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视域与理论假设

（一）研究视域

如果说历史事件不过是可供解剖的历史材料，历史人物则是一些历史符号。在对袁世凯践踏民主的专制独裁行径进行批判和揭露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探寻这一历史符号背后蕴含的逻辑。从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1914～1916年的袁世凯帝制复辟和1917年的清室复辟，是不同形态的复辟政治现象，前者属于封建制度复辟类型，后者体现为封建王朝复辟范畴。1914～1916年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是由民国初期的中央政权掌权者以“合法”的身份发动的废共和、恢复旧制的运动，并没有更换政权的掌权者；而1917年的清室复辟则是由拥戴清王室的地方实力派以“政变”的形式发起的，既恢复了君主制度又复辟了清王朝。虽然二者存在差异，但是它们从不同侧面凸显了民国初期中央政权建设举步维艰，揭示了一个严重制约近代中国转型的中央权威危机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由于复辟的反现代性而简单地、脸谱式地把其作为对立面打倒，而应将其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存在，客观揭示复辟如何成为一种政治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已被证明是逆历史潮流的因而也是短暂的。

过往所发生大事的症结，往往是后来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研究的重点。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企图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过去被人们研究过的历史，并力求发现过去所没有发现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可以从近代变革历史的具体研究中，来分析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两难困境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危机，并以这些因素彼此复杂的相互作用为基础，来分析不同精英是如何做出其应对危机的范式选择的。

从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维持政治体系的生存，因此所谓的政治发展就是培植政治系统生存能力的过程。^[34]近代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且因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特殊性而变得更加紧迫。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中，各个政权都进行了争夺正统、维护国家生存的各种努力。在内忧外患、社会失序背景下建立的中央政权，既要对内恢复秩序、摆脱经济政治困境，又要对外抵御列强，同样也致力于争夺和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客观地讲，袁世凯走向专制和恢复帝制并非像人们认定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蓄谋已久、前后连贯的个人图谋，而是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同样，面对着中央政治权威危机这一历史情势，以张勋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政权也在争取着自己的正统，以期在清王朝的龙旗下重建中央政权。

这就提出了进一步拓宽民国初期复辟政治现象的研究视域和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现象的必要性。一些遵循历史主义方法的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国际环境变动、社会经济状况等要素的分析之上。本书则试图以大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研究这一政治历史现象。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35]这种大历史观提醒我们“世界上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提出因果关系时，我们也应当将历史事迹前后连贯看去，而不应因时一事偶尔相似即下定论”^[36]。更重要的是，大历史观有助于引导人们进一步挖掘近代中国何以试验共和制，接受过独裁制，但又有帝制复辟和王室复辟，复辟不已，再来一次革命的症结。因为“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讲，此中情结并无神秘之处。国家不定的情势引起很多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般都有各走极端的趋向”，只有“从这国家内部与时代的不合的情形看来，才可见得问题之大”。所以“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这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37]这种分析法最能揭示近代中国的发展逻辑，从而避免仅仅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而形成的对复辟政治现象的一套诸如“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等特定政治评判的局限。当然，道德评判视角的探究不无意义，但是这种政治评判的倾向多是侧重对复辟主体专制独裁及践踏民主的种种行径的批判和揭露，忽略对当时客观历史情势的关注。这种研究重心的设定很容易夸大个人在客观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缺乏对复辟政治现象内在机理的揭示。

基于此，社会转型是近代中国政治形态生成变化的基本变量，是客观理解复辟政治现象的重要视域，同时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语境。在政治社会转型中，维护国家的集中统一，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就中国而言，后发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条件和超大规模的社会状况使得政治权威获得的意义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外源性和被动性，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有力的权威政权来推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历史昭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统一性、前进性的基石，在处于双重分裂状态的民国时期更是如此。然而，民国初期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个势力集团都不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优势，因而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个能进行有效统治的中央权威。民国初期各方势力建立强有力政权的努力均宣告失败，而中央政治权威的危机是其失败的共同症结。由于中国近代转型的特殊性，转型中政治权威危机问题的焦点是有效性危机，从单个政权来看，权威危机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从多个政权来看，则具有普遍性。因此，自近代以来，中央政权根本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调控，“……除了一个各自为政的地区性的集合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中国政府’可言”。^[38]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真正建立和稳固了能够统摄中央和地方的政权系统，终于结束了旧中国中央政府权威衰微的状况。由此，在政治社会转型的基本语境下，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研究范畴和理论基点。通过这一理论基点，本书力求在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政治权威更替嬗变轨迹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民初政权现实构建中遭遇的困境和压力，进而揭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中央权威危机生成变化的内在逻辑。

（二）理论基点

作为民初时期的政权之一，袁世凯政权也必然要面临和应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客观情势。因此，以政权建设尤其是中央政权建设为主线，以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关系为具体切入点，将会提供一个阐释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复辟现象发生和终结的独特视角。

本书的理论基点是：（1）任何现代化变革都必须保证一定的政治权威尤其是中央权威的生存和维系，内忧外患下的近代中国使中央权威获得的意义更为重要，强有力中央权威的构建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2）有效性与合法性是中央权威赖以存在的两个支点：合法性关注的是政权统治的资格和权利，提供政治秩序的存在形态和核心组织原则；有效性关注的则是政权生存的能力，提供现存形态和原则的可行程度；政治合法性关乎政治体系的长远稳定，有效性则直接关乎统治者的权力更迭。（3）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矛盾互动关系直接决定着政权及其代表者存在和延续的可能空间：如果一个政权的高合法性，会为其实际统治的有效性提供深厚支持，而该政权实际统治的有效性反过来会巩固和强化其合法性，那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一个政权如果长期缺乏应有的有效性，该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削弱甚或失去执政地位。（4）在近代政治转型中，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呈现出的特殊现象更是不可忽略：一个合法性存在而有效性不足的政权会为一个原本合法性不足但拥有相对有效性的政权，提供得以建立和维持的“负面合法性”；但是，如果这一政权不能长期维护或强化其相对的有效性，那么其本就不足的合法性必将消失殆尽。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合法性的二元状态容易弱化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大多民众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薄弱决定了广大民众不可能对统治者有较深刻的合法性认同，这使统治者对有效性的追求更为迫切。社会转型与权威的有效性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作为政治变革、社会转型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的中央政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汲取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秩序维持能力、社会整合能力、合法化能力，那么其重建秩序和规范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但是，一旦统治者追求有效性的模式选择突破合法性所设定的限度，当权者就会被剥夺再次成为政治重心的可能资格，其构建政治秩序的制度原则也将在人们的否定声中化为乌有。

对于面临主权危机、国家严重分裂危机的近代中国而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实现国家统一，进而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推进注入强大的政治动力，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纵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普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张力。在此张力之下，无论何种类型的政权，都难以成功构建一个能进行有效统治的中央权威，而中央权威的难产又直接导致近代中国陷入国家主导力量缺失的政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