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潘玉璞的《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

潘玉璞(Pan Yu-Pu,1914— )，辽宁奉天(今沈阳)人，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岳父胡赓年的前妻。1925—1928年在奉天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中学部学习，1934年考入国立东北大学理工学院学习，1938年取得理学学士学位，随后两年留校工作。1940年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四期统计专业研究生。1945年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1946年获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利息理论的比较研究》(A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Interest)。1948年在R.H.Blodgett教授的指导下，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and Capital Formation)。1949年参加联合国工作，任统计部主管，负责生活指数统计，后任联合国经济顾问。1978年从联合国退休以后回国定居，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79年任中国统计学会第一届理事。1988年任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副会长。

迄今为止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运用逻辑推理来探寻国际资本流动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关于资本流动成因与结果的定性结论”。20世纪50—80年代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将模型等数理分析工具引入研究，着力于国际资本流动动因的定量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致力于全球化下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动突发逆转的内在机理”。潘玉璞的《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属于早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成果，其亮点是该论文结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来论述国际资本流动，因而可以纳入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之中。潘玉璞留学美国时正值中国抗战胜利后，当时中国经济思想界热衷于对工业化的讨论，潘玉璞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分析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问题显然具有很强的“经世”倾向。

一、国际资本流动原因的分析

该论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经济原因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异，这足够超过由对资本流动的障碍引起的转移成本。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异通常是由资本生产率或投资的边际效率不同形成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数量及其他要素的数量，例如土地和劳动。投资的边际效率是由现有的投资数量和资本的使用技术决定的。理论上，实际利率在与资本流动的关联中起最终决定作用”。

在西方学术界早就有学者提出国际资本流动原因的利率差异说，如沃尔特·巴奇哈特(Walter Bagehot)早在1880年就认为由于“利率的诱惑”，“全球信贷资金”无处不在。20世纪初，克努特·维克塞尔将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进一步细化，指出“提高利率以后，不仅有利于吸引国外资本流入国内，而且还会使投资于外国有价证券的国内资本取回”。潘玉璞在借鉴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利率的决定因素，认为利率差异是由投资的边际效率决定的，而投资的边际效率又由投资的数量及资本的使用技术决定。

国际资本流动并非简单地获取利差或是投资利润，定会受到投资者的风险规避、个人投资偏好等的影响。佛雷兹·马克罗普(Fritz Machlup)1932年在其论著中就认为，资本可以从利率高的欠发达国家流到利率低的发达国家，即资本外逃，其动机主要是为了规避本国的风险，而非获取国外的高额回报。潘玉璞在博士论文中也注意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这一现象：“另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原因是资本外逃。资本外逃要么是由于对货币贬值的担忧和政治不稳定引起，要么是由高额税收引起。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将从边际效率高的地方流向边际效率低的地方，这样做的原因是回避风险而非寻求更高的回报率。”潘玉璞认为，“资本外逃”会产生破坏性的效果，“资本外逃常常突然发生，它以不同方式影响流出国的经济。随着资本外逃，生产必会萎缩，国民总收入将下降。除了减少资本家收益这一直接后果之外，也会降低总工资和租金。而且，资本外逃将加剧资本匮乏，提高利率”。她认为，资本外逃也不会给流入国带来任何好处，虽然流入国可以因获得流入资本而扩大生产规模，但“外逃的资本常常在它刚刚流入就离开资本流入国。流动资本的突然短缺将提高利率并使经济、贸易、收支失衡”。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资本形成的关系及其对中国资本形成的影响

潘玉璞认为，从理论上看，国际资本流动将用两种方式通过增加国民收入来加速资本形成：“首先，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债务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直接增加了储蓄数量；其次，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对资本和劳动的更大需求，这将使国民收入和储蓄更进一步增加。”

潘玉璞特别针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中国资本形成做了分析，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为经济发展筹集资金：要么依靠自有资源直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要么从国外获得必要的资本”。

潘玉璞认为，一国的资本形成能力取决于一国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储蓄能力，“中国收入水平低，甚至在战前时期，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大约40美元，而同一时期的美国人均年收入为540美元。同一时期，中国和美国的年均消费分别为36美元和404美元，人均储蓄分别为4美元和135美元”。“抗战以后，中国情况更糟”，因此，“很显然，中国通过自有资源增加国民收入或降低消费，是非常困难的”。

潘玉璞对当时中国国内的资本形成能力做了一个大体的估测，指出当时中国“个人投资为6.3亿元，企业投资为2.11亿元，政府投资为3.44亿元，转换成美元为每年393775000元。毫无疑问，这对于实现经济发展来说差距甚远”。她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需求会以高速增长”，而“中国加速工业化的最好机会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运输业和工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此，中国要适应战后工业化的需要，加速资本积累，特别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

此外，潘玉璞考虑到外资与内资性质不同，还从资本的使用方法的角度，研究了资本的使用效率问题。

《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形成》一文大量采用了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包括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既注意理论分析，又注意经验分析，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近代研究资本问题的标准的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