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军事时局评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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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宣言的历史背景

雷海宗

莫斯科会议后的四强宣言,发表已久,国内与国外关心时局的人士已经多所论列,对于目前与未来的可能发展大家也已详细研讨,无需多赘。但关于四强宣言的背景,尤其较远的历史背景,似乎尚无人顾到。然而真正的意义恐怕只有历史背景才能指明。为清楚起见,四强的关系可分三层来谈,就是英美、英美苏与全体四强。

英美的合作今日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假定无其他大国,在英美之间就绝无合作宣言的需要。我们都知道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时,邱吉尔首相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两国正式订约,言明待美国帮助英国战胜德国后,英国必出全力在太平洋帮助美国击溃日本。罗总统拒绝此议,不是因为他不信任英国,而是因为他无保留的信任英国,认为英国的诺言,尤其对于美国的诺言,是与条约相等的,这是不甚惹人注意,而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件事。世局无论如何变化,英美绝不会处在对立的两个阵营。在许多问题上它们尽可常有纷争,并且因为它们关系太密,感情太深,所以它们往往可以毫无忌惮的激烈争吵,但它们永远不会真正对立,国际有事情,它们必并肩而立,这算是过去八十年间国际上最大的事实,今后也将是支配世界的最大力量。凡是不懂现实的人对此必须时刻牢记。英美历史同,制度同,语言文字同,过去因十三州革命而产生的恶感今日早已消灭,两方并且都看当初为主义为立场的多年内战为盎格罗萨克逊民族的无上光荣,华盛顿今日不只是美国的国父,也是英国人所诚心崇拜的英雄。因为过去的背景与今日的国情相同,它们认为两国的前途也完全一致,在太平时期和平相处,在非常时期并肩作战,是两国所公认的不言而喻的真理。

英美与苏联间,问题绝不似英美之间的单纯。问题的困难不在东欧,不在巴尔干,不在中东,不在印度,不在中亚,也不在任何的具体地方;并且问题的症结也不在主义的不同或民族血统的分别。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或不相干的事。真正的问题是文化问题。英美所接受的是中古以下西欧的文化传统,英美并且是这个传统的产儿,它们与其他的西欧各产儿不同的,因它们是一对孪生子。苏联的前身俄罗斯所接受的是中古时代东欧拜占庭帝国的文化传统。拜占庭与罗马虽同奉基督教,但它们的根本精神大不相同,发展到十六七世纪时,西欧方在开始大盛,东方的系统已呈衰老之象。但到十七世纪末期东方出了一个怪杰,彼得大帝,他决意要全盘西化,使东方可与西方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并驾齐驱。他的事业相当的成功,政治的机构大体上抄袭了当时西欧盛行的君主专制,文化上也极力的摹仿西欧,尤其法国。但表面的机构易学,根本的文化是不能随意改变的。由大彼得到列宁的二百年间,俄罗斯是欧洲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但我们若分析俄国与西欧的文学、哲学与政治思想,就可看出它们互相之间始终不能真正接近。西方各国对俄又疑又畏,又不明了;俄国对西方无论如何的学习,始终对西方文化也不能澈底的接受,甚至也可说不能真正的了解。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共产革命,共产主义来自西欧,似乎又是接受了西方的一套新的理论,并且此次不是像彼得大帝时的接受西方的现成制度,而是把西方仅谈谈而已的理论认真的付诸实施。但西方人始终未想把共产主义认真实行,以致在过去二百年间东西的互不了解之上又加上了一层障碍。结果是二十四年的时间,由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苏俄被西欧摒诸国际范围之外,其中且有短期的合作,不久也完全失败。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误,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者固执,也不是东方共产主义者乖张,而是历史与文化根本不同的当然结果。一九四一年纳粹攻苏,情势逼得英美与苏联密切合作,公同的危机使两方极力互相牵就,希望能够互相了解。本年五月苏联正式解散了东西之间表面上最大障碍的第三国际,这可说是东方极力牵就西方的一种表现。十月英美要人移樽就教,到莫斯科开会,也算是对于苏联的一种善意的表示。会议在苏军捷报频闻声中很快的并且非常顺利的结束,可见英美对于苏联的立场与主张,必会极力的设法了解与接受。此后西方的层面,专就国际的形态讲,可说又恢复到第一次大战以前的情形,俄国已又完全返回国际的圆桌,与其他强国共同主持天下大事。这当然是好现象。但虽在战时我们仍不妨承认历史的事实,东西两方文化的根本不同仍然存在,盎格罗萨克逊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问题绝不会像前者内部的问题那样简单。

至于中国的名列四强宣言,意义就又不同。中国过去为列强的侵略对象,至今也仍是尚未开发的国家,虽有六年半的抗战伟绩,但也不易为人所重视,这是所有关心国事的人所不可忘记的。除抗战的贡献外,国际情势也是使我们列于四强之林的重要原因。但国际情势随时可变,真要立脚仍是靠自己的真正本领与切实力量。我们的历史文化既与英美不同,也与苏联迥异,所以我们对两方都有苏联对英美所遇到的根本困难,这是无可避免的,也不必强求避免。但力若相当,此种根本困难不至影响我们四强之一的地位,否则一朝有变,我们就可能骤然跌倒,又返回到过去的弱国之林。我们对于四强宣言要抱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态度,并且惧的成分须多于喜的成分,才有保持既得地位于永久的希望。

《当代评论》第4卷第1期,194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