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误区，常识这样让我们犯错

毫无疑问，参与社会生活的经历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理解社会的能力。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思维过程的深入认识，没有对他人言行举止的大量观察和解释，包括亲身经历和远程学习，我们不可能理解复杂的人类行为。然而，我们依靠直觉、经历和学习得出的关于社会的常识解释，也掩盖了一些常识推理的错误，这些错误和物理常识的错误一样，都非常系统和普遍。《反常识》一书第一部分将集中探讨这些误区，并把它们分成四大类。

第一类常识误区是，当我们想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总是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在像激励、动机、信念这些我们意识到的因素上。尽管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几十年来的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已经发现，这种观点只是人类行为的冰山一角。例如，我们不会想到，酒水商店里的背景音乐可以影响人们的购买选择；不同字体写的声明，可信度也不同。当预测人们的反应时，我们不会考虑上述细节，但是，它们确实举足轻重，其他许多看似琐碎或无关紧要的因素也同样重要。事实上，我们不可能预见与既定情况相关的所有因素，无论我们多么设身处地去考虑，当预测人们在其他情况下的行为时总会犯下大错。

如果说第一类常识误区是，人们在描述个体行为的心理模型时存在系统性的缺陷，那么第二、三类常识误区就是，人们在描述集体行为的心理模型时表现则更加糟糕。无论是在社交活动、工作场所、志愿组织里，还是在市场、政党里，甚至是整个社会中，只要人们聚在一起，就会相互作用，比如共享信息、散布谣言、交流意见、和朋友比较、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奖惩、学习他人的经验，并且影响他人对好坏、贵贱、对错的判断。正如社会学家长期以来的观点，这些影响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不断累积，就形成了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是自然产生的，所以不能单独去理解它的组成部分。面对集体行为如此复杂的情况，常识的解释会本能地退回到个人行为的逻辑上。有时我们会借助假想的“代表性个体”，比如“大众”“市场”“工人”“选民”等，他们的行为可以代表多数人的行为和影响。有时我们又会挑出“特别之人”，比如“领导者”“富有远见的人”“有影响力的人”等，我们将他们视为“代理”。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我们对集体行为的解释总会掩盖事实。

常识推理的第四类误区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内容远比我们想象的少，而正是这种错觉扭曲了我们对未来的理解。每当一些有趣、离奇或可怕的事情发生时，比如，服装品牌“暇步士”（Hush Puppies）再度流行起来，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写的书成了全球级畅销书，房地产泡沫破裂，或是“9·11”事件等，我们总是本能地寻找解释。由于我们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去解释，所以我们的解释往往过于强调实际发生的事情，而很少关注那些可能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情。此外，我们试图解释的仅仅是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事，而这些事只占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很小一部分。我们眼中的因果解释实际上只是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而关于事情作用的机制，我们了解得很有限。由于这些故事在形式上还是存在因果关系，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它们具有预测能力。就这样，即使理论上不可能发生，我们还是骗自己相信，我们可以做出预测。

常识推理并不是只受到一种因素的限制，而是会受限于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彼此加强影响，甚至相互掩饰。最终结果便是，对于世界，常识可以言之有理，但不一定能揭示真正的原因。就像是在古代，当我们的祖先被从天而降的电闪雷鸣惊吓到时，他们也会煞费苦心地编造出神话故事来缓解自己的恐惧感。他们认为，神和人一样，也会斗争，所以才会出现这些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现象完全是自然的过程。通过一些易于理解的故事，他们解释并理解了奇怪而可怕的现象。这些故事也制造出一种错觉，让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搞懂了世界，从而有勇气迎接新的一天。这样很好，但在拥有相对发达的科学理论的今天，我们不会说我们的祖先真的“理解”了所发生之事。在我们眼中，古代神话甚至有些可笑。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常识的作用和神话一样。无论世界抛给我们何种特定情况，常识都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的解释，这些解释能让我们自信地生活。有时我们难免会纠结，我们自认为了解的事情究竟是真的，还是碰巧是相信的东西？而常识减轻了这种顾虑。依赖常识的代价便是，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理解的事情，实际上被我们用一个看似合理的故事掩盖了。这种错觉反过来又会削弱我们像对待医学、工程和自然科学问题一样对待社会问题的积极性。常识实际上阻碍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反常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给出一些建议，并会提供一些在商业、政治和自然科学领域已经试行过的方法。毫无疑问，自然事件和鬼神事件之间有共性，即它们都必须为“真实”解释的发展让步，这是解决问题的重点。然后，真实解释会反过来刺激我们思考：常识是如何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上知道的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