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中国自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增长迅速，国内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规模迅速扩张，相比之下农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8%下降到2016年的9%（见图1-1）。农业是固国之本，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引导农业部门的健康稳定发展、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是亟待重点解决的问题。

图1-1 农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农业人口占比较高，然而耕地资源却相对匮乏，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9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多地少的现实窘境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强烈的转移意愿。改革开放之前，受计划经济时代下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体制的束缚，剩余劳动力被严格束缚在农村，1978年农业劳动力有2.85亿人，占全社会总劳动力的70%左右，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也很少，大约为200万人，并且大部分流动范围局限于农村内部，到20世纪80年代末，外出农村劳动力达到3000万人，转移数量逐年递增，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1]。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为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缓解贫困，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多维影响不容忽视。与之前劳动力转移特征不同，2004年之后的劳动力转移呈现转移规模扩大与“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等经济现象并存的特征，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经常面临用工短缺的问题，同时需支付给非熟练农民工工资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就近转移的劳动力人数减少，异地转移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增加，青壮年和男性劳动者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人群，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更倾向到城市务工，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老龄化、女性化现象。这一系列特征事实预示着农村劳动力逐步由绝对剩余转变为相对剩余，中国农村已不拥有无限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即刘易斯意义上的绝对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除了提高农民收入以外，也需要反思是否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冲击，影响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供给量。

根据库兹涅茨的理论研究假说，农业劳动力减少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作为资源再配置过程，对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刘易斯最初的二元经济理论假定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如果将传统部门仅理解为农业部门，只要剩余劳动力没有越过刘易斯拐点^[2]，则劳动力转移就不会影响农业产出。然而绝对剩余劳动力假定作为刘易斯理论的核心前提，在之后的相关研究中逐渐受到挑战，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常复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减轻了务农劳动力人数和农村单位土地的承受负担，增加了单位务农劳动力的耕地面积，使农民的收入逐渐增加；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工业部门积累资本，扩大投资。当我们习惯于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前向影响”时，也应该逐渐增强对劳动力流动“后向影响”的关注。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农业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升乡村发展的整体水平等。现阶段国家仍在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以期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已显著上升，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多元化的局面，但农户仍然是农业的主要经营主体之一，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