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的特点
（一）从被动研究到主动研究
根据前文分析，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经历了从被动研究到主动研究的发展。处于改革开放起步期的中国，虽然在思想解放、经济建设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仍然存在，人权仍被一些人视为资产阶级的口号而遭到批判。1989年以后，西方国家不断指责中国人权问题，中国人权研究正是在外国人权指责的压力下开始的，其目的是回应外国的人权攻势。这一时期官方对人权的立场直接影响了学界人权研究的展开，在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下，学界开始了对人权研究的热潮，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呈现激增的趋势，如1991年、1992年在论文数量上的突增，而1993年之后的几年则又回落，被动研究情形下的人权研究在成果数量上波动较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被动研究具有较强的工具主义与拿来主义色彩，其目的是回应外国的人权攻势，因而被动的人权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被动的人权研究，虽然在客观性、科学性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即便是被动研究，其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它引起了学界更广泛的关注，同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学术积累。
如上所述，当代中国系统研究人权之初是被动的，但随着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人权意识不断提高，以及人权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对于人权的研究逐渐转向主动。首先，表现为不断组建、扩大人权研究队伍，由最初政府牵头组织的少数人权研究力量转向以高校为核心，科研院、学术团体并存的研究队伍，不同的研究单位之间形成有效的协作、交流等。其次，表现为以人权作为价值目标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动构建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当代中国人权理论体系，推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以及人权知识的传播。最后，表现为国家不断加大对人权研究的投入力度，这方面可以通过对比三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人权研究的规划看出。相对于被动的人权研究，主动的研究具有更强的学术性；同时，从前文的统计结果来看，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主动的人权研究产出更多，而且相对较为稳定。因此，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是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的进步。
（二）从宏观到具体
当代中国人权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从宏观到具体的转变。学界人权研究的内容受制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如前所述，人权禁区突破初期的人权研究主要是为了回应国际人权形势，学界人权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展开。前文人权研究内容中的人权基本理论问题，如人权的历史、人权属性、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人权概念等等，多见于早期的人权研究中。这些宏观的理论多为对国外人权理论的引入，表现为在论证过程中对国外人权理论的引入，以及对国外人权著作的翻译，为我所用。
从前文的统计数据看，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人权研究转向具体层面，表现为以具体人权理论与人权保障与实现为研究内容的成果增多，以及从具体的社会问题中研究当代中国的人权理论，构建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人权理论体系。学界从宏观到具体层面的转变，得益于中国在国际上积极参与、支持国际人权活动，如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条约；同时，当代中国人权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如将人权作为立法、司法、行政的价值目标。
宏观的人权理论是基础，具体的人权理论则与人权的保障与实现直接相关。因此，从宏观到具体转变是当代中国人权研究进步的表现，因为人权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实现，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的理论指导，更需要在具体层面落实人权。人权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适当地借鉴国外有益的人权理论有利于当代中国人权研究乃至人权事业的发展，但也要兼顾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
（三）人权研究规范化
逐渐走向规范化是当代中国人权研究进步的表现之一。首先，在人权研究力量上，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人权研究中心，到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成立，再到各高校纷纷设立人权研究机构，当代中国人权研究形成了稳定的人权研究队伍，人权研究有条不紊地展开；同时，这也使得学界人权研究有了更多交流与合作的可能。
其次，人权研究的规范化表现在人权研究者的专业性上。根据上文统计，随着国内教育环境的改善，我国具备了培养人权研究人才的能力，大多数人权研究者取得国内知名高校的博士学位，也即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直接影响了人权知识的产出。另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到国外优秀的人权研究机构访学、交流，越来越多国外的人权研究机构与国内人权研究机构展开合作与交流，例如联合培养人权研究人才、开展人权国际学术论坛等等。
再次，人权研究的规范化体现在人权研究成果的形式上。早期的人权研究论文中许多没有应用引证规范，而随着人权研究的深入，引证规范被广泛运用起来，特别是在高影响力的刊物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引证规范的运用一方面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另一方面使文章的论证更具有说服力；再者，让后人对人权的研究有追根溯源的可能。除此之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引证规范数字化以后，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评价机制，对于人权研究的进一步规范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人权研究的规范化还体现在国家有计划地推动人权研究的发展。从三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比中可以看出，国家不断加大对人权研究的投入力度，例如设立人权学科、培养人权研究人才、加大资金投入、建设高端人权智库等等。
（四）人权研究多元化
人权研究多元化是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的又一特点。人权研究的多元化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当代中国人权研究中，人权研究机构呈现高校、科研院、学术团体多元并存的局面，它们共同构成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的主要力量。
其次，人权研究学者的学术背景多元化，具有法学学科背景的居多，还有研究者研究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等。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其专业的学科角度出发研究人权问题，进而生产出多元的人权研究成果，促进了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的繁荣。
再次，人权研究的多元化体现在人权研究成果的传播方式上。如前文所述，学界不仅注重当代中国人权研究，还注重人权研究成果的传播。就本章所研究的期刊而言，其主办单位对应的人权研究机构，有高校、科研院、学术团体等；从类型上看，有法学类、政治学类、综合类、历史学类、社会学类等等，多元并存。在传播渠道上，除了传统的纸媒传播，还有电子传播，如通过学术网站、微信、微博等互联网途径传播。
最后，人权研究的多元化还体现在研究成果的类型上。除了本章研究对象——期刊论文，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的研究成果还有著作、译作、会议论文、社评等等形式。
（五）人权研究的不均衡
当代中国人权研究呈现不均衡的特点，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人权研究队伍上，一方面是地域上的不均衡，如前文统计，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以其地缘上的优势成为当代中国人权研究以及传播人权知识的主要阵地，表现在当代中国人权研究机构以及作为本章研究对象的来源刊物创办地多集中于北京市。资源上的倾斜导致研究力量与研究成果的差距，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其自身优势聚集了众多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自然产生了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研究成果，进而形成了优势积累，于是在各人权研究机构之间便呈现不均衡的现象。
其次，不均衡的现象存在于刊物影响力与论文影响力方面。就刊物而言，根据前文统计，高影响力的刊物较之目前公开发行的刊物，数量很少。刊物作为论文的载体，高影响力刊物数量影响高影响力论文数量，根据上文统计，通过被引频次与被下载频次过滤后的人权研究论文数量与公开发表的人权研究论文数量差距极大。当然，影响论文影响力的因素存在于多个方面，除了刊载的刊物外，还有论文自身的学术质量、作者所在单位、作者的职称、作者在学界的权威性等等。当代中国人权研究呈现的不均衡特点，抑制了学界对人权研究的活力，进而制约了当代中国整体的人权研究水平。
最后，在学科领域上也体现了不均衡的特点。从前文统计数据来看，一方面，作者群的专业背景以法学学科为主，论文内容涉及的学科领域绝大部分从法学角度展开，在期刊类型上，法学类期刊居多。人权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主要为法学学科，凸显了人权与法学密切相关；人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同其他学科亦息息相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则反映出其他学科对人权研究的关注程度不高。
（六）人权研究的意识形态突出
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的意识形态突出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性指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对大众和理论界的人权立场与观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或引导性。[54]首先，当代中国人权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能够突破禁区，与官方对人权立场的转变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系统研究人权是在外界的压力下开始的，由政府批示、牵头组织开展人权研究，回应外国政府对中国的人权指责。
其次，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文件的形式公开中国人权状况，政府的表态获得了普遍的肯定，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它促使当代中国人权研究形成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除此之外，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人权表态，也影响了学界的人权研究，这是政府主导人权研究展开的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