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阿诺德主义：作为贵族知识精英对机械文明的文化反应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诗人，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教育家和文化批评家，出生于文化世家。阿诺德在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属于中等阶层，但就文化地位而言属于有深厚古典学养和古典情怀的上层文化贵族阶层，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主将。其父托马斯·阿诺德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和公学校长，具有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和文化保守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sm）的思想倾向和文化理想。据肯尼思·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一书的记载，托马斯·阿诺德在19世纪所进行的公学改革，成为把学生们从商业性的中产阶级转向贵族阶级的健全价值观方面去的思想先导，并为其他公学所效仿。这些公学教育家们与边沁派的功利主义人士不一样。“他们没有制定高度完整的纲领，而是设法去把只适于贵族和英国国教士的机构转变成为为整个社会服务”[12]。另据威廉斯考证，托马斯·阿诺德曾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人记事》（1931）以及写给当时的报刊和改革者的那些公开信中，就发表很多重要的文化见解，对当时英国工业革命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给予了批评，称之为“英国最大的不幸”。托马斯·阿诺德认为，为了避免因贫穷酿成大乱，应大力发展面向全体人民的国民教育。政府不应当袖手旁观，不应当任由人民当中的这场不平等的赛跑自行其是，而应切记国家的职责在于以大家共同的利益为其目标，因为社会本身即是有机的。一如身体的每个部分的生动活泼，才有整个机体的健康。关注每个社会成员的福祉，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13]威廉斯还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论及托马斯·阿诺德在拉格比公学的改革，指出：“阿诺德的影响主要不在课程改革方面，而在于他重新确立了教育的社会目的，即培养信仰基督教的绅士。”[14]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思想深受乃父济世理念之影响。在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这部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批评著作中，阿诺德对世人心目中的维多利亚盛世进行的告诫和批评，把当时的工人阶级文化斥为“无政府状态”，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斥为“市侩哲学”，主张用优秀的西方古典文化来救赎世人，抵消工业时代机械文明的不良影响。在随后的《诗的研究》（1880）等文章中，阿诺德提到，诗可能取代宗教，诗歌批评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批评，所以读者要懂得如何去分辨诗的好坏。
马修·阿诺德登上学术舞台的时期，正是英国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期，同时也是英国社会矛盾加剧、工人运动兴起的时期。作为历史转型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文化变迁愈益剧烈，盛世之下的文化危机更加深刻。19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开始出现严重动荡，贵族阶级朝不保夕，资产阶级忙于发家致富，劳资矛盾加剧，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各种政治抗议频频发生。马修·阿诺德父亲当年的预言成为现实，社会的政治、阶级和文化出现危机的征兆，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当时的人们却视若无睹，一味陶醉于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忽视了物质文明繁荣背后精神文明建设匮乏的危机。阿诺德独具慧眼和忧患意识，不仅敏锐地感受到当时社会文化价值的“无政府状态”，而且预见到单纯崇尚社会竞争和物质文明给精神文明带来的长远负面影响。马修·阿诺德因而寄希望于“文化”（即“最美好的思想和知识”），提出以文化拯救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认为，面临上帝隐退后人们的精神和道德的空白，唯有倡导一种“甘美与光明”的文化宗教，以文化承担宗教的使命，重塑人类精神，促进完美理想的实现。阿诺德指出：“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文化所构想的完美不是只拥有，只原地踏步，而是不断成长，不断转化，而这一点它也同宗教不谋而合。”[15]《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副标题是“政治与社会批评”，可见其具有文化批评的总体意识和学术自觉。阿诺德提出，文学是对生活的批评，强调文学与生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并试图在宗教衰微时代以文学作为宗教的替代。阿诺德强调以文学教育代替宗教信仰，显示出一种重塑人类精神的文化担当和使命意识。
马修·阿诺德忧虑地指出，从来没有像现在的英国人那样，如此起劲地将财富视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十个英国人里有九个都相信，我们如此富有便是伟大和幸福的明证了”[16]。阿诺德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贫穷和苦难充满着忧虑和悲悯之情，对工业主义以及不断积累的贫困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这些与1780年以来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一脉相承。阿诺德认为，他所处的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尽管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但文化建设却乏善可陈。相反，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国，尽管物质财富远不及现在，但文化建设繁荣、精神成果辉煌。为此，阿诺德写下一系列文化批评文章，提出了文化救世的方略，并结集为《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出版，在当时即产生广泛影响。阿诺德指出：“如若我们真想做完美的人，那么朝向完美前行的时候，我们必须带上所有的同类，不论他们是伦敦东区的还是别的地方的人。……我们一定不能让任何对实业、人口之类的崇拜或是工具迷信大行其道，制造出大批悲惨的、沉沦的、无知的人群。”[17]在他的眼里，商业市侩作风正在英国四处弥漫，唯有以优秀文化传统作为指引人们精神生活的灯塔。阿诺德以一种人文主义古典学者的精神和文化贵族的悲悯情怀呼吁，我们向着完美前进的时候，应当把穷人全都带上，而不能任其滞留在屈辱潦倒的境地。
在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这部重要的文化批评著作中，阿诺德常常用以下美好的词语来指称“文化”，诸如：“美好与光明”“追求完美”“人的精神在整体上的成长”“优秀的自我”，等等。阿诺德提出了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思想和语言的精华，文化是智性和美德的统一，文化即是对内在完美与和谐的追求，文化是无私的、普遍的价值，文化是与物质文明截然对立的精神力量。文化即是让天道和神意通行天下。作为英国近现代转型之际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巨擘，阿诺德把文化提到崇高的地位。然而，阿诺德考察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每一个阶级，却找不到任何阶级有资格担当这个重大的文化责任。当时英国社会的三大主要阶级无一符合文化的要求：贵族阶级只是崇尚体育而思想僵化的野蛮人，资产阶级则是一味追求功利的庸俗市侩，工人阶级动辄骚乱而陷于无政府主义。阿诺德尤其批评了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阿诺德把资产阶级视为唯利是图的非利士人，把工人阶级文化视为无政府状态和政治骚乱的征兆。正如威廉斯所指出的：“对功利主义的普遍反对，以及对工人阶级越来越强大的惊恐反应，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结合。”[18]
鉴于英国现有三大阶级即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缺乏“文化”，马修·阿诺德把希望寄托在少数文化人或少数优秀自我的身上。阿诺德认为，只有各个阶级中的少数剩余民（remnant）即“优秀的自我”，才超越了各个阶级的局限性而符合文化的标准。阿诺德认为，所有阶级体现的都仅仅是一般自我或普通自我，唯有这少数的优秀自我超越了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受到本阶级一般概念和习性的损害，而是一心向往美好与光明。一心追求完美的少数优秀自我从各个阶级中产生和超拔出来。在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中，都有这样的追求者，他们构成了超越各阶级的少数优秀分子。阿诺德又把这些少数“优秀自我”称为“天才”，具有独特的禀赋与激情，表现出对完美的热爱与追求，唯有他们堪称文化的化身。文化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即是“美好与光明”的内在统一，即是这些优秀自我的精神追求。“追求的秉性总是将他们从自己所属的阶级中提升出来，并使他们有可区别于野蛮人和非利士人特性的独特品格，亦即使他们具有了博大的人性”[19]。优秀自我具有博大的人性，他们超越了阶级意识，代表了对人类完美的热爱和追求，体现了普泛的文化理想与人性精神。因此，优秀的自我是文化权威的真正由来。作为教育部的督学，阿诺德独具慧眼地力主建立注重人性培养和国民文化普及的教育制度。阿诺德借鉴和吸收了前人如伯克、洪堡、柯勒律治、纽曼等人的文化思想，认为英国必须有一个以优秀自我为标杆和楷模的国家制度，作为超越阶级局限性的机构和器官。
综上所述，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以其社会文化批评的总体框架和精英文化的基调奠定了该书作者作为英国杰出文化批评家的不朽地位。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序言中把文化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20]提出和确立了一种审美的、经典或典范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阿诺德在书中阐发了一个“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二元对立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批评框架。在阿诺德那里，物质文明、工业文明、技术文明并非人类的目的，只有文化即内在的精神完美才是人类的价值所在。文化是将人类从当下困境中解救出来的伟大力量，而教育又是通往文化的康庄大道。阿诺德把国家设想为“美好与光明”的权威中心，必须以文化标准树立国家的权威，以国家作为普遍完美的媒介，通过国家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以教化民众。在马修·阿诺德那里，文化因而是最好的思想、文字、文献、诗歌、教育、国家机构以及永恒的完美理想的兼综。阿诺德是一位具有深厚古典学养和时代意识的文化学者，具有古代贵族般的精神旨趣和济世情怀，他把整个人类比作命运一体的“一个身子”“一个机体”，他指出：“人类是个整体，人性中的同情不允许某位成员对其他成员无动于衷，或者脱离他人独享完美之乐；正因为此，必须普泛地发扬光大人性，才合乎文化所构想的完美理念。”[21]阿诺德认为，走完美之道的人越少，完美之道就越难寻找。阿诺德的这种全民意识和文化视野显示出一种普遍人性的观点和有机社会的整体观点，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传统式微、宗教衰落的时代，阿诺德试图以文化（美与智的融合）来代替宗教，倡导文化宗教，拯救社会的混乱。阿诺德的文化理论作为一种深刻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浪漫主义、文化古典主义、文化理想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既对后来的艾略特、利维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受到伯明翰学派的质疑和批评。总之，尽管阿诺德崇尚传统的经典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价值取向，带有不合时宜的守旧色彩，同时也过分地夸大了文学和文化的作用，因而难免成为一种文化乌托邦；但是，阿诺德主义作为英国近代文化主义的重要开拓者，对现代英国大学英文系和文学研究的确立，对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形成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