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研究“奥斯曼帝国史”是有难度的。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面积最大时有400万平方公里以上，是今天西亚、东欧、北非二十几个国家的领土总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如果说把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算作帝国的形成，到1918年帝国解体，奥斯曼帝国前后有465年的历史。如果从1299年奥斯曼埃米尔国的建立算起，到1922年最后一位素丹被废黜，早期国家史和帝国史加起来有623年。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关键是其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教派多，帝国留下的资料庞杂，涉及的语言种类多，很不容易理解和把握。面对这个望而生畏的“研究对象”，常常让人想起“盲人摸象”的寓言。一般情况下，要么做帝国通史一类的浮泛介绍，要么是做具体的专题研究，做得好就是打几个“深井”，成为系统研究的基础；做得不好，就是零敲碎碰，几乎可以算“添乱”。

本人是起步较晚的研究者。2002～2005年，以“中东近代经济转型（1809～1938）”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初次接触晚期奥斯曼帝国经济方面的内容，后来的研究，或者着眼于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西亚、北非，或者局限于晚期奥斯曼帝国衰亡的过程。虽没有离开这一领域，但研究的功力尚浅，成果有限。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晚期奥斯曼帝国（1792～1918）研究”时，原计划完成12章，最后统稿时发现，其中十章内容构成一个整体，另外两章的体例则完全不同，无论如何没法放进去。从篇幅来说，十章内容已达到36万多字，只能考虑删减这两章。摘出的这两章中，一章专门讨论奥斯曼帝国的外债问题，一章专门讨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笔者就帝国外债问题，相关内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做过一次学术报告，听取了同行专家的意见，修改成一篇论文发表。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作为课题来写时是按国别的，如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与俄国的关系、与德国的关系等，字数较多，后来提取主要观点修改成一篇一万余字的文章发表，其余3万字搁置于文档中。早先，笔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有兴趣，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涉及西化改革对少数民族地位的影响，另一篇探究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与演变。关于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特征，还有一万余字的文稿留存。这些都是现成的旧稿（已发表和未发表各占一半）。从2012年课题结项到2016年申请新课题，四年的“间歇”中笔者主要的研究涉及帝国的边疆问题、帝国的教育和社会风气变化问题、帝国的遗留问题，有一些新稿的积累（约10万字）。把手头的所有文稿集中起来，总共有六个专题：“民族问题”“外债问题”“边患问题”“对外关系”“世风之变”“遗留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以专题形式把这六部分内容铺开，形式看起来有点“散”，实际上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奥斯曼帝国由衰落到解体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重要作用？换言之，本书从不同层面揭示奥斯曼帝国分裂和瓦解的根源、伴生条件，以及帝国瓦解的深远影响。

对这六个专题涉及的问题，有必要做一些阐释。

}kt}其一，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危机。}/kt}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国家衰弱、民族矛盾尖锐时，出现民族分离倾向，若有国外势力的挑唆，民族、宗教矛盾会演化为内乱甚至战争。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危机之一就是民族危机，直接的结果是行省独立和属地脱离。自1830年希腊独立，到1913年巴尔干诸国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疆域逐渐缩小，人口和可供支配的资源不断减少。那些追求独立的民族，最终还是先后脱离了帝国。有的是以民族独立的旗帜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主动脱离帝国，有的是接受欧洲大国安排，按照国际条约取得独立，还有的直接被欧洲国家占领。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的独立是这些民族主动寻求独立，得到欧洲大国的支持，最后脱离奥斯曼帝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是被大国占领而脱离奥斯曼帝国。

有果必有因。民族问题虽然复杂，但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往往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动因。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是帝国晚期社会变革的受益者，其经济影响力明显高于土耳其和阿拉伯穆斯林。奥斯曼政府的西化改革倡导民族平等，为少数民族争取独立提供了机会。例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活跃于新兴的商业和金融业领域，他们寻求自治或独立，实际上受到新政策鼓舞。当然，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构成分裂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力量。不可否认，欧洲大国的干预加快了少数民族脱离帝国的步伐。到19世纪中后期，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kt}其二，外债问题与帝国的依附。}/kt}

奥斯曼帝国并非因为外债而亡国，但从外债问题着眼来审视这个伊斯兰帝国，可以弄清它的衰弱、它的危机，及其瓦解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奥斯曼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被迫举债，而不同时期举借外债的规模有大有小，多年债务累加，无法偿还。为清偿债务，1881年成立了帝国公债管理处。这个机构化解了帝国的外债危机，但伴随其职能的扩大，成为奥斯曼帝国政府离不开的财政机构，即影响了帝国经济（尤其帝国政府的经济管理），也削弱了帝国臣民对土耳其统治者的忠诚。

从另一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起初主动寻求西方帮助，后来是西方国家大规模的资本输入，看似把奥斯曼帝国引向经济依附的道路，实际上是阻止了这个帝国一路下滑的趋势。当然，奥斯曼帝国的开放伴随着“依附”。奥斯曼帝国处于西方支配下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为了对付俄国和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最先寻求普鲁士、瑞典的帮助，继而寻求法国、英国的帮助，后来不再信任英国和法国，转而寻求德国的帮助，从德国获得大量的援助（包括修筑铁路、改善军队装备等）。奥斯曼政府对德国的依赖增强，其后果是被德国拖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kt}其三，帝国边疆治理的难题。}/kt}

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但帝国被地中海、黑海、红海分割，边境线不是一个完整的闭合曲线，边疆领土呈现支离破碎的形状。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相连，距离首都伊斯坦布尔很近，但历史上土耳其人并未完全控制爱琴海，爱琴海南边岛屿归属不定。土耳其人把势力延伸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但与西班牙、法国的长期冲突，使那里成了遥远的移动边疆。黑海以北的领土被俄国占领后，奥斯曼帝国北疆门户大开、干戈不休。巴尔干半岛上的属地和属国因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靠近奥地利和俄罗斯，大小矛盾和冲突从未间断。在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北部非洲，帝国的边界线从未明确划定，沙漠部落与奥斯曼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多变，边疆治理一直是很大的难题。奥斯曼政府对属地管辖相对松散，帝国的政治结构僵化，属地的正常利益诉求不能及时上达。在国家机器强大时，属地不敢反抗素丹政府，当素丹的权威下降、帝国的军事力量衰弱时，维护边疆的安宁和稳定就不容易。又由于行省和属地之间的联系不紧，各地发展不平衡，治理的程度有差异，一旦属地出现问题，中央政府往往顾此失彼。

}kt}其四，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kt}

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过程，就是不断侵占拜占庭领土，吞并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并逐步控制东地中海的过程。所谓“对外关系”，主要是和欧洲国家的争夺战。1699年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奥斯曼土耳其人由进攻转为防守，且节节败退，被迫与欧洲大国在谈判桌上谈割地赔款的问题。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表面上始终维系着主权，英国和法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逐渐缩小，最终退出了东欧和北非。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中有四个主题：一是与俄罗斯持续的战争；二是与英国和法国的“相互需要”；三是行省和属地脱离的无奈；四是靠近德国获得的好处。希腊独立削弱了奥斯曼帝国，也埋下了后来的巴尔干危机的引线；埃及与奥斯曼帝国两次战争，既打击了奥斯曼帝国，也改变了近东均势，为英、法等国进入东地中海准备了条件。此后的苏伊士运河问题、近东危机、埃及奥拉比起义，每次都有欧洲大国干涉。在《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一书中，关于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关系有一个判断：“19世纪欧洲大国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抵制俄国，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20世纪初期大国的插手，无疑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kt}其五，西化与帝国的社会风气变化。}/kt}

广义的“西化”，奥斯曼帝国较早。18世纪前期奥斯曼上流社会开始学习西方人的消费和娱乐方式。在帝国历史上有名的“郁金香时代”（1703～1730），艾哈迈德三世不仅倡导学习西欧文化，翻译书籍，还仿照法国的建筑风格在托普卡帕宫门外修建了喷水池。至于引进栽种荷兰郁金香，早已被作家们铺陈和渲染。在19世纪的西化改革中，素丹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阿齐兹等除了推行各项改革，还大兴土木，修建新宫殿，建造凯旋门。作为时尚，达官贵人和富裕市民的家里摆上了欧式家具和生活用品，室内装饰采用法国风格。上流社会喜欢邀请西方享有盛名的画家，来为达官贵族及其家属画肖像。法国、意大利的歌剧、音乐和各种表演也流行于帝国境内的大城市。政府各部门的大小官员戴着菲兹帽，穿着欧式的马靴、黑皮鞋、礼服大衣。服务人员也穿着整齐的西式服装。不少官员能说英语、法语或德语，娴熟地与西方人打交道。穆斯林喜欢过有秩序的、安静的生活，土耳其人谨慎、注重维护隐私、不张扬、礼貌，总喜欢优雅地捧着水烟管，斜靠着吸烟。但当欧洲的时尚和消费方式“袭来”时，土耳其人这些旧习惯和生活方式很快就改变了，统治阶层、富裕阶层弃旧图新的态度出人意料。

关键是西式教育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大量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现，阅读本身带来的变化更大。19世纪后期，随着土耳其人去西欧各大城市参观、学习人数的增多，学法语和英语的土耳其人越来越多。土耳其的青年人模仿法国诗歌、艺术，钻研西方哲学，也仿照西欧上层社会的方式组织沙龙，建立民间团体。不仅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法国人的礼仪，甚至连法国的自由主义也在奥斯曼社会流行。由于识文断字的人增加，青年人知识水平的提高，有条件接触西方的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社会风气由浅层的消费和娱乐方式的改变，深入教育和文化层面并不断取得进步。

}kt}其六，帝国的遗留问题及其影响。}/kt}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许多“遗留问题”成为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负资产。这些遗留问题包括海峡主权问题、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民族问题，一度成为共和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此，领导人凯末尔和伊诺努花费很大精力去解决。土耳其与希腊的边界和人口问题，到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根据《洛桑条约》交换人口之后告一段落，后来的纠纷长期延续（比如塞浦路斯的希土矛盾）。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两国边界是在1926年签订《摩苏尔协定》后土耳其和英国协商解决的。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界划定，从1921年的《安卡拉协定》一直拖延到1939年，亚历山大勒塔州由独立最后划归土耳其，问题才得以解决。奥斯曼帝国的“遗留问题”中最为棘手的一个是海峡主权问题，根据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政府才收回海峡主权，真正实现了主权统一保障了帝国安全。至于库尔德民族问题，酿成了1925年的赛义德起义和政府镇压，并成为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总体而言，本书的六个论题是晚期奥斯曼帝国衰落到瓦解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还不是全部。本书的研究在阐明史实的基础上，探究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不同层面的细节，力图澄清晚期奥斯曼帝国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都和奥斯曼帝国有关，或者是因为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而引发的。研究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史，不仅涉及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起点，涉及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巴尔干地区基督教国家（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或属地）的根基或起点，还涉及近代欧洲大国英、法、俄、德等国的外交以及国际关系史。这个帝国出现的危机及其特点，帝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既有经验和总结，也有教训可吸取，可以为现当代大国治理提供历史参照。

国外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成果较为丰富，英、美、法、意等国都有研究机构，西文著作极为丰富，土耳其本国和部分阿拉伯国家也出版了不少著作。相比之下，我们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还欠缺。为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和讨论很有必要。但奥斯曼帝国史资料浩如烟海，作为研究者，对奥斯曼帝国史的探究只能触及某一个层面、某一类问题，难以把握全部内容。拙著《晚期奥斯曼帝国（1792-1918）研究》只勾勒晚期帝国演变概史，对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论述（帝国的衰落、帝国的西化改革、属地的丧失、哈米德二世的统治、第二次宪政等），仅仅是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阶段性成果。本书是探讨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的继续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