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记者的成长

得知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我不禁惋惜和遗憾：我才刚刚来到非洲，他怎么能这样快就走了呢！3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道。我赶紧告诉后方编辑：“曼德拉去世了！”得到回复：“7点直连！头条！”

我看了一下时间，当时是津巴布韦时间12月5日2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月6日早上6点，只剩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我披上衣服，急忙从楼上飞奔到楼下办公室的电脑前。自从来到津巴布韦，我几乎被当地慢节奏的生活同化，反应速度很久没有这么快了。

可是，当我打开电脑，却傻眼了：网络瘫痪，一个网页都打不开。我急得快哭了。万幸的是，微信还能用。我赶紧联系国内的朋友，请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关于曼德拉的最新消息，又调出几天前做过的曼德拉的报道和曼德拉生日时做的纪录片文案，当作连线的背景资料。

就这样，我用了50分钟写好稿子，报道了曼德拉去世的最新消息、南非国葬的安排以及曼德拉的主要事迹，又在播出前迅速地演练了两遍。要知道，我此前一直在国内做编辑，从未经过做记者的训练。如今刚做记者就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北京时间7点，电话铃准时响起。我稳了稳心神，用深情又沉痛的语气回答了主持人所有的问题。此时的新闻电话连线对我来说是一种倾诉，让我把对曼德拉的敬仰以及对他离世的惋惜之情都通过这个连线倾吐出来。与主持人的电话连线结束后，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花了很长时间来平复激动的心情。

平静下来，我开始思索去南非报道葬礼的事情。在到津巴布韦之前，我从未出过国，也没有办过任何出国的手续，津巴布韦的居住许可证还是站长带着我一起办理的。如今站长正在南非出差，所有的事情都得我一个人来处理，这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菜鸟来说真是莫大的挑战。但是，可以想象曼德拉的葬礼会有多么隆重，这可能是我任期内最大的新闻了，我一定要去现场，无论多难也要去。

打定主意，我立即着手申请南非的签证。南非的签证是所有南部非洲国家中最难办理的，我发信息向远在南非的站长求助。站长建议我除了常规的申请材料外，请中国使馆开一封给南非使馆的照会信，再给南非使馆写一封言辞恳切的申请信，他认为这些有助于拿到南非的签证。

时间不等人，我按照站长的指点，连夜准备申请南非签证的材料。申请签证还需要我3个月的当地银行存款或者价值200美元的旅行支票。我刚来津巴布韦半个多月，只能选择后者。办理旅行支票要先在当地的南非银行开户，我又开始准备银行开户的材料，全部材料准备齐全，天已大亮。

我在床上躺了1个小时，根本睡不着。7点一到，我一翻身爬了起来，先给使馆打了电话，请他们出具照会信。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热心肠，一口答应。

我喝了碗牛奶、咬了口面包，又匆匆往银行赶。

12月正值津巴布韦的雨季，一夜小雨，出门时雨依旧未停。我着急赶路，顾不上打伞，来往车辆溅起的水花很快就将裤子打湿。

在申请旅行支票时，我又遇到了问题。南非使馆指定的南非标准银行嫌我的材料不完整，不愿给我开户，而我在短时间内又实在无法凑齐所有的资料。我再三请求，说明要去南非参加曼德拉的葬礼。也许对方是被这个理由打动，终于同意在不开户的情况下卖给我旅行签证，但要收取25美元手续费。紧急关头，25美元也算不得什么了。

这时，我又接到台里的电话，要求给晚间节目做一个新闻电话连线。非洲人的办事效率很低，我没有时间在银行等待，只好先跑回站里，查资料做完连线，然后又打车到银行取支票、去中国使馆取照会信。当我到达南非使馆的时候，已是中午11点10分。

南非使馆平日里拥挤的大厅这时却空空荡荡，我隐约觉得不妙，急忙冲到窗口，把所有的材料递给签证官，说要申请南非签证。

签证官看都没看我的材料，就不太耐烦地说：“我们已经下班了，你知道吗？”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

签证官耐着性子给我解释：“我们周五只工作到上午11点，下午休息，周末不工作。你下周再来吧。”

下周？现在申请签证就已经晚了，下周可能就赶不上葬礼了。我心中焦急，赶紧把中国使馆的照会信从资料中拿出来给她看，恳切地说道：“这是中国使馆给南非内政部的照会信，我要代表中国媒体去南非报道曼德拉的葬礼，请让我今天就递交材料吧！”

签证官认真地看了照会信，沉思了一下，说：“我要和领导商量，你等一会儿。”

十分钟之后，一个胖胖的女人走出来，笑眯眯地问：“你为什么要去南非？”

我说：“我是中国驻南部非洲的记者，要去南非报道曼德拉的葬礼，曼德拉既是南非人民的国父，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的听众非常想听到关于他的报道。”

不知是使馆的信起了作用，还是我的真诚打动了这位女领导，她热情地说：“欢迎你来，我们会给你办理半年的签证，你等一下就好。”

我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想周一能把签证拿下来就不错了，没想到能立等即取。按照惯例，办理南非签证需要10个工作日，而且通常只办理3个月以内的单次入境签证，而我拿到了半年的多次往返签证，真是托了曼德拉的福。

12月7日一大早，我拖着从国内带过来的巨大的行李箱，打车去哈拉雷国际机场。

由于对机场的标识不熟，排队换登机牌时，我不慎排错了队。等我转到了南非航空的通道处，却发现那里一个乘客都没有了。

我焦急地问空乘：“我是不是来晚了？”

空乘严肃地对我说：“是晚了，你改签吗？”

我急忙说：“改签！改最近一班航空。”

空乘见我那么着急，笑着说：“开玩笑呢！还不晚，赶紧去吧。”

就这样，我一路磕磕绊绊地踏上了报道曼德拉葬礼的行程。而接下来的挑战会更大：我们能否参加曼德拉的葬礼，过去以后应该和谁联系，应该怎么做报道，一切都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