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的碰撞——简述中国基层社会的百年变迁
许雯粹[1]
很多史学家认为，1840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但对于相对迟钝的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一切改变应当从1856年算起。那一年10月，英军借口“亚罗号事件”炮击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860年10月，清政府以惨重的伤亡，付之一炬的圆明园还有大量不平等条约为代价，结束了这场战争。相比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不温不火，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强有力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西方商业的势力冲破政府阻碍，深入中国内陆；以士大夫们为首的变革阶层开始积极引进工业文明，从此固化了的几千年的中国基层的农耕社会开始缓慢解体。正如陈旭麓先生说的那样：“庚申之变，这个名词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社会的人们已经体会到了，有一种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抗拒的变化正在发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从1856年至今，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在时代背景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怎样在时代发展下安放中国人的心灵？怎样去解决新旧碰撞中基层农业社会出现的不适？我想答案同样地也应当在《乡土中国》中找寻。
一、旧的社会
近代以前的中国基层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从《乡土中国》中便可窥见一斑。中国基层的社会是乡土性的。亚洲大陆东部肥沃的水土和优越的气候孕育了世世代代向土地讨生活的民众。以土为生，自然对土地有一种微妙的情感。于是，远赴他乡，要带上一捧故乡的土；即便被迫迁居他乡，也要从荒地上开垦出“几亩微田”，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对农业种植的执着，演变为对土地的执着，最后又幻化成对故土的执着。既然土地是“命根子”，那自然要不离身地守着，土地搬不动，种地的人便不愿迁徙，于是基层社会便衍生出“安土重迁”“不流动”的特性。
（一）稳定的基层社会
安土重迁的基调下，世代定居是常态，人口迁移是变态。除非水旱天灾、多年战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背井离乡，否则基层人口流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生活在一起的人都是“自家人”，或多或少地与自己存在血缘关系或是姻亲关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熟人社会”。社会上都是熟人，自然有争议或者纠纷不但要讲法理，更要讲情理，将来纠纷解决了，还是要做亲戚、做朋友的。如果对簿公堂，把事情做绝，弄得亲戚反目，自然是最坏的结果。于是，乡土社会的人“厌讼”思想非常重，而平时解决纠纷的方式并不是现代社会中“分辨是非、厘定权利”，而是以“礼”去教化人，是对社会关系的厘定，这也就产生了礼治思想。同时，熟人社会也是排斥生人的，人们习惯于用血缘亲疏来衡量关系紧密，这便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为标准的“差序格局”和差别待人的道德观。
另一方面，人口的不流动也使世代人居住在几近相同的环境中，每一代人面临着几近相同的问题，因此，先辈对问题的解决方法对后辈有着重要影响，口口相传的经验由此而生。中国社会是一个重经验的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所说：“这种社会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成年的界限。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它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于是，“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敬老崇长蔚然成风。
（二）脆弱的农业经济
中国的王朝时期并不同于西欧的中世纪，基层农业社会之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及支持其运作的一套庞大的国家机器。但是，农业过多地依赖自然，并且财富积累时间较长，这便与想要有所作为的政府产生了矛盾。从古至今，中国历经数个王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耗时伤民的政府行为（大型工程、统治集团的挥霍或者发动对外战争）伤了王朝的根基，从而招致亡国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乡土社会一向崇尚无为政治、休政养民的原因。稳定思想盛行的时期，社会排斥一切具有变革色彩的政策，统治者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只能以渐变的方式调整国家政策，进而导致名称与实质的分离。
此外，农业基础社会上，政府作为极为有限，故也难以对内部事务细致管理，因此，统治集团将基层的管理权下放到各个家族，让家族长老们承担起治理工作，长老统治应运而生，形成“皇权不下县”的局面。政府对基层管理的缺乏，使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责任，一些在现代应当由基层政权承担的责任被分割到各个家庭，如对子女的教育、赡养老人、医疗保障等，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家庭是“一项社会事业”抑或是“稳定社会的力量”，从而忽略了家庭内部之间的情感需求，因此，基层社会里的家庭感情是淡漠的，男女主人之间也是相敬有礼的。
二、新的社会
在《乡土中国》一开篇，费孝通先生就这样阐述道：“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的边缘上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显然，费孝通先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西方文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正在给中国“乡土社会”带来一些变化。如今，距离《乡土中国》的成书之日已有几十载了，费孝通先生口中的“特殊的社会”也已发展为当今中国的基层社会。褪去了乡土外衣却还保留着几分乡土本色；掺杂着部分洋气却有时又执拗地固守着自己的土气，从土里长出的历史自然也要在土里寻找社会的症结。
（一）老人逝去的权威
“敬老”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其实源自乡土社会中“教化的权利”。前文已经阐述道，稳定不变的社会中，经验起到重要作用，因而掌握经验的“先辈”“老人”也就受到尊崇。儿女婚姻大事要讲求“父母之命”；儿女人生走向要“子承父业”；后辈要听从长辈的教育，服从家法家规等。但是，不同于旧农业时代的稳定，当下社会的精髓在于一个“变”字。日新月异的科技水平，快节奏的现代商业，尤其对于正在拼命赶超世界潮流的中国社会来说，每一年，生活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善变的社会上，教化的权利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渐渐缩小，随之变化的，便是老人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这样的变化有好的一面，以往教化权力之下，年轻人无力反抗先辈们为自己预设的人生轨迹，稳定的力量压制住革新的力量，社会很难继续向前。在当代，年轻人有充分的力量打破父辈们思维的局限，参与到社会规则的制定中来，为社会带来新鲜的血液，这更加符合当下社会快速变化的要求。正如书中所述：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同时，变化带来的消极一面也是显然的。电影《老炮儿》中六爷和他的挚友面对新时代的无力和尴尬就是当今社会的比较现实的写照。儿子对父亲教育抵触反叛，新一代对老人们的规矩不屑，而先辈们仍旧秉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度，企图让后代接受自己的世界观，并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于是代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传统中孝顺敬老等思想也面临着巨大冲击。
我们都应当意识到，在当下，横亘在两代人之间对教化权力的畏惧和依仗都在趋于消失，两代人之间不再是服从的关系，及时的沟通和交流才是化解分歧的重要力量。这既包括父辈对儿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尊敬，也包括儿女对父辈生活方式的尊敬。
（二）私与公
“私”是中国人的通疾，旧时如此，现在仍是如此。我的家乡在国有企业比例较大的东北地区，占公家便宜的事较为普遍。公家的物资偷偷拿回家，不仅自家用，还光明正大地给亲戚用；公家的工作，糊弄了事，反正面子上过得去就可以了，不必太认真；大学生毕业找个工作，需要托关系，平常办个什么事情，需要拉亲戚。在一些中国人的思维里，人、事、物分两种，一个是“我的”，一个是“别人的”。如果是“我的”，我自然要尽全力去做，如果是“别人的”，那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人“私”的根源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大家习惯于用血缘亲疏来衡量关系紧密。于是，便形成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不同的人处在波纹的不同位置，就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因此，中国道德的本质在于“差别”二字，排斥着普爱观念和公正理念。西方社会恰恰相反。西方的价值观念立足于“平等”二字。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陌生人组成的团体。在一个团体中，每个成员地位都是平等的，即便是父母子女之间，也无尊卑长幼之分。大家信守同样的理念，无论亲疏同等对待每一个成员，而成员也应当为团体和其他成员的利益尽到责任。西方人用这样的思维创造了民主国家并且发明了公民意识。
其实，现代中国出现了“自私”“冷漠”“缺乏公民意识”等问题并不能算作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已经用“差别”的思维生活了几千年，只是在近百年西方政治文化引进后，才出现平等的理念，其引进过程也可谓一波三折、磕磕绊绊，至今也无法与中国本土文化完美相融。在面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诸多不适，我们与其求助于“平等”这个舶来品，倒不如立足于“差别”这个土特产；与其刻意强调公民意识和博爱思想，倒不如引导民众把国家和社会当作“我的”，在私人和国家社会之间建立亲密关系，最终将“私”与“公”完美融合。
（三）自由化的婚姻
上文已述，在帝国时代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帝国政权无法像当今的国家一样，对公民的生活进行细致的管理和服务，所以一些基本的社会管理工作便下放到各个家庭，家庭兼具了社会功能。因此，男女之间的婚姻不再以感情为判断标准，而是以社会功能的最大化为判断标准。
但是在当今时代，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再片面地依靠农业生产积累，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普及、现代商业的蓬勃发展，政府财富积累的速度是过去的几十倍，国家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将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就促使家庭卸去了社会功能的重担，同时也摆脱了旧时冷冰冰的功利主义思维。婚姻双方当事人更加强调感情基础。婚姻的缔结、维护甚至破裂，感性思维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社会上的影视、文学等文化产品也在反复歌颂以感情为基底的婚姻关系。自由化的婚姻固然有利于人性的解放，但同时也带来一个令人头疼的社会问题——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在以往家庭强调社会功能的时代，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压抑自己在婚姻中的情感因素，即便夫妻之间的感情名存实亡，双方仍能够和睦相处，履行夫妻对于家庭的义务。而今天，夫妻双方一言不合就闹离婚，一句“我不爱你了”就足以摧毁一个家庭。在这种“婚姻自由”的背后，却是社会上离婚纠纷不断、家庭不稳定以及单亲孩子的成长问题。其实在中国，对于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家庭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稳定，无论农业时代还是当今时代，这一点都未曾改变。东方人（包括日本人和韩国人）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重家庭，这种文化基因也就意味着对于东方国家来说，家庭的稳定对整个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在今天，现代社会已经赋予了婚姻当事人足够的自由，那么我们不妨向祖先借鉴一下曾经出现在乡土社会中的婚姻的责任观念，引导民众在婚姻出现裂痕时，多考虑一下儿女和双方老人，多考虑一下婚姻的社会责任，也许当代社会中的婚姻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三、比较
四、结语
《乡土中国》成书几十载，对当今中国社会仍旧有巨大的意义，以上是我阅读《乡土中国》后的一点感言和对中国当下问题的一些看法。最后用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中国社会的问题，还是应当用中国人的方式去解决。
导师评语：
作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就新社会与旧社会做了比较和阐述，观点比较明确，阐述也比较深入，如果能够在结语前再作一新旧社会的专门比较，文章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陆伟明副教授）
[1]作者简介：许雯粹（1996），辽宁丹东人，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15级10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