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英语学”的兴起与“英国文学研究”（英国文学批评）的学科化
英国是一个有着复杂历史谱系的国家，欧洲西部的凯尔特人、罗马人，中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法国的诺曼人等许多欧洲民族都曾依次统治过英伦三岛。因此，英国的语言谱系也相应极为复杂，凯尔特语、拉丁语、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维京语、法语等都曾成为或进入英国的官方语言，国内又有苏格兰语、威尔士语、英格兰语等多种方言英语。随着文法学校的出现，中世纪英语开始出现方言之外的共同语。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城市扩张、教育普及、报刊普及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促进了英国近代语言的统一或“标准英语”的形成（即便是各地的英语方言也在共同语言的背景下衍生和变化）。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发端于伯克、柯勒律治、卡莱尔、纽曼、马修·阿诺德等人的英国近代文化观念形成史。威廉斯还在《漫长的革命》第二部分第四节专门讨论了“标准英语”的发展问题，指出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书写英语的标准化起了决定性作用。至19世纪，崛起的英国中产阶级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同语言，“标准英语”也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当然，标准英语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英语发展的一成不变，发表和变异仍将以不同方式延续。[46]在英语发展史上，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作家对于英语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在英语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还有：1611年英王詹姆斯一世下令翻译的英译本圣经出版并颁布通行，1755年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以一己之力历时九年编撰的《英语大辞典》出版，1884年由英国著名诗人、学者柯勒律治生前主编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一册出版，等等。英语的发展不仅为英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语言基础，同时也促进了英语学（English Studies，Anglistics）的形成，或者说，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正是伴随着英语学的兴起而发展的。
依据韦勒克的考论，近代英国文学自18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民族化”和“审美化”的双重过程。[47]近代英国文学的日益审美化和民族化，扮演了一个宗教衰微之后精神替代物的重要角色。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剑桥英文学院高材生彼得·威德森教授所言，文学“被看成是迫切需要的建设中的一种构成因素，即在一个新的而且是异质的工业、都市、阶级社会的背景中能够凝聚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建设中的构成因素”。[48]第一部题为《英语语言和文学的历史》的学术著作是由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撰写的，出版于1836年。此前的英国大中学校的人文教育为古典语文学或文献学（philology）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技工学院、工人院校和大学附属夜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英国文学实际上就是穷人的古典文学——它是为处于英国公学和牛津剑桥这些迷人的小圈子之外的人提供最便宜的‘人文’（liberal）教育的一种方法”[49]。19世纪英文教育在那些技工学院和成人教育中得到较快发展，许多工人群众因为有了文学上的收获而获得了解放感和归属感。当然，文学依旧行使着意识形态职能，文学将自己当成了急剧衰落的宗教精神力量的替代者。通过向工人群众提供充满福音的或自由人道的文学教育，起到了在一个阶级分化加剧的社会中将那些潜在的分裂因素加以人性化、文明化的作用。到了19世纪下半叶，经过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努力和知识建构，一种审美的文学观念已经开始在英国高校流行开来。在近代英语世界中，首倡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正是阿诺德从根本上确立了这个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的、审美化了的主导概念——大写的“文学”（Literature），并一直影响到后代。贯穿他所有著作中的，是这样的一些词语，诸如：“当前的英语文学”、“好的文学”、“法兰西和日耳曼文学”、“伟大的文学作品”、“文学名著的创造”等。[50]可见，马修·阿诺德在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书写以及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的确立过程中影响至巨。在英国文学建构史上，阿诺德起到了学术先知、文化导师和思想领袖的作用。
回顾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英语学、英国文学研究）的兴起，对于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大有裨益。依据当代英国批评家彼·威德逊在《英国文学教育的危机》一文中的观点，在英国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形成史上，有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和节点：一是19世纪马修·阿诺德的文化和教育观念及其对艾略特、利维斯产生的影响（后二人也都书写了英国文学及其伟大传统）；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文学批评学科化的深刻影响。[51]这个论断已成学界共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英国大学纷纷出现。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文学学科化和科学化进程加速。在英格兰，伯明翰大学不但率先把英语设为正式学科，而且于1894年任命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位英国文学教授——积极倡导英语教育的约翰·柯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英国教育部继1902年颁布教育法案之后，1907年又在纽波特爵士倡导下成立了英语学会，该学会所信奉的正是阿诺德的原则，其宗旨是推动、提升英语文学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适合于每一位英国儿童的基本课程。到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随着这个进程的日渐精致，又出现了将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的新趋势，使文学教育获得了方法论意义的特色，使文学在培育均衡成长的公民、使他们得到充分发展方面具有核心地位而受到尊重。[52]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英文专业作为一门学科在英国高校的兴起，当年阿诺德倡导由国家来兴办人文教育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20世纪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普选权、公共教育和公民识字的共同作用，中小资产阶级大批进入英国教育与知识生活的更高等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文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English Studies）成为牛津大学的正式课程。1917年，英国历史上第一份英文独立考试大纲在剑桥诞生。同年，区别于传统的语文性（philological）教学并以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为主要特征的英文学院也在剑桥大学正式成立。英国文学研究进入牛津、剑桥等老牌名校并成为一门正式人文学科的历史，也就是小资产阶级进入英国顶级高校的历史。体现中下层阶级文化需求的英国文学（English Studies）这门课程不再处于边缘，而是逐步取代了古典语文学曾经的位置，成为自由的艺术教育的核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英文教育的兴起，促使英国文学最终成为英国高校人文教育的支柱，以彻底摆脱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枷锁。即便是在曾经作为古典语文学研究重镇的牛津和剑桥等老牌大学，德国文化也遭受指控。相反，原先不受重视的英文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却日益成为民族认同的对象。英国知识界希望借助于英文教育来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建构起英国文化的英国性（Englishness），促进战后英国社会的复兴和英国民族凝聚力的恢复。以1917年剑桥大学英文学院的成立为标志，宣告了英国文学研究在英国高校体制化的完成，利维斯主义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得以产生和发展。
1921年，在著名诗人、教育家亨利·纽伯特爵士（Sir Henry John Newbelt，1862—1938）主持下，由剑桥大学第一位英文教授阿瑟·奎拉·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 Couch，1863—1944，此人也是利维斯的导师）与青年诗人和批评家瑞恰兹（A.Richards，1893—1979）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题为《英格兰的英文教学》的研究报告，并由英国教育部颁发，史称“纽伯特报告”（Newbolt Report）。纽伯特报告的问世，是英国文学学科化历程中的一个重大学术事件。该报告明确肯定了英国文学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濡化普通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品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英国文学在世俗社会所能提供的足以取代传统宗教的精神价值。报告还明确把莎士比亚誉为“最伟大的英语作家”，盛赞莎士比亚对建构英国民族文化共同体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该报告字里行间回响着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提出的有关文学肩负重大文化使命的文化理想。纽伯特报告突出强调了民族文学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报告宣称：建立在“英语”教育基础上的自由教育“应该构成民族团结的新成分，将所有阶级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更为确定的是，应当为民族文学起到这种黏合剂的作用而感到自豪和愉悦”[53]。
20世纪20年代，剑桥大学教师青年批评家瑞恰兹（也是那里刚刚诞生的英语学院和英语学派的成员之一）曾邀请艾略特担任英语学院的一些学术工作，但被艾略特婉言谢绝。尽管如此，两人却成为亲密朋友。这也是艾略特第一次与英语研究建立了联系。瑞恰兹成为艾略特诗歌的批评家和阐释者。“艾略特的批评文章为一种‘传统’观念下了定义，而他的作品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其广泛、复杂的文学联想范围。日益壮大的英语研究界需要可供‘解释’和‘研究’的现代课题，而这两者对它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正像艾略特需要学术界的注目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地位一样，‘英语文学’研究最终只有借助于文化巨人艾略特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问题甚至是道德问题的学科。”[54]随后出现的利维斯主义更是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弗·雷·利维斯认为，英国近代乡村有机社会虽被工业文明解体，所幸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得到保存。因此，文学教育和批评的意义也就更为重大。正因为此，有论者高度评价了利维斯的美学，肯定其对建立英国文学批评所做的重要贡献：“在英国历史上，英国文学并没有学术地位，从未成为考试的科目，因为所有这类‘关于雪莱的杂谈’纯属个人的情趣和爱好。然而，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教师和学生都赞同的并且行之有效的文学价值标准，那么就可以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的‘鉴赏’能力。利维斯主义的主要成就之一在于把一种可以通过考试来检验的教学方法建立在一种将有价值的文学与没有价值的小说严格区分开来的美学基础之上。”[55]利维斯极力强调英语性（Englishness）和“英语学院”（English school）的重要性。利维斯吸收和发展了瑞恰兹的实践批评和细读方法，并使之与阿诺德的文化批评思想相融合。利维斯等人将文学批评视为恢复和重建传统文化秩序的先锋。以瑞恰兹、利维斯等人为代表的剑桥英语学院的批评家们将文学批评从绅士的外行趣味转变为需要系统训练的实践批评专业。这种批评实践既是美学的实践，又是道德的实践。利维斯还进而主张，大学英文学院成为走出文化衰退、振兴英国民族文化的必须，英国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在现代人文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肩负着培养和提高社会鉴别力和洞察力的重要使命。为此，他创办《细察》杂志，开展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将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推向更大社会文化领域。
总之，英国文学批评的标准是经由柯勒律治、阿诺德、艾略特、纽波特、库奇爵士、瑞恰兹、利维斯等人建立起来的。威廉斯认为，柯勒律治倡导由知识阶级和国家教会确立文化标准，但这样的国家机构难以建立，而由阿诺德所倡导的将“文化”与“批评”等同起来的标准则由利维斯完成了。文学极其重要，因为，文学既是正式的经验记录，而且每部作品都是文学与以不同方式保存下来的共同语言的契合点。承认文学作为人类全部生活的一个主体，承认文学作为保存这些活动并使之成为我们的共同生活方式的主体，是一种可贵而适时的认识。但是，“让文学担负起，或者更精确地说，使文化批评担负起控制全部个人与社会经验品质的责任，这将会使这个重要的立场受到有害的误解。英语的确是所有教育中的一件中心大事，但英语显然不等于是整个教育。同样，正规教育无论如何高尚，也不是我们所获得的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经验的全部”。[56]在威廉斯看来，利维斯以文学代替文化，固然有其卓见之处，但文学经验不等于文化经验，更不等于全部的生活经验。因此，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应当予以打开和扩展。我们必须不断地扩展文化观念，直至使之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的共同生活。
特里·伊格尔顿则在其《英文研究的终结》一文中以犀利的语言对作为学科的英国文学研究做出评价和阐述，他指出：“‘英国文学’是维多利亚帝国中产阶级的东西，它迫不及待地要用物质性的书写躯体表现精神同一性的结晶。……‘英国文学’作为道德戒规和精神膏药，在战后的剑桥得到迅速发展，决非偶然，它是给精疲力竭、加速没落中的帝国民族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替代性身份。……重要的文学生产大规模地从帝国中心移向殖民或后殖民的边缘地带，宗主国的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对象，只能向后折回，远离低贱而异己的现代主义，回到想象性的本土的过去。……于是便有了《细绎》喧嚣一时的种种含混和歧义，既是精神前卫，又是反动余党，对当下事务做出热切回应的同时却竭力退回到理想中的过去。”[57]比如，莎士比亚作为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于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阅读、批评和教育，增进英国人民对所谓“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民族自豪和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