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其他理论解释
依据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说明如果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城市就可以以一个不变的高于生存工资的工资水平雇用到所有需要的劳动力,并且不影响农业产量,现代部门即工业部门的扩张所产生的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力是劳动力流动的前提。然而,之后的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些低工业化水平的国家,即便存在高失业率和严重的城市贫困,也存在明显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现象,而且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3],由此产生了其他解释劳动力转移的理论。
Ranis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分为三个阶段[4]:①第一个阶段为刘易斯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时期,因为剩余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所以劳动力流动不会带来物价和工资的上涨,城市工业部门反而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②第二阶段为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大于零,但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阶段,劳动力虽然是剩余的,满足工资条件的前提下也会转移到工业部门,只是转移速度会下降,并最终停止;③农村已经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两部门工资均由边际生产力决定,这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意味着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了发达的工业经济时期。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模型是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扩展,并没有改变模型的基本假定,只是引入了经济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对劳动力转移过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刘易斯的绝对剩余劳动力假定是不成立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必然大于零。Jorgenson利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过程[5],该理论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的,如果在既定的技术水平和人口规模下,农业产出剩余大于零时,才可能出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动态情况下,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可以释放部分劳动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有可能产生劳动力的剩余,在这些条件下,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会吸纳由农业剩余而导致的剩余劳动力。与之前的模型相比,这个模型说明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再是工资差异,而是消费结构的变化。同时Jorgenson引入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以及消费结构等外生性因素,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和过程。
Todaro等认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并不如其他研究描述的那么容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个复杂的过程,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为城市期望工资与农村期望工资的差距[6]。而期望工资又取决于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和城市的就业环境。工业部门由于扩张和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会形成对劳动力的较大需求,并提供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动力。由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分解为两个阶段,首先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中生产力相对较低的“传统部门”,其次再进入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转移与城市中较高的失业率或隐性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因此,托达罗模型认为劳动力转移与两个关键变量相关:城市与农村的实际工资差异和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即便城市中存在高失业率,但由于产业的扩张,相对于农村较高的就业可能性也会使得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研究,还包括Johnson、Fields等[7]。除了考虑经济因素之外,其他研究从人口学或社会学角度分析,认为原住地耕地不足、公共基础设施缺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促使居民迁移到其他地区,同时也因为迁移的目的地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及其他更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吸引了劳动者的迁入,这样一种解释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为推拉理论,人口发生迁移的条件是迁出地推力总和大于拉力总和,迁入地拉力总和大于推力总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