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大众文化批评话语：利维斯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的同声相应
法兰克福学派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创建于1923年，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依托的一个由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群体，代表人物主要有M.霍克海默、T.W.阿多诺、H.马尔库塞、W.本雅明等人。他们接着卢卡奇的哲学和美学理论来言说，并吸收了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质疑西方启蒙现代性、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哲学，将自身的理论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58]。综观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学术研究，大致包括以下主要几个方面：后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形式、家庭社会化和自我发展、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社会心理学、美学和艺术理论、对实证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批判、现代性反思与发达工业社会理论等。
在西方学术史上，法兰克福学派最负盛名的是其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严厉批判。早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947）一书中，就辟有《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专章来讨论大众文化，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大工业和商品生产的本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地采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认为这会使人误以为这种文化是大众创造并为了大众的，而将其称为“文化工业”（kultur-industrie，culture industry）。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陷入困境，启蒙走向了其反面，理性变成了非理性。发达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和商品经济力图造就一个被高度整合为同质性、单向度的社会，工人阶级失去了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西方文化工业（即大众文化）生产完全失去了自由精神而沦为商业牟利的工具和意识形态工具。他们对西方大众文化展开了激烈批判。在他们看来，由于大众传播手段和商业化的迅速发展，工商业和文化联成一体，形成所谓“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称谓意指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借助于科技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将娱乐和大众传媒变成了工业，当代大众文化全面崛起。大众文化沦为文化商品，既以此牟利，又用它操纵大众的意识。这表明，发达工业时代的商品生产对文化的渗透无孔不入了。文艺创作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商品化中被纳入了统一的市场体系，从而失去了否定性和批评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它破坏了文艺作品的反叛性。”[59]文化工业禁止反对和攻击它的作品，文化工业击溃了对它自己及对它所重复的世界的谴责。文化工业不是把矛盾吸收到自己作品意识中，如贝多芬的作品，相反，而是掩盖矛盾，从而使自己变成了意识形态。利润价值是文化工业的经济法则，而娱乐消遣成为文化工业的审美法则。在文化工业的强大影响下，大众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成为一种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成为被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纵和愚弄的对象。大众文化因此不但成为商品，而且执行着意识形态功能，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水泥。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除本雅明表现出某种有保留的赞赏之外，几乎所有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对大众文化的消极意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具有诸多的消极后果。第一，大众文化迎合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在“文化工业”体系中，艺术家沦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艺术家失去了主体性，艺术失去了启蒙力量。第二，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了个性的扼杀，不仅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而且也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大众文化一直忙于毁灭多数人的敏感，或者照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大众文化造就了单向度的人。第三，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阿多诺把真正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分别喻为电话机与收音机。前者允许用户扮演主体角色，可自由地表达思想；而后者把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听众，并且命令他们收听对所有的人一样的节目，它缺少选择，不能对话。第四，大众文化的兴起表明，资本对人们的统治已渗透到劳动者的业余时间，在这里，闲暇成为劳作的延长，旨在恢复精力，以便应付次日的机械工作。文化活动失去了精神享受的性质，“快乐变为无趣”。第五，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掩盖了其中包裹着的意识形态内核。资产阶级通过大众文化对人的控制，找到了一种比抽象说教更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找到了一种比暴力统治更有效的国家机器。[60]与此相对照，他们对现代主义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少数先锋艺术家与物化的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保持了审美距离和批判性态度。换言之，现代主义艺术站在社会的对立面而保持其艺术的自律性和审美的否定性。二战期间，法兰克福学派不少成员如马尔库塞移居美国。他们发现，美国大众文化与当年德国纳粹文化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大众文化既可以成为纳粹法西斯制造民主狂热认同的意识形态方式，又可以成为美国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操纵与控制的方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一直持极为警惕和反感的态度。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现代主义纯艺术（高雅艺术、先锋艺术）与文化工业二元对立的审美观与利维斯主义有旨趣相投之处。联系前述利维斯关于少数人文明与大众文明二元对立的态度，可见利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同声相应。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反映了20世纪前期西方文化学者对大众文化的基本认知和抵制态度。他们都持有少数人艺术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理念，尽管一个是赞赏过去时代的伟大文学传统，一个是赞赏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但在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激烈批评上二者是一致的、气味相投的。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给予了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抨击，法兰克福学派往往成为大众文化批判的代名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被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点。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激烈批判，在大众文化批判的一切理论中，无疑是最强有力，也是影响最为深广的一种。”[61]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利维斯学派文化批评理论一样，具有文化精英主义的特点，在二者的笔下，大众文化都是被抨击的对象。不过，二者也有学术风格的不同：法兰克福学派以理论思辨见长，利维斯学派以文本解读见长。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与大众文化所做的系统研究，直接启迪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上学术舞台的一批左翼利维斯主义（left-leavisism）者，后者成为早期伯明翰学派的开拓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原创性著作随后成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的经典读本。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学派出于文化精英主义立场，片面强调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方面。他们夸大了大众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而忽视了大众文化消费者的作用。他们把大众文化的消费者看成被动接受的客体，低估他们在文化消费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因此，他们的精英主义文学观和大众文化观被伯明翰学派学者所扬弃和超越，后者形成了新的与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主义不同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伯明翰学派既重视和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大众文化的一些概念，但也给予了新的理解。他们视大众文化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反抗的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中，他们进行了再创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社区，自己的文化圈”。[62]因此，后来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建构了一种新的、致力于发现大众文化积极价值的大众文化阐释理论。
[1] 佩里·安德森：《民族文化的成分》，转引自拉曼·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0页。
[2]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436页。
[3]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436～437页。
[4]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译者序”，徐大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7页。
[5] Gouldner，A. W.，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London：Heinemann，1971，pp.61-62，转引自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01页。
[6] 吴浩：《自由与传统：二十世纪英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第16页。
[7] 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1页。
[8] 徐德林：《重返伯明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23～24页。
[9] 徐德林：《重返伯明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4页。
[10]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第112页。
[11] 黄卓越：《“文化”的第三种定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 期。
[12]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469～470页。
[13]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58～160页。
[14]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146页。
[1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0页。
[16]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4页。
[17]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79页。
[18]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58页。
[19]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84页.
[20]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译本序言，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08页。
[21]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0页。
[22] 彼得·阿克罗伊德：《艾略特传》，刘长缨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第23页。
[23]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23页。
[24]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49页。
[25]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46页。
[26] T.S.艾略特：《什么是基督教社会》，见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5页。
[27] 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第235页。
[28]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45、46页。
[29]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19页。
[30]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88页。
[31]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90页。
[32]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杨民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31页。
[33]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07～308页。
[34]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07～308、312～313页。
[35]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3页。
[36]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4页。
[37]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6页。
[38]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5页。
[39] 弗·雷·利维斯：《文化与环境》，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0页。
[40] 弗·雷·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节选），李媛媛译，《外国美学》第20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第363页。
[41] Q.D.利维斯：《小说与阅读大众》，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3页。
[42]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33页。
[43]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35页。
[44] 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郭镇之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72页。
[45] 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16～117页。
[46]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26～243页。
[47]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6页。
[48]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7页。
[49]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26页。
[50]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8页。
[51] 凯·贝尔塞等：《重解伟大的传统》，黄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128～129页。
[52]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7页。
[53]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8页。
[54] 彼得·阿克罗伊德：《艾略特传》，刘长缨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第89页。
[55] 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14页。
[56]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27～328页。
[57]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11页。
[58] 1937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M.霍克海默在该所的《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著名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把他所开创的社会理论正式称为“批判理论”，以示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
[59] 霍克海默、阿多诺：《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载《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117页。
[60] 陶水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兼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晋阳学刊》1993年第6期。
[61]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研究》，“大众文化面面观（代前言）”，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2页。
[62] 张华等：《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对伯明翰学派嫡系传人Gargi Bhattacharyya博士的访谈》，见张华主编《伯明翰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