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及“文化与文明”二元对立传统的形成
如前所述，追溯“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思想来源有三，即英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与文明”传统；英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人类学”传统；英国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引论部分已对此做了概述，本节主要从历史语境和文化精神等方面深入讨论英国19世纪的“文化与文明”的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传统。
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其深层原因是出于超越英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批评传统，其直接起因是为了克服近代英国文学研究的不足。在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之前，英国历史上有一个持续百余年的“文化与文明”对立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面对的文化遗产，也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所要超越的对象。按照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的说法，这个“文化与文明”传统始于18世纪的埃德蒙·伯克的文化保守主义，最为典型的表现为由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建构的保守主义或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它兴起于阿诺德，深化于艾略特，鼎盛于利维斯，后者而且被学术史径直称为“利维斯主义”或“利维斯学派”。主要由阿诺德开创，经由艾略特发展，至利维斯手上精致化的英国近代史上这个“文化与文明”传统（或英国近代文化批评传统），成为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知识谱系。它们构成了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史前史。英国早期文化主义或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具有一种宏阔的整体思维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一如佩里·安德森所言，“利维斯式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填补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学发展失败留下的空白”。[1]可以说，浸染着社会政治批评底色与文化整体性观念的英国“文化与文明”传统和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为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坚实的知识论基础。从总体上看，英国近代“文化与社会”传统，是工业革命以来一种重申文化价值、以人文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和机械物质文明的文化主义思想传统，体现了近代英国人文知识分子维护传统文化、坚守有机社会的文化精神，该传统成为近代英国思想史的主潮。
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曾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引领着世界的发展。牛津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于1881年在《关于工业革命的讲稿》中使用“工业革命”一词来回溯这段历史。在此之前，法国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首先于1827年使用了“工业革命”这个术语，马克思则使它在1848年以后成为欧洲普遍流行的用语。[2]英国工业革命是西方近代史上与法国大革命齐名的两大历史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的时间早于法国政治大革命，影响也更为深刻。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接着，以1784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解决了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机器制造业和机械化生产的兴起，宣告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是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制作，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极大提高了英国生产力，创造出难以置信的丰富财富，英国生产了世界上最丰富的工业产品，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霸主。“19世纪中叶英国几乎完全垄断了世界市场”（列宁语）。工业革命不仅为英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而且带来了英国人口的急剧增长，造成了人口集聚和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推动城市化进程，英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和机械文明社会。至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已超过英国全国总人口的50%。工业革命转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直接催生了现代民主思想，导致了英国现代宪政体制的形成。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原先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贵族阶级日趋衰落，工业资产阶级迅速壮大并成为英国社会的主导阶级，而工人阶级也逐渐成长并形成阶级意识，开始不断地进行维权斗争，劳资矛盾日益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重大经济危机，随后不久爆发的宪章运动更是宣告工业无产阶级已登上历史政治文化舞台。1832年通过了议会改革法案，确认工业资产阶级进入国家议会的政治权利及其法律依据。1867年议会改革，赋予城市工人政治选举权。1884年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更进一步，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造成极大冲击，导致传统文化的衰微和新兴大众文化的兴起。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创立了功利主义学说，成为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意识形态。此外，工业革命还促进了英国教育的发展与传播媒介的革命，工业学校、技术教育和大众教育逐渐兴起，工业革命及科技发展促进新型报刊等现代传媒文化纷纷出现，并造成英国大众文化和读者群体的兴起。总之，工业革命促成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即工业时代、工业文明（或机械文明）和大众社会的形成。
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激发了英国社会各界的讴歌、拒绝、质疑、反思或批判等各种不同的激烈反应，构织了社会各界对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复杂多样而又彼此交错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今人回眸工业革命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达成共识，承认其对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当时的工业革命却引发了各种争论。“从过去的眼光来看，则使我们感到工业革命前上层贵族人士的权力是如何慢慢地下降的，同时也看到即使在科学的时代，宗教的力量也还表现得如何巩固。一直要到1830年左右，人们才意识到切实的持久性的工业革命，然后又过了20年，包括中等阶级在内的人，才确信工业革命的好处。”[3]英国古代史或民族史本是一个谱系复杂的历史，英国本是一个既重视传统又崇尚变革的国度，英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形成是一个充满动荡和争论的过程。工业革命给英国人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震惊体验，人们陷入对海洋、城市的向往与对土地、乡村的眷恋之间的悖论状态。18、19世纪伴随产业革命兴起的，还有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和劳工阶层平民文化的兴起，早期大众文化和平民文化的日益扩展引起了广泛的文化论争。
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巨变及其剧烈冲击，英国思想家至少出现了三种文化反应：传统宗教的反应、功利主义的反应、文化主义的反应。分别表征为对工业革命的诋毁、对工业革命的讴歌、对工业革命的批评。“功利主义道德在精神上是不同于西方传统道德的。西方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在上帝信仰之上的克己和利他，是与追求个人利益相对立的。而功利主义道德的基本精神则在于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在于与个人利益的一致；这种利益，可以称为幸福，也可以称为价值；可以称为有用，也可以称为效用，它建立在普通人日常生活所追求的各种目的或目标上，没有任何虚无缥缈和神圣之处。”[4]功利主义的先驱有T.霍布斯、J.洛克、D.休谟以及亚当·斯密等人，功利主义主要理论家有J.边沁与J.穆勒（又译作“约翰·密尔”）。当代美国社会学家A.W.古尔德纳在其《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一书中指出：“在18世纪，功利主义是作为一种主导的社会标准而出现的。重要的是，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专业哲学，而是中产阶级日常的通俗文化。”[5]在古尔德纳看来，19世纪浪漫主义是西方知识文化界的一种反功利主义思潮，是对西方功利社会的一种文化反应。工业革命创造了英国历史上最丰富的物质财富，也造成了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对工业文明的讴歌与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成为英国近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双重变奏、文化理念和与精神向度。工业革命还导致18、19世纪英国早期大众文化即市民文化的产生，英国“市民家庭以及由市民家庭所形成的市民文化是工业革命之后最重要的文化产物。这种文化的怀疑者和支持者最后都发现了某些不可克服的尴尬处境”。[6]早期大众社会理论的基调是对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的批判。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学者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在其《通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曾详细考论过西方通俗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认为伴随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兴起的是传统土地制度和乡村社会的瓦解，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的加剧，人口向大都市的集中，传统宗教与道德的衰落，大众文化正扮演着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7]自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就出现了绵延不断的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批判的思潮传统，亦即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思想传统（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详细图绘和阐释了这个复杂传统）。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是将工业文明与乡村文化（或传统文化）二元对立，是一种文化衰退论。认为挽救文化衰退的出路在于重建有机的共同体文化，以文化价值对抗资本主义机械工业文明。因而它们构成一种“文化与文明”对立和互补的思想传统，同时也构成了近代英国的人文主义的文化批评传统。由此，文化成为观察和理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性进程中各种深刻社会文化矛盾的重要视域。
依据威廉斯的考论，近代英国的“文化与文明”的思想传统，起源于伯克，柯勒律治给予了明确的表述和区分，至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那里达到极盛。作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思潮和知识传统，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出于对工业文明的抗拒，而工业文明正是启蒙现代性张扬理性的产物。近代工业革命无节制地崇尚机械文明，工具理性片面高涨导致人文精神出现危机，西方现代性陷于困境之中。早期文化主义者把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文化身上。尽管他们各自对文化的具体论述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文化思想都折射出浓郁的精英主义立场和崇尚人文的精神旨趣，对大众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体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面对工业文明与传统人文价值之间的悖反，面对近代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阿诺德、利维斯、艾略特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主义者主张以比较温和的“文化”之名义来抵御和平衡世俗化、商业化进程，并以此拯救英国社会的精神危机。近代英国从柯勒律治、阿诺德至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的文化批评传统对工业、文明、民主、工人阶级持敌视态度，而主张用过去的精华来救治当前社会弊病，崇尚传统文化的力量，夸大语言、文学和艺术的作用。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的英国文学证明了前工业社会文化的“有机”力量，是对现代“荒原”社会的一种检测和拯救。有学者指出：威廉斯“对18世纪以降的‘文化与社会’论争之中的两条轨迹的考察——一条通往以‘和谐的完美’为特征的‘有机社会’（过去），一条指向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未来）”。[8]而且，这两大脉也不乏一致之处：都坚信以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必然对立于现代主义工业文明，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及英国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9]这是有相当之见地的。面对近代科技文明的冲击和世俗化、商业化、自由化进程加剧之趋势，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做出了类似的文化反应，他们对社会进程采取一种文化守成与防卫的姿态，即以传统的少数人文化对抗现代的大众文明。这种文化传统在阿诺德那里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文字”（主要是所谓“两希精神”），在艾略特那里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精神，在利维斯那里则是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对于阿诺德和利维斯们来说，作为一种高尚的审美文化，高雅经典的优秀文学是捍卫人类最高生存目的、对抗平庸的商业化侵袭的有效文化力量和最佳文化遗产。对文化的倡导（无论是主张宗教优先、人文优先还是文学优先），都意味着捍卫精神价值的至上性，捍卫传统文化的至上性。
近代英国历史上这个“文化与文明”传统（威廉斯将其重构为“文化与社会”传统）绵延二百余年。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传统转型和扩大为以利维斯主义为代表的英国文学文化批评传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则是英国现代文学批评所催化的产物。正如当代美国左翼文化理论家丹尼斯·德沃金所指出的：“英国文学批评在英国现代思想生活中起了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英国人文学科的中心，是大学教育的核心，而且创造了英国社会的总体性图景。在法国和德国，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源于努力理解现代社会的碎裂化，以及努力构想暗含的和明确的恢复社会同一性的办法。英国从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古典社会学，但马修·阿诺德、托马斯·卡莱尔、萨缪尔、柯勒律治、T.S.艾略特、弗·雷·利维斯、威廉姆·莫里斯、乔治·奥威尔和约翰·罗斯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发展了社会学在英国的等价物。”[10]近代英国“文化与文明”批评传统在英国的学术地位相当于经典社会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学与法国经典社会学）在德、法的地位，均是彼时彼地的理论家为解决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过程中所遇生存困境问题做出的理论反映。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可谓近代以来的英国文化主义批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重构和发扬光大。
在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中，尤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57-1867）、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和弗·雷·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的文化理论及批评传统为主要代表，他们构成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最具亲缘性的知识谱系，构成伯明翰学派最直接的学术前史。特别是马修·阿诺德及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在英国文化史上率先大量而集中地使用“文化”一词来指称少数优秀天才人物的心智创造，标志着近代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的理论自觉。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英国近代人文主义者无不以强调人的精神价值来对抗功利主义，而“这种精神价值在19 世纪中叶以前一般又是以诸如艺术、诗歌、自然、有机、生命、美德、智性、真理、创造力、教养、美的原则、永恒之物、心灵的健康等分散的概念来表述的，而缺乏一个统一的名称”。1869年，马修·阿诺德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第一次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作为最基本的关键词，并以之作为整合上述各种同类体验的一个特定用语，由此而揭开了英国文化概念史的序幕。[11]阿诺德及其后的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立足于西方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和人文教育背景，着力以经典的高雅文学来对抗现代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形成了“文化与文明”“少数人文学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传统，虽有明显的文化精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但也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前最为直接、最为丰厚的文化主义批评传统。其中，文化贵族出身的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率先提出“两希文化精神”的概念，主张用西方古典文化精神尤其是希腊文化精神疗救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之病灶，可谓“阿诺德主义”。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等著作中，主张用西方古典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基督教传统文化精神来拯救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可谓“艾略特主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利维斯则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等著作中，主张用近代英国文学经典和文学精神来提高民族的鉴别力和道德水准，维护中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利益，可谓“利维斯主义”。正是英国早期文化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大众文化的抨击从反方向激发了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兴起，尤其是利维斯主义的文化观念、文本细读法和民族志方法等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直接启迪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