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这里的大趴不散场

在这样的名校里读书是怎样一种体验？名校真的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造一个人吗？是不是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踏上一朵七彩祥云飞上蓝天？还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不管什么名校，说到底也就是garbage in，garbage out？

当生活的全部内容被挤压成为学习和找工作的时候，那感觉绝对不浪漫。在名校读商科的日子，无论哪个国家，哪个专业，多多少少，大致如此。新生入校，经历极短暂的熟悉环境的过程以后就要立刻开始一边学习一边找实习工作了。一年期的项目就更惨，要直接面对找工作的压力。

商学院的课程虽说也分专业，什么金融啊、市场营销啊，但实际上是大而全的，会计、管理、运营、战略无不涉及。课程排期紧凑、难度高，学业负担很重。对于国际学生，特别是英语相对较差的中国学生而言，去适应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和节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名校里，所谓的精英教育，并不是指把学生培养成精英，而是指学生在入校之前个个都是精英。教授会假设入学的每一个学生，包括对这套教育体系零了解的国际学生，都是无所不能的小天才，都已经掌握了多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包括：财务、会计、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市场营销、商业文书写作等；个个都是Office高手、编程大牛和数学建模专家；个个都懂得如何做讲演、如何做商务谈判，等等。没有人会因为你是国际学生来给你补课，来教你怎么读书、怎么考试，他们只是粗暴地假设你都能搞定。Google和Wiki成了形影不离的秘书和战友。而且，无论是教授还是同学，也没有人会因为语言障碍就给国际学生什么优待；相反的，他们会从你身上期待更多，希望你总能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提出他们闻所未闻的独特见解。总之，很多中国学生在第一个学期都会被课业逼得很惨。

单是学习就已经够让人焦头烂额的了，还得去找工作。就业办的老师会提醒你，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谋一份好营生，现在你在学校，那么多公司来校园做招聘宣讲，在学校组织面试，多么方便；等毕业了再找不到工作，你就得自己花钱飞来飞去地去求人了。在商学院找工作是一个大工程。第一步是改简历。在我记忆里，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份被这么多人看过这么多次和改过这么多次的文件：学长、老师、校友，还有任何懂英文、会思考的朋友；简历里的每一行字、每一个词，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和大小写都要经过仔细的推敲。好容易弄好了，兴奋地拿着去找工作，才发现大多数公司还要求申请人附上一封求职信！不写满一页A4纸又显得不诚恳，实在让人崩溃。在招聘旺季（一般是从秋季到冬季），几乎每一天都有招聘企业到校宣讲。对这些企业感兴趣的同学就要按时参加宣讲会。去也不能空着手去，得提前查查公司信息，联络校友，到现场才好和招聘人员套磁，会后还要拿着收集好的名片连夜写感谢信。很多读商科的同学都是奔着投行去的，投行的招聘过程更加要命。首先学校得好，成绩得好，这是起码的条件。此外还需要极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要能够跟招聘代表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一两月内就搞成把兄弟，才能顺利获得面试资格。

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找工作，好容易应付过期中考试熬到了圣诞节，公司休息了，不宣讲了，学生们却不能休息：期中考试过后就要抓紧时间投简历，写求职信，准备面试。所有的折腾要等到来年春天找到工作才能告一段落，没着落的人还要继续。

最难的还不是时间紧、任务重、环境不适应，而是精神上的分裂。学习好需要心若止水的平静，找工作需要无往不利的闯劲，这一静一动的切换，简直能直接把人逼崩溃。就这样，一边是教学委员会眼中关系学校百年大计、不可妥协的教育质量：末位淘汰制像一把剑，公平地悬在每个人的头上，考不好就退学；另一边是就业办老师的威逼利诱，投资回报率的小金算盘，金领、香车、美女的现实诱惑，成功学长的无形压力，家长亲友的殷切期盼，学费、生活费、工作、工资、移民，一切的一切都让毕竟不太富裕的国际学生们不能不惶恐：找不到好工作，一切努力皆泡汤。只见过拿录取信的笑，可见过被退学的哭？

好容易挨到周五晚上十二点，课都上完了，作业也写完了，公司们也走了，似乎这个礼拜的事情已经匆忙交代过去，下一个礼拜还早，终于可以有片刻的喘息了，却还是不能睡觉。因为在同学家、在酒吧，已经有好几个聚会在等着了。你总不是花上百万到名校睡大头觉的吧？所谓的校友资源不要啦？打起精神，换衣服出门吧，不醉不归。说不定今晚还能遇到自己的M r. Right。于是当晚，就和同学们齐聚灯光昏黄的酒吧，一边喝酒，一边大喊，呼吸着混杂音乐和酒精的空气，畅谈人生，直到凌晨。

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异国他乡，一切都是新奇的。俱乐部、运动会、演唱会、慈善活动、宗教活动，只有那么一、二十个月的时间，每件事都想尝试，也的确每件事都该尝试，没有人逼你，但是谁又舍得不去？于是只好无底线地放弃睡眠。

在这样高压、高强度的环境里，每个人都被做不完的功课、赶不完的场子推着往前走，被不断地挑战极限。不知不觉，一天睡上4～5个小时也不觉得困；以前一天才能写出的论文后来一个小时就搞定；可以不需要预习和复习而轻易地看透一门课程的精要，并优雅地通过考试；西装革履地穿梭在各大公司之间套磁、微笑变得职业化；面试，已经麻木到不需要思考就可以把自己的从业历史、重要掌故按照顺叙、倒叙、插叙或面试官要求的任何一种方式叙述得有声有色；递名片、收集名片，落落大方地在公开场合介绍自己，完全不会被听者的或惊讶或不屑的表情所影响；所有的这些蜕变都在潜移默化。整个过程缓慢又迅速，悄无声息地，在最初的焦虑和不自信过后，我们慢慢习惯；直到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成长，在那种兴奋和成就感作用下，再苦再累，已浑然不觉。

在早春的四月给穷人盖房子

我在美国读商学院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疲于奔命地学习，为了奖学金，不敢有半分松懈，课外活动是能躲就躲。可是混在美国的“精英圈”，不阳春白雪地参加一次公益活动，我实在是无法说服自己，于是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体验一下。

我唯一参与的一项公益活动是“Build Goodness in April”，翻译成中文叫作“在早春的四月盖善良的房子”，内容就是帮助穷人修葺房屋。在我读书的美国小乡村，公寓楼是不存在的，别墅是居住标配，一户一块地，或大或小，上面盖一栋房子，一家人一起住在那里。我刚到美国的那几天，我的美国同学带我车览全村的时候就跟我介绍过，有钱人家盖石头房子，高高大大的，很是气派；中产阶级盖砖头房子，用小红砖块拼出来的样式各异的小屋，也是萌萌哒；穷人就多半是住木头房子了，美国树多，木材便宜，很多穷人的屋子都是买好木料自己动手搭建的。这样的木头房子不结实，需要定期修葺，对于一个基本就没有什么收入、勉强混口饭吃的家庭来说，这很可能是一大笔无法负担的开销，于是只好凑合继续住着，久而久之就有了美国电影里常见的那种残破不堪鬼屋一般的木头房子。

我们的BGIA活动，就是在镇上找到一个有维修房屋需要的穷人家，免费上门去给他们修房子。修葺所需的钱款和人工，主要由项目团队想办法解决，学校会提供一点点的资金支持。

我的美国同学们对这件事情非常热衷。从筹款规划到修葺方案，各种开会、各种海报、各种传单、各种电子邮件，那劲头绝不亚于中国疯狂的房地产中介和保险业务员。最重要的一次筹款是在班级内部举办的慈善拍卖。全班最帅的大帅哥慷慨出售一个跟他一整天的约会，包括在家中共享他亲手烹调的晚餐；有几位同学出售一起去海滩玩帆船的；有美女出售打扫房间的；还有艺术家出售画像服务的。两个小时下来，一共筹集了六千多美元。班上的几个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平时都是一张臭脸不说话的那种，这次也非常积极地去采购木板和工具，很卖力。

当年同混香港投行圈的女战友，后来辞职回北京，在一家知名慈善基金做募资。主要工作就是向有钱的美国人推销中国的慈善项目。一次跟她吃饭聊起她的新工作，得到了上图中那个让我铭记一辈子的答案。在听到答案的那一刻，我的脑袋里浮现出了这样的假想场景：中产阶级吃饭聊天，互相说：“我前阵子在北京买了个新房子，好得很，你也买吧。”一通吹；富豪阶级吃饭聊天，互相说：“我前阵子在非洲国家给一批不幸天生艾滋病的穷孩子捐了款，资助他们食物和药品，你要捐吗？”一通吹。

按照计划，我们要给一户人家翻修门前的楼梯和木板平台。约定的日子是一个星期天，我跟同学一行十几个人来到了之前联系好的人家。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胖胖的，很显老，身后躲着一个十几岁的很瘦很瘦的小女孩。男人见到我们并不热情，紧皱眉头，一脸的不信任。这间木头房子很小很旧，从打开的门缝里看去，只有几十平米，窗户也是合不拢的，没有窗帘。同学在跟他商量如何修房子。他讲英语的口音很重，我完全听不懂。

这天天气非常好，艳阳高照。来跟我们一起修房子的同学有前Banker美国白人帅哥，有来自纽约长岛富人区的娇小姐，还有像我这样自己的肚子也喂不饱的国际生。男生们清一色地穿着一件简单的T-shirt，完全不顾身上是不是被土弄脏了或者是沾上了油漆，钻到房子下面把发霉的烂木头拖出来；先打木桩再用新的木板把阳台搭起来，然后女士们集体拎着油漆桶刷油漆。

我们就这样忙了一整天，午餐只是一顿简单的麦当劳，没有休息，直到下午，所有人都精疲力尽了。房子有了新的木板小阳台，而且被刷上了一层白色的油漆。在这一整天里，房子的主人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笑盈盈地表扬我们或者给我们搬出一箱冰凉的汽水来犒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