稿)，只不过在有些部分运用了一些数学分析公式而已。
三、工业化理论及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农场劳动的影响
(一)工业化理论
在工业化理论的介绍方面，张培刚着重介绍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及工业化的类型。
张培刚将“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整个社会”。这一定义赋予了工业化广泛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这个定义“能够防止和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和做法的片面性”。按照这一理解，张培刚认为，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不仅可以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如英国、德国等)，而且可以是农业和制造业均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丹麦、意大利等)，还可以是以农业为主的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西方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大多把“工业化”片面地理解为单纯地发展制造业，而将农业的进步排斥在工业化之外，把实行工业化和发展农业看做相互对立的，认为两者不能同时进行。著名的刘易斯“二元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才开始纠正忽视农业而片面实现工业化的传统观点，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舒尔茨1964年所著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
张培刚将影响工业化过程的因素概括为五个方面：(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的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5)企业创新管理才能——改变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张培刚认为，以上五种因素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包括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及生产技术”；另一类是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包括资源及人口”。“至于社会制度，则既是发动因素，又是限制因素。”
张培刚借鉴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特别重视企业管理创新对于工业化的作用，认为“企业创新精神对于中世纪晚期所谓‘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一种基本的发动因素；诸如冒险开发新领域，航海的改良以及商业组织的进展，都是这种商业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特色”。而“中国在传统上因社会制度的限制而缺乏这种精神，可以帮助解释产业革命何以未能早日在中国经济社会内自动发生”。在介绍生产技术对于工业革命的影响的相关理论时，张培刚除了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之外，还特别提到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观点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根据这种学说，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形式，都是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所产生，而社会经济结构的形式，则又为包括生产技术的生产力的变化所决定。”
关于工业化的类型，张培刚认为可以按照不同的原则进行分类，他依据工业化是由政府还是个人先行发动，将工业化分为三种类型：个人或私人发动的、政府发动的、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可以将英国、法国及美国归入第一类型，苏联归入第二类型，德国及日本归入第三类型。”张培刚从三个维度在历史发展上分析了工业化的方式：工业化如何开始；以何种程序和阶段表现出来；完成工业化的速度如何。
(二)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在假定生产技术不变，并静态考察农业与工业的关系的基础上，张培刚进一步分析了工业中的生产技术变迁对于农业改良、农业生产组织(农场)、农业机械化、农作方式及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影响。
关于工业化对农业改良的影响，当时的西方学者存在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以阿瑟·杨(Arthur Young)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农业改良是工业变动的结果”；以孟都(Paul Mantoux)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工业化对“农业的毁灭作用，快于它曾经起过的助长作用”。张培刚认为阿瑟·杨的观点“是正确的”，孟都“也并非完全错误”。他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认识工业发展与农业改良的关系：一是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产业革命以前农业改革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假若没有制造农用机器的工业来供给必要的工具，那么农业的机械化是无从发生的。”二是要分清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就长期言，农业的进步必然是工业发展的结果”，若基于短期的分析，则工业发展对农业具有负面的影响。三是对农业技术的性质和内容应有正确的认识。
张培刚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被当做生产单位的农场在内部结构上会发生变动。他基于三种不同的假定条件对此进行了分析。一是“假设对农场生产品的需要既定不变，以土地面积所计算的农场面积也既定不便”，在此条件下，农业技术的改进“对农场将发生下列两种结果中的一种：增加总收益，或减少总成本”，但是“这种由于技术引进而得到的额外利润，只能短期存在；而在长期里，这种额外利润将逐渐消失”。二是“假定需求不变，但农场面积则可以随意变动”，在此条件下，“农场引用技术改良的利益，只有扩大农场面积才可以充分获得”。三是“价格保持不变但‘产品’调整(‘Product'adj ustment)发生”。产品的调整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和价格的变动不同，可能而且常常是包含着生产成本曲线的变动”;“另一个特点是，产品的改变主要是‘质的’(Qualitative)，而不是‘量的’(Quantitative)，因而不能延着轴线来测量，也不能用图来表示”。除了纯粹的理论分析之外，张培刚还“从历史的和统计的记载中，来了解在工业化过程中，农场内部组织方面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张培刚认为农业机械化的方式包括三类：动力机的采用；现代交通工具被应用于乡村区域；改良的和较大的农具的采用和推广。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机械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机械化对于役畜的影响，特别是应用动力机械和机动货车对于役畜的影响；机械化如何提高了每亩的生产力和每个“人工小时”的生产力；机械化对于农场面积大小的影响。
张培刚认为，工业化过程中收入的增加、饲料作物的改变及粮食作物转换工业原料都会引起农作方式的重新定向。“当工业化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由于对收入增加的影响，就会产生对较好食物的需求。用农产品作原料的某些工业将要扩展，因而将会提高对这些初级产品的需要。这一切都将引起农作方式的转换或重新定向。”关于饲料作物的改变对农作方式的重新定向的影响，张培刚以美国的情形对此进行了说明：“用燕麦作马的饲料已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但近几十年来，由于拖拉机、机动货车和汽车的采用，马匹被代替了一部分，因而对燕麦的需求下降。在轮耕中找一种获利更大的作物，是农民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有些农民企图用大麦代替燕麦，以解决这一问题。”从粮食作物转换到工业原料带来的农作方式的重新定向，必须“以单位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为先决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省下种粮食的亩数的一部分，用来生产作为工业原料的作物”。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由于农产品市场的扩张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和亩产量必然会提高，农业生产规模亦必然会有所扩大，但受土地总供给量固定不变、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低及农产品生产受自然规律的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必然较工业的增长速度慢。因此尽管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农业生产在绝对数量上和规模上史无前例地不断扩张了，但农业生产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或比重下降了。“农业原来在世界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优越地位，就开始让给了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农业不仅失掉了优越地位，而且以工作人口和国民收入所表示的相对重要性也日渐下降。”
(三)工业化对于农场劳动的影响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分析工业化对于农场劳动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
首先，张培刚考察了历史上关于“补偿作用”的诸学说。所谓“补偿学说”是指认为机器的采用对社会发展具有正面影响的学说。张培刚认为“劳动力从乡村移入城市，或从农业移到工业，乃是工业化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变动”，所以他对于机器采用对劳动这个因素的影响予以重点关注。张培刚指出，“早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时值产业革命初期，关于新机器对劳动者的影响已有所思考”。19世纪初时，开始形成相互对立的两种趋向：一是萨伊的乐观的观点，他认为“机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劳动者个人，其立论系根据他的‘市场法则’(Law of Markets)，即生产创造对它自身的需要”；二是劳德尔(Lauderdale)的消极观点，他认为“资本是生产性的，只有在它可以辅助劳动或做劳动所不能做的工作时，它才能增添国民财富。因此，一个国家，只有在资本能代替劳动去生产那些已经有人需要的东西，才能从更大的资本积累得到好处；超过这个限度，资本积累就无利益可言”。此后，上述两种观点，后来各自更进一步被加强和发挥，其中西斯蒙第、李嘉图、霍布森、凡勃伦等持悲观的论调，而麦卡洛克(J.R.McCulloch)及新古典学派持乐观的观点。马克思也猛烈批评补偿学说，认为“任何时候采用了一种机器，不但不能空出一部分资本，反而凝固了一部分资本使其不能再与劳动力相交换：可变资本(劳动)变成了不变资本(机器)。因此，机器的这种影响不是一种补偿，而是‘一种最可怕的鞭挞’”。
其次，张培刚分析了劳动在农业收入中所得的份额。张培刚引用美国学者赫迪(Earl O.Heady)对美国1910—1940年农业总收入中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的相对份额的研究成果指出：“在过去三十年中，劳动的相对份额从百分之五十三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二。鉴于土地份额的相对固定不变，显然这种下降差不多完全是由于资本及管理的相对份额的相应提高，从百分之十六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所造成的。”张培刚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使农业机械化能够有效地完成，“劳动所得的绝对份额和相对份额的降低，不仅在技术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物比别的生产要素增加得较多时，才能够有利而又有效地引进资本。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的结构才能得到重新组织”。
最后，张培刚分析了劳动力从农场到工厂的转移。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受城市的吸引而转移到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为城市工业或其他行业“拉”的作用，另一方面为农业或农村“推”的作用。前者主要是由于城市的货币工资高于农村，后者主要是由于农业的机械化造成了机器代替农场劳动力。“‘拉’和‘推’这两种力量，总是在一起发生作用的。要区分那些劳动者是被‘拉’到城市，那些劳动者是被‘推’到城市，那是很困难的。”但是，劳动力从农场移向工厂是一个缓慢而艰辛的过程，并不是畅通无阻的。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最先被城市现代工业所吸收的劳动力，将是乡村工业的劳动者，接下来是乡村家庭的年轻人。劳动力从农场移向工厂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步骤，许多农场劳动者只是暂时转移到城市，而且仅在一定的季节，“一个农场劳动者要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并且牢固地保持着他的新职业，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阶段”。
四、农业国的工业化
关于农业国的工业化，张培刚主要分析了作为农业国的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及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资本移动及贸易联系。
(一)中国的工业化
张培刚分析了中国工业化的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列强的侵略导致的国家的不完全独立。“自由港埠的开放，大城市租界的设立，对列强在我国内河航行权的承认，使外国工业产品，在它们原来由于大规模生产和现代销售组织就已经有了较低成本利益的基础上，更有了超越中国产品的诸种利益。有些国家运用倾销政策，结果使中国的情形更形恶化。而且，大多数外国货物享有只纳一次低额关税就可以自由地运到有运输设备的内地的各种便利，而国内货物从甲地运到乙地反而须缴纳多种关卡租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幼稚工业要想健康地成长起来是极其困难的。”二是交通运输的落后及制度的障碍。“中国国内区域之间的关卡壁垒和运输工具的落后，是使商品和生产要素很难自由流动的另一障碍。它们已经长期阻止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这种障碍还抵消了本来可能进行农业改良的任何有利时机。”
(二)从工业国到农业国的资本流动
张培刚认为，在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个主要的生产要素中，土地“在国内及在国家之间，均不能移动”；劳动力“在国内能完全移动，而在国家之间几乎不能移动”。因此，“在国际上能够移动的唯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尽管资本的移动也有各种限制和障碍”。而资本在国际移动“总趋于从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移至较不发展的国家，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后一类国家较在前一类国家为高。这种资本移动大致与资本从工业国到农业国的移动相同，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农业国家一般在经济上总是比较不发达的或不够发达的”。
(三)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
关于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张培刚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是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特征。张培刚认为当时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殖民地的类型，“贸易发生于高度工业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宗主国把它的农业殖民地只当作原料的供给来源和制造品的销售市场”；另一种是“双边对称类型”，“是农业国与工业国彼此以对等的条件相互贸易。这里的农业国可能是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它的人民可能已经获得高度的收入水准和生活程度。例如丹麦和澳大利亚就是例子”。
二是农业国与工业国的贸易条件。根据新古典学派的学说，“农业国和工业国贸易条件的相对利益，首先须看所交换的是何种产品。农业国一般要处于相对不利的情况，因为国外对它的产品的需要，一般是较少弹性的”。张培刚认为新古典学派的上述理论存在不足，“第一，他们忽略了收入的影响”;“第二，他们对于供给弹性和生产调整的弹性没有加以考虑”;“最后，大多数古典派的学说都假定着充分就业，并假定没有技术改良”。
三是农业国工业化对于老工业国的影响。农业国工业化的结果，究竟是裨益于还是为害于已经高度工业化了的国家，在学术界是一个久有争论的问题。“早期经济学者每每强调影响的有害的一方面，他们的论证是单单根据下列的可能性，即一个农业国一旦实现工业化之后，可能要减少它对国外工业制造品的输入，并且很快会变成老工业国的竞争者，输出工业制造品到那些仍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张培刚认为，“不能草率地就说某种影响是有害的或是有利的。它们之有害抑或有利，须视个别工业而定，同时要看所采取的观点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而定”。
张培刚能够在留学美国期间写出在经济思想史上不朽的经济学著作并非偶然。
首先，中国具有研究农业国工业化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土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产生了发展近代工业的实践，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已形成发展近代工业的思想。到19世纪末中国已产生“以工立国”的经济思潮。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还产生了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外部条件。受此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和国内知识界热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工业化思想盛极一时。
不少中国留学生受国内高涨的工业化思潮的影响，着力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张培刚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其次，张培刚留学前对中国农业经济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他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1941年留学美国以前，张培刚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了长达七年的扎实的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和湖北的一些乡村、城镇，相继撰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以工立国”派的代表，张培刚还发表了《第三条路走得通吗？》(载于《独立评论》杂志1935年2月第138号)的论文参与讨论，批评主张在中国既不要“以工立国”，又不要“以农立国”，而是要走第三条路——在农村发展乡村工业——的思想。可以说，留学美国以前的张培刚已经是一位成果丰硕、对农村社会有深入了解的农业经济问题专家，这是他的同代留学生及后来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他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准备了扎实的材料，他的博士论文“当初是作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一个系列研究项目之一”，是原来在国内研究的继续，是对中国当时经济学界有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的理论化、系统化。
最后，哈佛大学前沿的经济学理论为张培刚提供了先进的分析方法与广博的经济文献资料。如果没有留学美国的机缘，那么张培刚只能成为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不可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开拓者。他在《农业与工业化》中运用了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理论，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的“投入—产出”理论及里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的工业化理论等分析农业与工业化，使该书对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的探讨极具理论色彩，从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系统探讨了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另外哈佛大学广博的文献资料对于《农业与工业化》的完成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张培刚阅读了涉及180多名经济学家的200多本经济学论著，浏览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仔细研读有关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苏联自‘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书刊。”他阅读的文献包括英文、法文和德文，“看的参考书超过任何写这类书的、这样范围的人”。
但是，张培刚的学术思想“象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张培刚回国以后经历了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思想的根本性转型，也失去了与国际经济学界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当年逾古稀的张培刚先生有机会再继续他开创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时，这一学术领域早已硕果累累，中国经济学失去了一次引领世界经济学发展潮流的绝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