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目的和主要任务

1.研究目的

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社会分化和利益格局重构、文化多元、社会分裂等问题，尤其是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及国外的反华势力等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在快速发展带来震荡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适时思考发展路径，思考如何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推动多民族国家内部形成统一的认同，并保证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与政治统一。

近年来，学术界就边疆稳定与安全问题多有著述，这些著述对当今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稳定与安全形势给予了多角度的描述和评估。根据这些描述和评估，大体说来，在当代中国，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维护国家统一是边疆问题的重中之重，尤以新疆和西藏最为突出，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边疆民族关系及边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地区稳定与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国家认同危机，造成国家认同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族宗教结构的自然因素，也有政治环境的社会因素，其中，民族宗教文化结构与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博弈是关键。理论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并行不悖，共生共存，但民族宗教的不同质性是挑战国家认同的原生性因素或者是潜在性因素，也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区不稳定的潜在性因素。

2.主要任务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当今中国的边疆问题是多元的，但主要由边疆民族问题、边疆宗教问题、国家认同问题、边疆民族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等方面组成。毫无疑问，从学术的角度看，边疆稳定与安全以“边疆治理”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国家一体化建设对民族宗教因素的整合。因此，边疆稳定与安全的核心问题涉及三个维度：边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边疆民族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若以中国政府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定义来观察边疆问题，则维护边疆稳定与安全的任务同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任务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民族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径，也是维护边疆稳定与安全的主要手段。民族政策整合不仅影响边疆民族社会现代化的方向和进程，而且影响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状况，影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因此，考察边疆稳定与安全实际上就是考察民族政策如何整合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揭示边疆民族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国家转型。国家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领土统一、主权确定到公民权利确认和保护，这个过程既是一个不断增进国家认同的过程，也是国家政治民主化或者说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因此，本书要研究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传统的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向现代公民身份和国家共有文化认同转型，就要对民族政策在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双重作用进行评估，要讨论国家如何完善民族政策，以更好地推动各民族的国家认同。

笔者认为，只有从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等多重视野考察，才能全面揭示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稳定与安全的关键问题。

（1）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视角考察

近年来，从国家建设的视域研究民族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外政治学界、民族学界的多重关注。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认为，在当代，边疆问题首先表现为政治文化思想问题，尤其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独立主权国家的建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成，由此才有所谓的边疆问题。^[7]当今中国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继续近代以来的国家建构。周平等学者也指出，在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主要就存在和体现于边疆地区。边疆地区也是认同问题、认同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8]。在“边疆地区生活的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又形成并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这两种认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相互关系的格局，尤其是国家认同的程度和所处地位，对我国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9]。

以往中国政治界和学术界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表现出两种偏向，一是以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为维度的“二元对立观”。这种二元对立观把边疆问题置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视域，从而将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现代转型问题、国家治理战略问题异化成不同民族群体关系，特别是异化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比如，普遍流行的“边疆与内地发展差距是经济问题，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的思维模式，在实践层面容易造成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简单地异化为汉族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同理，在论及社会收入分配机制变革带来的阶层分化时，容易推导出少数民族与汉族收入差距拉大的简单化结论。这种简单化的“二元”视域无法全面揭示社会文化多元变迁与国家统一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层面也往往造成民族关系紧张，将潜在的民族关系隐患放大甚至表面化。

二是内地对边疆的“教化观”。这种立场通常将边疆社会置于被治理的视角，忽视边疆各民族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的主体性，进而忽视边疆各民族在国家认同方面的主体性，在实践层面往往造成边疆民族自我发展、国家认同建设方面动力不足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和学术话语体系中始终潜隐着一种王朝国家的内地—边疆“二元结构观”，在这种二元结构观下，边疆是一个从属于帝国的概念，边疆问题是政治统治的一个方面，边疆与内地的关系是文化关系。关凯教授对此有过精辟解剖，他说，古代“天下”观“有一个内部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儒家文明与非儒家文明的分界线，或者说礼仪之邦与蛮夷之地的分野。在前者看来，后者始终等待着被前者去‘教化’，这是儒家文化中包含着的一种近乎宗教的使命感，也是所有自诩为普世价值的文明必然产生的优越感和责任意识”^[10]，由此推演出边疆与内地的关系即落后和先进的关系，边疆的发展也就成了复制内地模式的关系。“二元结构观”和“教化观”在传统王朝国家时代就已经产生，虽然清代后期现代国家中央—地方一体化逐步推进，这种传统思维有所式微，但在政治治理的深层思维中或隐或显地发挥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化的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一体化建构的转化被高度推进，传统的“教化观”进一步式微，但国家建设战略设计和实施路径仍有“二元对立观”和“教化观”的痕迹，显示出简单化、片面化的偏向。所以，笔者的研究力求避免这种偏差，努力从民族文化与国家建设互动的视角，将边疆各民族置于发展主体的视角进行观察。

（2）从民族与民族关系的视角考察

在中国陆地边疆，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其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对边疆稳定与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状态，由于汉族人数众多，文化强势，因此，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状况也曲折地反映出制度和政策过程中的种族态度。制度歧视和社会歧视都是民族关系中最大的禁忌，而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意识都对边疆社会建立共识和互信具有根本性的冲击。分析民族之间的交往模式，分析影响民族团结的相关因素，探讨如何达成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状态，也是边疆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内容。

（3）从民族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视角考察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这是一项伟大的变革工程，这个变革过程交织着诸多内容，其中，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就是这一政治变革的内容之一。这一转型既是加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整合，增强国家权威的过程，也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社会秩序被破坏，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之中，社会秩序处于解构与重构之中，社会结构显示出某种断裂，这种情形在边疆很容易与民族、宗教多样性交织，人们被迫对新旧秩序、民族身份与阶层身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重新定位和重新选择，不同的选择产生不同的方向，其中民族宗教的某些认同呈现出冲击国家认同的情形，而其中最大的冲击就是国家认同危机。比如，学者姚新勇认为，“‘新疆问题’的原因，包含着历史与现实、世俗与宗教、经济与政治、民族文化差异、地缘等诸多内外部因素。……是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是新形势下国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的征兆，是国家及新疆内部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发展刺激的产物，是文化失范、社区尤其是乡村有机结构坍塌的结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干预的效应，也是境内外过度反应的放大与扭曲”^[11]。这种解读虽然有些夸张，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边疆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多重选择冲突。

由此可见，边疆稳定与安全问题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广阔的视野，即全球化背景、社会转型、政治现代化等民族国家建设的相关议题。本课题力图从国际国内互动、历史和现实互动、理论和实践互动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表现，描述影响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呈现这些认同在中国国家建构中所处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是对民族政策整合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成效进行评估，从而提出针对民族多样性特点的国家建设方案，在理论上努力深化国家建设的学术研究，在实践层面为推动民族宗教政策更有效地增进各民族国家认同提供借鉴。

3.民族政策是整合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国家一体化的政策模式

民族政策是国家和政党处理民族问题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既有理念原则，也有基本制度设计，同时也有具体政策措施和手段，是一个系统的整合手段。民族政策的主要功能就是整合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整合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政策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和政策过程不仅整合民族集团认同演变，主导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民族政策的这种功能已经被国内外学界充分认同。

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功能或者说任务，目前中国理论界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政策是协调民族关系的，其价值理念是平等、团结。国家统一与分裂是针对全体国民的，不是民族政策关注的视野，或者只要解决对民族差异性的尊重和保护，贯彻民族平等理念，就可以带来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换句话说，相对于民族平等团结而言，国家统一与分裂是次要的，国家统一是民族平等团结的结果，而不是与民族平等团结并列的价值理念，更不是需要通过与平等团结政策并行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过程来保障，因而也就不是民族政策关注的任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族政策既协调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协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后者主要是破解民族文化多元诉求与国家一体化建构的张力。“第二代民族政策”^[12]按照这一逻辑推论提出了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统一”分解为“中华民族交融一体”，这与以往以民族身份为依据，强调尊重差异的政策导向完全不同。在有些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所创立的政策体系是以民族身份为依据的承认民族差异，致力于民族平等的协调民族之间关系的政策，是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13]，而胡鞍钢等人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则是忽略民族差异，致力于“国家统一”的协调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政策方案，是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以上两种价值取向都是民族政策的任务，既要整合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要整合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二者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面对转型期国家建设的特殊需要，民族政策如何重塑边疆民族的政治认同及国家认同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对此，本课题的任务是立足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放眼世界的发展和趋势，从理论上进行建构，为制定边疆政策提供新的视角与范式，以探索一条符合中国民族与国家关系历史特点，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客观趋势的民族政策创新机制，推动中国边疆安全与各民族和谐发展。

4.为什么选择维吾尔族作为案例？

边疆治理模式的选择与边疆民族的文化底色紧密相关。以往学者对中国边疆治理模式的研究多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致使政策与边疆民族的诉求之间不能完全契合，也不能兼顾到多元边疆民族的差异性特征。因此，笔者认为，需要采取以下至上的方法对边疆治理问题进行研究。选择以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研究为视角就是这种以下至上的方式，通过研究维吾尔族的民族宗教文化心理、政治参与和政策认同度、利益诉求特点来建构政治治理模式。

其一，维吾尔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演变过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关于什么是民族，学界有“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建构说”等不同观点，维吾尔族既不是纯粹想象的共同体，具有原生性特征，也不是纯粹的文化共同体，具有政策引导的“建构性”特征。因而，民族政策对维吾尔族族体演变的整合和社会融入程度的作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其二，维吾尔族人口规模1007万，是当今中国第五大民族，其社会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其他民族的互动模式及维吾尔族民众对国家建设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动态发展具有示范性。

其三，维吾尔族主体聚居新疆，与周边国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境外地缘政治的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边疆与内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边疆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与经济利益的不相协调，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持或投入的差异，经济全球化和外来文化冲击带来的民族价值观的分化，边疆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以及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意识的淡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维吾尔族群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因此，研究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与国家建设的互动对破解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国家建设张力有借鉴和启示意义。总之，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民族问题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边疆民族及其国家认同问题应是当前特别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因而是民族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