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国外的研究
Paul Seaward于1911年出版的The Restoration可以说是一部对复辟现象进行研究的力作，本书主要从冲突角度论述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政治的特征和革命后英国不稳定的原因。这一研究仅侧重于对复辟时期事件的描述，对复辟原因、复辟过程等方面缺少深入分析。有的研究虽提及复辟发生的原因，但也只是散落于对革命现象的论述或对民主巩固问题的探讨中。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通过分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揭露了大革命的深刻根源。其中，托克维尔从自由观念与革命和复辟之关系入手来分析复辟发生的原因，他提出，由于社会革命形成了权力关系的真空，那些已经将自由具体投入行动筹划之中的人，便切身感到自由出现了偏差，精神失去了常态，转而对自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怀疑，这为旧制度的复辟留下了可乘之机。[5]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更关注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研究。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提出了民主化进程的波浪式特点，认为造成威权主义复辟的因素主要有：民主价值在主要的精英团体和一般的公众中十分薄弱；保守的中上层集团决意把群众性的左翼运动和中下层的团体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恐怖主义或叛乱导致秩序和法律的崩溃；其他国家民主体制垮台或被推翻的示范所产生的滚雪球效应。[6]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复辟终结的原因也有分析，他认为导致袁世凯帝制复辟终结的有三个原因[7]：（1）政治动员深入，使得整个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力量已充分发展，足以支持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2）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3）袁世凯未能对日本1915年的“二十一条”做出强有力的反应。那么复辟帝制使他在中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当中完全处于孤立地位，丧失了制衡军阀割据势力的必要权威。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等论著都多少论及了复辟现象。费正清认为，袁世凯复辟的发生是因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念；国民党人用选举活动和分散权力的活动对袁世凯权力的威胁，使袁世凯觉察到近乎遭谋害似的不忠诚；袁世凯复辟失败是将士离心和日本政府的反对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力量也协同起来反对帝制观念的结果[8]。
最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学者陈志让（Jerome Ch'en）有关洪宪帝制的研究。其《乱世奸雄袁世凯》[9]一书是第一部对袁世凯一生做较深入与完整研究的英文著作。此书的精彩之处是将袁世凯的兴起与衰微纳入时代背景加以分析讨论，开辟了袁世凯研究的新思路，即不再完全局限于道德判断之内，指责其失败是由于其心术不正、没有德行、自私贪婪等，从而得出异于前人的精辟见解：袁世凯面对财政困境及部属的离心，试图通过建立新的王朝来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在《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陈志让提出理解洪宪帝制首先应该厘清概念问题。他指出洪宪帝国是官吏君主制国家，洪宪帝国的失败，是个人至上主义的官吏君主制失败了[10]。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总统职位》[11]一书中，试图从民初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背景的角度分别来讨论袁世凯在民初的种种政策，认为袁世凯的政权与整个社会脱了节，不知道运用下层民众的力量，尤其是忽略了社会士绅的权力，因而社会基础的缺乏导致其最终失败。这些独到精辟的见解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此分析没有准确把握住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政治困境。
（二）国内的研究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不仅造成了民国的危机，而且是北洋军阀盛衰的关键，对后来的政局具有极大的影响。然而，在国内学术界对北洋军阀及国民革命的研究日渐重视而且有许多专著先后问世的情况下，仍缺乏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的专门性研究，更无相关专著出版。胡平生的《复辟运动史料》《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和刘望龄的《辛亥革命后帝制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是对复辟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三部著作。前者主要是对各复辟派的活动及张勋复辟运动进行具体的描述，后者虽然涉及对袁世凯帝制复辟过程的描述，但主要着眼于对其倒转历史车轮的反革命行径的定性和对人民斗争的颂扬。
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现象的探讨大多散落于近代史、革命史、军阀史、民国史等研究中。由于研究视域及研究侧重的差异，阐释思路和结论亦各有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有关此现象的研究经历了从宏观描述到微观分析、从主观评价到客观分析的转变。
就研究取向来看，有关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宏观研究可以分为以下方面：（1）革命史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以民国革命运动为历史主流的影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国内基本上将其视为革命史或民国史中的一个插曲或片段，而且多是从反革命的角度来论述复辟的。其中，代表性成果有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稿》。三者的侧重点虽然各有所不同，但都是围绕着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主题，通过论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领导作用，肯定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功绩和剖析辛亥革命彻底失败的主客观原因来揭露袁世凯窃国、复辟的反动行径。（2）政治史方面的研究。这方面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徐宗勉、张亦工的《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陈旭麓的《近代中国八十年》，骆惠敏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等。这些论著的共同特点是首尾完整、资料丰富，叙述详细，且又条理清晰。这类研究多以政治民主化的追求为主线，对中国政治形态的发展、更迭作了比较全面的描述，以袁世凯帝制政权的建立与覆灭来凸显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曲折性。（3）现代化视角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向，主要运用现代化理论与方法审视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使对复辟现象的研究趋于理性化、客观化。如章开沅等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主要从官商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来论说袁世凯政权的成功与失败[12]；赵剑英在《百年追求——中国现代化方略的发展》一书中提出，复辟旧有的政治秩序是对中国的意义世界从总体上瓦解之后的本能反应[13]；陈勤、李刚、齐佩芳的《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一书，则是以社会现代化理论重新观照、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革命，以回应“告别革命”的观点[14]。更值得一提的是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这部力作指出，袁世凯政权几乎是完全建立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上的，不可能利用选举这种形式为自己的政权有效地寻找合法性的基础，因而袁世凯就想恢复传统的权威基础及象征的方式来解决他所面临的权威危机；帝制发生的客观原因是“二十一条”引发的政治危机，主观原因则是袁克定的假信息、古德诺和贺长熊的论证、西方列强的支持和袁世凯的判断失误[15]。孙继辉从政治整合的角度指出，袁世凯对政治的整合活动本身就是对领袖行政权的一种追求，但在责任内阁政体下，受法理质疑的袁世凯渴望总统制之下的国家元首地位，最终走向了君主制[16]。袁伟时提出，在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制度设计错误、思想变革不彻底、民主政治的生长需要时日，是导致民主宪政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所在[17]。上述研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有价值的观点。
还有一些论文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的阶级关系、社会意识等方面作了全面考察。如徐宗勉的《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一文指出，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对作为民国大总统的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有一个由支持到反对的过程，从而反映了在中国政治变革时期阶级关系的复杂变化[18]。又如张静如等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和革命》一文，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领域变化的轮廓性描述和分析，从新的生产力引起社会革命这一角度探究了复辟的终结及北洋军阀衰亡的原因[19]。纪能文的《从共和总统到洪宪皇帝——袁世凯洪宪复辟的历史透视》一文，通过对民初袁世凯逐步走向集权专制以及促成洪宪复辟的社会原因和社会条件的探讨，强调了在批判袁世凯个人践踏民主、专制独裁的种种行径时，必须对促成这一事实的主客观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20]。张华腾提出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21]。马勇认为，在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时期，袁世凯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传统帝王观念、权威主义、英雄主义的深刻影响，由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袁世凯走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22]。
从社会经济条件角度揭示帝制运动产生的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这一分析路径看上去无疑是可以接受的，但有赖于深入的事实说明和分析，这就需要微观专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微观研究的主要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事件与人物的研究上。如就袁世凯与日本勾结签订“二十一条”问题，许毅主编的《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外债与当时政治的关系着手，说明它是日本向袁世凯索取的支持帝制的交换条件[23]。李宗一的《袁世凯传》是出版最早的一本袁氏传记，其中称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24]。其后，又有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候宜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书先后问世，它们都对民国创立、民初政争政情和有关人物，进行了深入而又各有特点的论述。此外，这方面的论文也日益增多。如马勇的《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一文，提出袁世凯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但袁世凯一味加强个人独裁的种种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称王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放弃了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而走上了帝制自为的道路[25]。又如王毅在《洪宪复辟与民初社会心理》一文中，通过对民初社会心理的分析研究，探讨了洪宪复辟这一历史丑剧产生的原因[26]。而邓亦武的《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一文则认为内部分裂和反对是洪宪帝制走向灭亡的关键因素[27]。张艳国的《尊孔与袁世凯复辟》一文，则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论述了尊孔与袁世凯称帝的内在联系[28]。
关于帝国主义对帝制复辟的影响问题，邓亦武的《论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一文，提出以日为首的列强出尔反尔是袁世凯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张国平、吴佩林在《重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关系》一文中，通过考察袁世凯对日本让步的时代背景，指出该条约是日本政府经过长期策划而形成的，是日本政府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袁世凯对日让步是袁世凯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做出的理性抉择，与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无关[29]。张北根在梳理英国外交部档案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英国对待帝制的态度，揭示了在帝制运动的开始、快速发展及取消帝制等不同阶段，英国态度的变化过程及其影响[30]。还有研究者指出了袁世凯与德国关系的变化的影响[31]。
遗憾的是，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洪宪帝制的著作则比较少。有关的研究也是散落于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如李景鹏的《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32]、张涛的《中国的政治发展》[33]。前者多强调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后者则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提出袁世凯复辟的原因，认为袁世凯是想通过恢复君主这一传统的权威身份，来解决所面临的权威危机问题，而其失败的直接原因则是政治体系中的绝大多数原参与者的不支持。
综观以往有关袁世凯帝制复辟的研究，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1）从宏观研究扩展到微观的研究，拓宽了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使历史呈现从单一的政治史孤立状态，朝着富有立体感的方向发展。过去那种简单地以阶级斗争区分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的思维定式，已经逐步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所取代，增添了历史研究的新活力，但在分析中有割裂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倾向。（2）研究队伍主要是历史学者，研究的方法上重视史料的发掘和对历史事实的钩沉和叙述。其长处是能够大体按照事实再现外部面貌，短处是缺乏一个更高的视点，即缺乏严整的理论框架和广阔的研究视野，因而缺乏研究的深度。（3）对民初政治的研究，大多偏重于革命派一方，以研究革命政治事件和革命历史人物为主，而对于逆转了中国社会发展航向的袁世凯帝制复辟现象，缺乏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这不利于客观把握民初政治的发展规律及更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可见，在关于洪宪帝制的已有研究中，大都注重外在因素，如突出强调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对于帝制复辟的制约性；或走入另一个极端即过于强调个人的决定作用，把复辟的发生归因于袁世凯个人野心；还有的研究则着重从革命、现代化、民主等角度来界定帝制复辟的反动性，这种研究由于往往止于简单的价值评判，因而忽略对帝制复辟的客观分析。而且，对帝制复辟的系统阐释比较少见，缺乏综合性的研究，而且更多偏倚于历史学视角，尽管这些学科的探究不无意义，但毕竟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的主题是围绕政治核心而展开的。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主旋律，而袁世凯帝制复辟就是其中之一，因而有对该现象进行政治学分析的必要。即使有一些深入的分析看到了解决权威危机是复辟发生的动因，但缺乏从政权建设角度对权威危机本身的依据和来源的论证和说明，将权威危机看成是无须更多追问的前提和原点，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内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对前人研究范式及其研究成果的反思，不应导致对这些研究范式效用的否定，而应充分认识到：任何研究范式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可能因为过于关注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另外的因素，过于强调了某一方面的问题而遮蔽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本书试图在前人成果基础上作进一步追问和探究，增进对这复杂政治现象的客观理解。要想真实地认识历史，客观地评价历史，既要研究那些被认为是代表先进潮流或“政治正确”的伟大事件，也需要研究那些所谓的反动或落后的现象，这样才能更全面地看清历史，更准确地把握当时社会转型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