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与日本相比，中国保存的《临济录》传本，特别是单行本极少，因此，元刊本对后来的中国传本有过怎样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与此相对，元刊本在刊行之后很快就传到了日本，结果成为日本传本的祖本之一，所以至今还能从日本传本中看到元刊本的痕迹。关于此类痕迹，除了上面提到的从伦、郭天锡、普秀的三序和王博文的《碑铭》等来源于元刊本的文章以外，还可从日本传本的书尾题记看出。日本传本的书尾题记有三种类型：一是有“延沼谨书”“存奖校勘”“宗演重开”三个题记；二是有“延沼谨书”“存奖校勘”两个题记；三是只有“延沼谨书”的题记。实际上，“宗演重开”显然是受北宋宗演本的影响，“存奖校勘”是南宋本的特征，而只有“延沼谨书”，大概才是受元刊本的影响。另外，日本传本的书题不同于元刊本的《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语录》，而是《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并且还有马防序，表明它们受到宋刊本的影响。总之，日本传本兼收并蓄了宋元刊本的内容，从而成为多种多样。通过日本传本，可以看出元刊本在《临济录》流传史上的具体影响。

最后说元刊本《临济录》的价值。本书作为宋元时代刻本，它本身就是古籍善本，而且经过名人收藏，因此比一般的古籍善本含有更多的文物价值；作为元代的《临济录》刊本，本书是天下孤本，没有其他本子可以取代；在目前保存的《临济录》古刻本中，本书是最早的单行刊本，在它之前的北宋宗演本早已不存，而南宋咸淳三年刊本是《古尊宿语录》里的一册，原来不是单行本；本书的保存状态比较完好，其中含有元刊本的绝大部分内容，为我们了解元刊本的原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本书收录的普秀序文由钱良佑书写，是钱氏书法的珍贵资料，郭天锡的《碑记》和《真赞》，则是本书独有的郭氏遗文；元刊本中原有的三序和附录是临济宗的珍贵史料，特别是对于金元时期北方临济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元刊本曾经传到日本，并对后来的日本传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这个本子，可以具体地了解日本传本与中国祖本的关系，以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的某些侧面。总之，元刊本《临济录》既是极为珍贵的古籍文物，又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史料，值得高度重视和特别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