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殖民地问题

王赣愚

在今日而想像战后的世界，我们以为徒谈“国际平等”是不够的，更应重视的是“民族平等”。简言之，各民族间尤当以平等相待，避免有优越感与低下感之分。西方人对东方人之歧视，无色人种对有色人种之歧视，以及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之歧视，是历史上陈旧的观念，不应容许存在于今后。过去轴心国家，受了这种乖离的观念支配，终使战祸蔓延到全世界。纳粹主义的德国，自认为优越民族，妄想独霸全欧，穷兵黩武的日末［本］，亦歧视白种人，而以黄种人的“共存共荣”，来引诱亚洲其他民族，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我们与盟国共同作战，所持主要的目标之一，是把民族歧视的观念扫涤净尽，而代之以“民族平等”的主张。民族的优越感，是和平理想的障碍，这种障碍务必力求革除，然后国际和平始得以实现。

战后应该是民族平等的时代，各民族都将成为自由的民族，不论强国或弱国，都得以公允平等相处。我们本着这个认识，主张国际共同解放殖民地，并扶助其独立，然后才可促进民族平等之实现。所以关于战后殖民问题，似乎不得不善加思虑，以求一适当的解决。记得顿巴敦橡树会议开集之时，英美苏三国似有一相同的主张，拟在新国联的系统之下，对于战后殖民地的处置，采行与委任统治制相似之制度；而我国则建议设置国际委员会，以管理及监督若干疆境之领土或地带，并允许其组织自治政府。这就是倡行比较旧日委托统治制更澈底的一种制度，将若干殖民地划归国际委员会治理，而不复由任何一国单独管辖。这种办法如能见诸实施，则不难抑遏侵略主义的狂焰，消除战争之主要原因。

第一次大战终了后，对于处置战败国的殖民地，曾经有别出心裁的办法，这就是上述的委任统治制。当时，德属全部海外殖民地，和前土耳其帝国内非土籍人所居之地，都在协商国的军事占领下，专恃和会全权为之处置。到了巴黎和会召集时，便根据威尔逊总统之提议，通过了一项基本原则，就是这类土地不许任何一国合并，而只交由若干先进国家代管。受委任的各国家，必须受国联的严密监督，对其所代管的地区，不能视为己国之殖民地，或实行合并政策。就其性质言，所谓委任统治地，系由国联所创设，其撤销及移转与否，亦概由国联全权决定。平心说起来，此制总算是合理近情，倘若运用得当，似可避免帝国主义的流弊。因为在委任统治制之下，不但当地土人的教育与生活，务必尽量求其改进，而且该地的输出输入贸易以及投资，一律保持门户开放原则，俾使各国都能享受平等的待遇。

战前的委任统治制，以其原有的性质言，固是尽美尽善，但在过去的国际状态之下，实施起来却十分困难。许多受委任的国家，在统治地所表现的动态，只是在如何榨取如何享受上着想，至于如何为土著人民造福，却不在它们的思虑之中。民族优越感的加强，经济利益的冲突，国际战机的酝酿，以及军事价值的重视，无一不在破坏委任统治制的基本精神。尤其迷信霸权的日本，自接受北太平洋委任统治地后，就想强制拥为己有，以殖民地相对持。代替了不多时，便揣测对国联的保护，在委任统治地上设防，并且使之变成军事根据地。这些地区包括马绍尔、吉尔贝特及加罗林群岛，后来就是从这些地方，日本发动了珍珠港的袭击，并席卷广阔的南洋。日本过去的侵略企图，就等于向国联挑战，也是破坏和平的证明，国联即羸弱无力，不能加日本以制裁，而委任统治的破产，自然是意料所及的事。

帝国主义压迫榨取的时代，现在应当成为过去了，而民族平等将为国际关系上的最高原则。所以战后对于殖民地的处置，也不能再用旧时的办法，其合理而可贵的方案，自不能与民族平等的理想相悖，委任统治制，原则上固甚完善，但弊端却不一而足。依过去的实际经验，我国代表前次在顿巴敦橡树会议席上，对于战后殖民地的处置，决然提议采行“国际监护制”，以补救临时制度之不足，这是值得称道的举措。就该制的要义言，战后世界应设立国际殖民地区，由一国际委员会治理，不复由任何一国单独管辖，俾得避免并吞或剥削的弊病。依我个人的见解，欲使“国际监护”名实相符，亟应特别注意下列几点：（一）国际委员会人选，应视其个人之资格能力，而不视其特殊国籍而定；（二）该委员会应有土著代表参加，并予以申诉的机会和便利；（三）“国际监护”之目的，应为扶助土人自治，提高其生活程度；（四）监护的目的，应加以确实的规定，原则上以该地能独立而自主时为止。这几点，只是荦荦大则，是战后对待殖民地的最低要求。由这些最低要求，实符合大西洋宪章、二十六国宣言及开罗会议所表现的精神，如不能酌量采纳，而为内置殖民地之原则，那么，旧时代的帝国主义，似乎平等的民族歧视，必定重见于战后。

《评论报》第22期，1945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