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俄国改革前的银行
19世纪中叶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冲击了俄罗斯帝国以西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封建秩序，只有俄国依然是欧洲强国封建关系和自然经济的坚固堡垒。但是，农奴制度内部也隐蔽着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潮流。
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贸易的发展是这种潮流的最显著现象，贸易的发展得益于商品生产的增长、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和市场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增强。
在拥有广袤土地的俄国只存在一种货币制度，兑换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不像在独立王国林立的西欧那样，在银行业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西欧的汇兑业务和信贷业务使货币兑换商成为银行家，在俄国，这个过程则由商人在互惠贸易中亲自完成。银行业在19世纪30～50年代才从贸易中产生，开始与贸易分离。
国家信贷机构：诞生和倒闭
从彼得一世开始，罗斯就有使用欧洲最先进成果的传统，这些成果改变了国家面貌。1733年，首次尝试在俄国建立国家信贷机构，当时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授权铸币办事处发放金、银抵押贷款。
伊凡诺芙娜女皇（1693～1740）
1754年，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颁布了同时建立两家国有银行的命令：贵族银行（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分别有办事处）和圣彼得堡港口商业振兴银行。同时，政府信贷政策出现了两种倾向：支持贵族高层和奖励主要从事外贸的显赫商人。历史证明，第一种倾向是主要的。
贵族银行为贵族发放以金、银、钻石、珍珠及人口密集庄园作为抵押的货币贷款。最后一种形式的抵押最为普遍。初期，贷款不超过3年。但贵族极不愿偿还债务，政府被迫多次延长还款期限。1761年，还款期限延长至8年。结果，官方提供给银行的启动资金很快枯竭。银行章程没有规定存款职能，1770年政府才授权其接受私人存款。18世纪末以前，存款额增长十分缓慢，所以政府只能定期从国库中为贵族银行补充资本，也就是由纳税人埋单。因此，银行的活动事实上是用国家收入为统治阶级谋利。国家为贵族银行注入的大量资金用于向地主发放贷款，而大部分贷款都被挥霍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国有儿童收养所，还有将信贷业务和慈善活动结合的地方社会救济机构，也为地主发放贷款。
在178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时，贵族银行被改组成国家贷款银行，继承了前者的主要功能，获得了追加资本。但资本仍显不足，并且，新银行的贷款还款期限延长到了20年。贷款银行将吸收存款作为寻找资源的方向，为此，将存款年收入提升到5%。当时，国家资本积累明显活跃起来，国有银行存款的增长也印证了这一点。此时，曾依靠国库资金生存的贷款银行成为国家的债权人，它在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和卫国战争后弥补政府开支方面的作用日益提升。19世纪20年代初，贷款银行为国家提供的贷款超过贷款总额的3/5。19世纪中叶前，国家“借用”的资金超过贷款银行资产的4/5，超过国家债务的35%。因此，贷款银行成为一种积累富人财富以弥补国家预算长期赤字的工具。
国家贷款银行
圣彼得堡港口商业振兴银行，目的是为经圣彼得堡港口进行贸易的商人提供贷款，当时，经圣彼得堡港口的贸易约占全国贸易总量的1/2。但是，银行没有从国家获得约定的50万卢布的资金，而仅获得20万卢布，因此信贷能力十分有限。但是，根据“旨意”，还要从有限的资金中抽调一部分为朝廷显贵服务。从1770年开始，因资金不足，银行实际上停止了活动。1782年正式停办。
伊丽莎白女皇（1709～1761）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在位期间，为促进铜币流通，于1758年成立铜币银行（俄国国内铜币流通银行办事处），也为朝廷显贵及特权工厂主和商人提供贷款。该行用铜币发放贷款，以75%的银进行偿还。但5年后，叶卡捷琳娜了解铜币银行的业务后认为：银行几乎将300万卢布的资金全贷给了工厂主，他们增加了农民的工作量，胡乱地发放工资，或者根本不发，在首都将从国家获得的资金挥霍殆尽[5]。这注定了银行的倒闭。铜币银行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设立了“城市期票银行办事处”，从事汇兑业务。但是，它们没有完成这种功能。
1769年，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成立了“国家纸币交换银行”——俄国首批发行银行，它们发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纸币——钞票。1786年，政府将它们改造成唯一的国家纸币银行。后来，纸币银行建立了贴现办事处，目的是“救助在一定时期内有资金需求的俄国商人、工厂主”[6]。它不仅发放贷款，也进行期票贴现。
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1729～1796）
1806年，贴现办事处在莫斯科、阿尔汗格尔斯克、敖德萨、塔甘罗格和菲奥多西亚成立。1817年5月7日，沙皇发布诏书，取消贴现办事处，“在建立之初就已察觉，其资本微弱并有诸多不便，不可能为贸易带来可观的益处”，同时决定在圣彼得堡建立商业银行[7]。除了发放贷款和进行期票贴现，它还得到吸收存款的许可。存款规模迅速扩大，19世纪50年代中期时，接近2.5亿卢布。受制于严格的官僚主义规章制度，商业银行不能自主使用庞大的资金开展资产业务，而是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增加利息”，结果走上了为地主和国家提供信贷的道路[8]。
19世纪60～80年代是俄国由农奴制度向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转变的转折时期。商业贷款系统的诞生是这时期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之一。1859～1860年银行改革是这种革新的开端。银行改革消除了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对地主经济和农奴国家资本积累有促进作用的国有银行系统。唯一的国家银行取代了以前的国有银行，成为俄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工具。银行章程规定，其目的是“促进贸易周转和巩固货币信贷系统”[9]。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
克里木战争要求必须加快武器和军事装备生产，这迫使沙皇政府迅速进行银行改革。俄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В.П.别卓普拉佐夫在战争期间写道：“1855和1856年是俄国这种运动的最高峰……工厂主和商人到处都在向我们讲述这段时期：‘当时我们发财了。’”[10]政府发行货币的命令，不仅使企业家和商人，而且使所有参与订购、分配和购买商品的人空前富裕，别卓普拉佐夫认为，官员、军需官是“一些与资本生产需求无关的人”。并且，随着战争结束，生产需求会减弱。
国有银行依靠向地主发放用人口稠密的土地做抵押的利率为5%的贷款来为储户支付4%的利息。19世纪50年代前夕，大部分土地已被抵押，贷款业务开始萎缩。结果，存款增长超过贷款增长的部分越来越大。1855年初，存款超过贷款2000万卢布，1857年1月，达到了1.04亿卢布，5个月后达到1.45亿卢布。国有银行出现了不能为储户支付约定利息的危机。为使存款停止增长，时任财政大臣П.Ф.普罗克建议降低利率到3%。在国务会议讨论时，大部分官员拒绝这个方案，因为他们害怕存款从国有银行中流失。但亚历山大二世赞同大臣的建议，并从1857年8月1日起执行。
现代人认为，这个决定和俄国铁路总公司及俄国轮船和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对沙皇的影响有关。这两家股份公司成立于1856～1857年，享受政府的特惠政策，成立之初计划在国外发行大部分股票，但由于西方货币市场行情变差，股票只能在俄国发行。这两家公司为实现该方案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很多有影响力的高官成为股东，甚至亚历山大二世也持有1200股总公司的股票。正如1862年领导财政部的М.Х.赖腾回忆的那样：“降低银行利率好像向所有存款者暗示，政府希望私人资本集中到这些公司。”[11]
但是，国有银行拒绝的资本，不仅参与了俄国铁路总公司和俄国轮船和贸易公司，而且按照其模式创立了很多股份公司，很快形成了创业热潮。1857～1858年，俄国创立了更多股份公司，比当时整个国家已有的还要多。新公司的资本是老公司的5倍。整个国家散发着股份经营的气息。《工业通报》杂志描述1857～1858年俄国工商业生活特点时写道：“新公司还没组建，看吧，它所有股票在正式发售日前就已售罄并马上开始转手，并有附加费。在圣彼得堡，想购买在莫斯科成立的火灾保险公司股票的人们，在正式发售日前夕就聚集到办事处门口，焦急地等待一整夜，但在开门时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想要的证券。”[12]
亚历山大·马克西莫维奇·科尼亚热维奇
但是，在因克里木战争而货币流通不正常的情况下开始的股份机构增长，注定是短暂的。В.П.别卓普拉佐夫证实：“1858年国内生产和贸易开始出现滞后，1859年，这种滞后在俄国国内变成不可避免的危机。”[13]
发行没有保障的钞票来弥补克里木战争期间和战后长期的预算赤字的做法，加重了通货膨胀。1857年，西欧国家开始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1860年，收支一览表草案递呈财政部委员会，财政大臣А.М.科尼亚热维奇如此评价俄国的经济形势：“金属货币甚至铜币普遍不足、私人和国家贷款萎缩、贸易萧条及货币贬值，对国家工商业产生了恶劣影响，而不断重复出现的赤字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毁灭性影响。”[14]
因此，1857年国有银行存款开始流失，并达到了警戒线：现金不可避免地减少。政府限制从国有信贷机构中发放贷款并尝试组建新股份公司，但存款外流仍在蔓延，国有银行的现金储备遭到了破坏。为补充资本，1859年3月政府只好使用国外债券，获得大约3000万卢布，并发行3360万卢布的货币。同时，政府尝试发行利率为4%的债券以延期支付国有银行中的存款，但是，几乎没人认购债券。1858年，储户提取了2.99亿卢布，存款外流仍在继续。当时，政府决定清理旧的国有银行。为与储户清算，发行利率为5%的银行券以换取存款证明。为督促储户完成交换，将存款利率降低到2%。总计发行银行券2.775亿卢布，但很多储户更倾向于提取自己的资金。仅在1859年提取的资金就超过3.55亿卢布，其余存款转至1860年5月31日成立的国家银行[15]。
实际上，旧的国有信贷机构的破产清算和负责农民改革结算的统一国家银行的建立（分行遍布整个俄罗斯帝国），为进行农民改革创造了条件。新银行的重要任务是在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促进信贷系统的建立。
创建股份银行的初步方案
俄国改革后的财政部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商业银行的命运，他们很了解西欧银行业的现状。1862年任财政大臣的М.Х.赖腾，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在西欧和美国度过了3年，学习那里的金融制度。出于同样目的出国的还有国家银行的未来管理者Е.И.拉曼斯基。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俄国大型期刊对国外银行的活动也有很多报道。
当时，经济政策研究者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将目标定为使俄国步入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赋予了银行和信贷特别意义。拉曼斯基写道：“在现代民族生活中，信贷是工业活动和工业基础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工业基础决定民族精神生活和政治影响力。”[16]当时，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В.П.别卓普拉佐夫根据西欧国民经济发展经验得出结论：“没有信贷及其新武器——银行，工商业是难以想象的，而没有工商业，教育是不可想象的，文明更是不可想象的。”[17]
所以，动产信贷银行的活动引起俄国改革家的兴趣也就不足为怪了。俄国改革家将动产信贷银行视为促进俄国工商业快速发展的银行模板。正如20世纪俄国最出色的企业家之一科科列夫所指出的，当时“大部分人是善良的、诚实的，但不理解俄国生活的需求和需要”。可见，这些观点是基于“一些外国著作的研究”得出的结论[18]。
圣彼得堡首批银行的创始人是谁？虽然我们熟知他们的名字，但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19世纪下半叶，俄国实业界的代表很低调。各种手册和百科全书的编者也没有关注到他们。与19世纪60～70年代形成稳固工商业王朝的莫斯科不同，同时代圣彼得堡的企业精英是极其复杂和不稳定的。关于圣彼得堡社会精英的史料很少并且零散。在研究俄国银行系统的历史时，更多的是关注政府的作用，较少注意银行创始人的动机和活动。
正如西欧国家所表现的那样，国家权力在银行系统形成过程中有重要影响，延缓（如在英国和德国）或者加快了股份银行的出现（如在比利时和法国）。但是股份银行发展的主要动力终究还是私人资本。在英国和德国，股份银行主要由私家银号创建。在法国，铁路和工业公司在股份银行的创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各地甚至包括在英国，不仅当地资本家参与创建股份银行，还有外国私人银行或银号。当然，在欧洲外围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首批股份银行是国外银行设立的分行。
最初研究俄国银行历史的研究者И.И.勒温注意到，私家银号在创建银行时特别积极，他写道：“在创始人名单中到处都有彼得格勒的私家银号……华沙银行家列奥波里德·克罗涅别尔戈、尤里·维尔特戈伊姆和С.А.弗列科里，里加的银行家海曼和威美尔曼。”此外，勒温认为：“现金在私家银号较少的省份中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习惯私家银号的业务，同时提供一部分闲置资金，可以说，私家银号已经具备从事银行业的条件。”[19]
正如前文指出的，西方银行业源于贸易并和贸易保持联系。在俄国，这种联系更加紧密。19世纪90年代初之前，俄国法律没有对银行机构和贸易企业进行区分。银行家属于商人并购买商人等级证明书。所以，银行家在商行招牌下进行活动，甚至从事银行业。通常情况下，商行融合了商业和银行业务。
国家最大的商业中心——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是比股份银行还要早的银号的发源地，当然还有出口粮食、木材的敖德萨、塔甘罗格、里加、阿尔汗格尔斯克等港口。1803年，德国人路德维希·施吉格里茨创立的商行在圣彼得堡占有特别地位。在贸易中积累财富后，他开始从事银行业，19世纪20年代前夕，其成为主要的宫廷银行家和圣彼得堡市场公认的领导者。1843年，施吉格里茨死后公司由儿子亚历山大领导。公司的主要银行业务是根据政府授权在俄国国内外发行公债。同时，在19世纪30年代时，路德维希·施吉格里茨就为圣彼得堡的企业家提供巨额贷款。他的儿子也广泛参与企业活动，1847年在纳尔瓦创建了制呢厂，1851年创建麻纺厂。1857年，开始用个人资金建设圣彼得堡到彼得戈夫的铁路并且成为俄国铁路总公司的创始人。
施吉格里茨·亚历山大·柳德维果维奇男爵
施吉格里茨竭力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全力阻止竞争对手的出现。当然，19世纪上半叶圣彼得堡也存在其他银号，但主要从事施吉格里茨公司不从事的业务，它们大多数是外国银行或者私家银号代表处，但也有一些独立银行，如“Г.沃尔科夫父子”、“С.雅科比и К°”及“А.扎吉米洛夫斯基父子”等。
俄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莫斯科集中了农奴制时期积聚的大量资本，商人和工厂主的贷款需求通常通过其相互商业关系就能得到满足。只有外国人建立的公司在这里进行独立的银行业务，但即使是其中最大的公司——“И.В.尤科尔и К°”商行，在19世纪50年代前与贸易相比，其银行业务也是次要的。
19世纪中叶前，波兰和波罗的海的银行业更加成熟。И.И.勒温指出：“与俄国相比，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与西方联系更紧密、更了解银行，是俄国与西方的桥梁、中转站。德国银行家和波兰银行家在创建俄国银行系统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
敖德萨的“Ф.罗多科纳吉и К°”、“费多尔·拉法洛维奇и К°”、“拉法洛维奇兄弟”、“耶夫卢斯и К°”、“Э.马斯и К°”、“Ф.马夫洛克尔达托и К°”和“斯卡拉曼卡и К°”等公司，在创建圣彼得堡第一批股份银行时起到了积极作用。外国商人或当地希腊人和犹太人建立的公司，从事出口粮食业务并开展与之相关的银行业务。几乎所有公司在圣彼得堡都有代表处，甚至是分行。阿尔汗格尔斯克的公司也开展同样的业务，其中最大的一家公司是“Э.Г.勃兰特и К°”商行，它在圣彼得堡也有分公司。
别尔季切夫市是改革前独一无二的银行中心，培育了很多独具一格的俄国银行家。在为基辅招标会（买卖契约签订会）服务时，别尔季切夫银行家为汇往圣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和其他城市的期票贴现。别尔季切夫银行业从业的人均数量可以和伦敦、巴黎相媲美。
如前文所述，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俄国资本主义信贷体系建立的转折时期。1855～1858年工商企业包括股份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刚刚开始的私人铁路建设，催生了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同时，改革前国有银行体系的破产造成存款大量外流。需要经纪人来确定资本需求和资本供应的相互关系，但大部分原有的圣彼得堡银号不能完成这一使命。А.Л.施吉格里茨创建的俄国铁路总公司非常失败，这动摇了其私家银号的地位。在收到政府管理国家银行的邀请后，他清算了自己的企业。此时，圣彼得堡开始创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银号。1859年初，政府批准一等犹太商人在包括首都的国内各省从事商业，这促进了新银号数量的增加。结果，从事银行业的犹太企业家开始从西部和南部省份移居至圣彼得堡。若干年后，一位当时的移居者指出：“当时的圣彼得堡是怎样的？简直是一片荒漠！现在俨然成了别尔季切夫了！”[21]
当时，一些圣彼得堡的大型私家银号创始人是维杰布斯克拉比和靠酒类包销权致富的商人儿子Е.Г.金茨布尔格，英国臣民、“С.雅科比и К°”公司主管Э.迈尔和莫基列夫，以及19世纪50年代末圣彼得堡市场繁荣时期的大财阀Л.М.罗森塔尔。
俄国私家银号与伦敦的“商人—银行家”和巴黎的“高特银行家圈子”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紧密的国际联系，这种特性也体现在其创建的圣彼得堡股份银行。
股份银行出现的同时，俄国的私家银号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在刚刚确立的俄国银行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是股份银行的桥梁。
19世纪60～70年代，由于银行功能的扩展和复杂化，兼具银行和贸易功能的公司开始变为“纯粹的”私家银号。同时，一些大型商业公司尝试为自己成立一家甚至几家私人银行，为其商务活动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的大型商业公司和银号一样，在俄国股份银行创建中占据重要地位。
俄国刚刚出现的铁路商人在创建第一批股份银行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等级，能力出众、业务娴熟并洞察世事。
最终，外国银行和私家银号也成为俄国银行的创建者。需要注意，正是它们提出了俄国创建股份银行的第一个方案。1858年上半年，德国最大银行达姆施塔特银行的创始人和管理者莫里兹·冯·哈柏和贴现公司的达维德·康杰曼携方案拜访了沙皇政府。他们建议在圣彼得堡建立银行贸易总公司，它的股份资本达到空前的5000万银卢布，拥有发达的分行网络（在莫斯科、敖德萨、塔甘罗格、华沙、里加，以及在所有国内大型码头和市场均有分行），制定了极其详细的经营方案。除银行业务外，它还从事贸易和运输，购买矿井、工厂等不动产。英国《金融时报》在讥讽银行贸易总公司创始人“文雅的外表”时写道：“无所谓，好像一家英国银行或某个股份公司能拥有进行整个伦敦贸易的权力，并成为唯一开展军队、舰队业务及伦敦所有其他业务的银行家。”[22]
尽管创始人被公开批评涉嫌垄断，但其请求依然得到财政部的支持。1859年7月19日，沙皇批准了银行贸易总公司章程。但俄国经济行情骤然变坏，迫使公司创始人的愿望落空了。
4年后，有人提出了建立另一家股份银行的请求。1862年，圣彼得堡私家银号的领导人列昂·罗森塔尔将这份请求提交到了财政部。他建议建立一家资本为500万银卢布的银行，开展以下业务：贴现，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汇款，买卖俄国基金和股票，为工业企业和铁路发放债券。银行在5年内在帝国所有省份设立分行。他要求得到银行在国家银行贴现2倍于上述固定资产金额的权利。同时，对财政大臣的稽查员进入银行董事会进行审查。但是，财政部对该方案非常谨慎。在国家银行重新典押贵重物品的权利引起了高度怀疑。财政大臣赖腾认为：这意味着国家银行将资金和全部利润给了竞争者，而其将全部风险留给了国家银行[23]。
1863年初，英国企业家提出建立英国—俄国银行的建议得到了赖腾的特别赞许，该行在英国建立并筹集资金，在俄国开展业务。他认为该方案的吸引力在于银行的运行并不需要本国资本。他认为：“在工业、农业所有领域都在抱怨缺少流动资金和贷款时，后一种情况尤其值得特别注意。很显然，从资金丰富国家引入资本可以作为我们尽快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手段，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外资银行。”[24]
米哈伊尔·赫里斯托弗罗维奇·赖腾
尽管大臣委员会和国务会议反对英国人的方案，但赖腾得到了最高层的支持，批准建立英国—俄国银行。资料表明，一些权威的银行反对该方案。
这个方案是1863～1864年一系列递交俄国财政部海外方案的开端。勒温描述这种现象时写道：“欧洲各国人，著名的、无名的，有关系的、没关系的，都向赖腾提出造福俄国的方案。他们来到圣彼得堡，与有影响力的、潜在的联合创始人建立联系，得到各种‘租让合同’，并为履行合同在国外建立金融机构。”[25]外国创始人提出在俄国组建工业信贷银行方案时，通常要求得到土地所有权相关业务的权利。但是经过多次讨论后，1864年7月举行的国务会议认为，一个信贷机构不能同时开展工业贷款和土地贷款业务。
外国提案者对银行租让合同的热情激发了本国资本家的兴趣。赖腾希望知名的国外信贷机构参与创建俄国银行，但终究事与愿违。最后，1864年初，В.А.科科列夫向赖腾建议组建俄国商人的银行，赖腾支持这个提案。但科科列夫提出的未来银行章程方案，因其独创性使受西欧影响的财政部官员感到困惑。当时，外国人和科科列夫在俄国建立股份银行的方案吸引了参加审议的机构和个人的注意，1864年7月28日，经过所有规定部门，圣彼得堡私人商业银行章程最终“被最高层批准”。
[1]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外国银行的通用名称。它们或是根据相应外文简写，或是全称的翻译（如××总公司、巴黎贴现办事处，等等）。
[2] 从1830年开始银行称为比利时总公司。
[3] Société Générale pour favoriser le développement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t.1864-1964. p.44.
[4] 本部分使用《银行百科辞典》。T.1：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банк.Киев，1914；Landes D.S.Vieille banquet et banquet nouvelle：la revolution financiere du dix-neuvieme siècle//Revue d’histo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1956. T.Ⅲ，juillet-sept，pp.204-222；Cameron R.（ed）Banking in the Early Stages of Industrialisation. N.Y.… 1967；Gille B. La banquet en France au ⅩⅨ-e siècle. Jeneve，1970；Cameron R.（ed）Ban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Y.，1972；La Societe Generale de Belgique.1822-1972. Bruxelles，1972；Bouvier J. Un siècle de banquet francaise，1973；Born K.E.Geld und Banr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 Stuttgart，1977；Chaman S. The Rise of Merchant Banking. L.，1984；Cameron R.，Bovykin V.I.（eds）. International Banking.1870-1914. N.Y.，Oxford，1991；Van der Wee H.（ed）. La Banque en Occident. Anvers，1991。
[5]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СПб.，1865.С.477.
[6]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1，т.ⅩⅩⅨ，№ 18275.
[7]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1，т.ⅩⅩⅩⅣ，№，26837.
[8] 关于改革前国有银行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见 Боровой С.Я.Кредит и банки в России.М.，1958；Гиндин И.Ф.О кредите и банках до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61.№ 7。
[9]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банк.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за 1860-1910 годы.СП.，1910.С.1.
[10] Безобразов В.П.О некоторых явлениях денежного обращ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ю，торговлей и кредитом.М.，1863.С.20-21.
[11] Рейтерн М.Х.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СПб.，1910.С.73.
[12] См.：Левин И.И.Акционерны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банки России.Пг.，1917.С.117.
[13] Безобразов В.П.Указ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О некоторых явлениях денежного обращ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ю，торговлей и кредитом.С.23-24.
[14] Гурьев А.Денеж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ⅩⅨ столетии.СПб.，1903.С.167.
[15] См.：Мигулин П.П.Наша банковкая политика（1729-1903）.Харьков，1904.С.56-83；Шепелев Л.Е.Акционер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в России.Л.，1973.С.69-78.
[16]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Е.И.Ламанского//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Т.162.1915.Апрель июнь.С.347.
[17] Безобразов В.П.Указ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О некоторых явлениях денежного обращ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ю，торговлей и кредитом.С.96.
[18] Кокорев В.А.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валы.СПб.，1887.С.30.
[19] Левин И.И.Указ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 Акционерны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банки России.С.183.
[20] Левин И.И.Указ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 Акционерны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банки России.С.27.
[21] См.：Ананьич Б.В.Банкирские дома в России.1860-1914 гг.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частног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Л.，1991.С.105.
[22] Левин И.И.Указ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Акционерны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банки России.С.136.
[23] Левин И.И.Указ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Акционерны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банки России.С.145.
[24] Левин И.И.Указ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Акционерны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банки России.С.148.
[25] Левин И.И.Указан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Акционерны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банки России.С.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