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研究综述

自从我国放松对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制度限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寻求更高收入而转移到非农业部门^[3]，继续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规模和结构随之发生变化，郭熙保等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农民呈现老龄化、女性化和低素质化的现象^[4]，李旻等认为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并处于加速阶段^[5]。经验数据与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序的理论研究是一致的，赵耀辉、李实从流动动机的角度分析得出妇女、老人及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劳动者更倾向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6]。

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习惯思维下，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务农劳动人口变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长时间内被忽视，国外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也较多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机制和途径^[7]，而较少讨论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对流出部门的影响。近年来，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及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出现引起学术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反思^[8]，农村务农劳动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变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备受关注，但相关研究结论仍存在差异。李旻等的分析认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农业生产上表现出一定的劣势^[9]，杨俊等认为以中年劳动力为主的农户耕地效率是最高的^[10]，然而，胡雪枝等分析认为由于存在较好的“农业机械外包市场”和“从众决策”机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可以通过向其他人学习，并租用农业机械来弥补自身体能下降和人力资本不足的劣势，因而不会影响粮食产量^[11]。另外，林本喜等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12]。女性化也是现在农村务农劳动力的显著特征，张原等认为在“男出女守”的家庭分工模式下，留守妇女由于角色的多重性，承担了更多的农业劳动和其他家庭工作，劳动参与率较高，在农业生产方面，因对生产技术的掌握不足等原因，女性务农劳动者可能生产水平更低^[13]。当然，也有研究认为这一特征并不会改变农业产出^[14]。

影响农业生产决策的因素是多元的，宏观上包括经济体制、土地制度和农产品市场建设等，微观上包括农户的决策目标、风险偏好、信息处理能力、农民身份多重性等，甚至有时候还得考虑农户的非理性行为^[15]。任常青建立了考虑价格风险和生产风险的生产决策模型^[16]，方松海从劳动产生的负效用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户的生产决策^[17]，刘帅等分析了农户在兼顾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决策的问题^[18]。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背景下，出于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以及余留劳动力的人口特征的考虑，农户真正从事务农劳动成员的规模结构和相互作用也应加入农户的生产决策模型中^[19]，这是当前研究农户生产决策问题所忽略的方面。

大多数已有研究主要通过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低素质化所造成的人力资本下降、体能不足这一机制来分析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该机制成立的前提是将农户看作单个的决策主体，忽略了家庭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工和相互影响机制对农户微观生产决策的影响。在整个社会逐渐进入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务农劳动力人数越来越少，农业生产技术应用和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变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效应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