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最早表现出跨学科视野、大文学观念与文化批评意识
马修·阿诺德倡导文化宗教，而文学文化在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高度重视文学批评和文化教育在英国社会文化理想重建工程中的独特价值，视之为一种社会与政治批评。阿诺德认为，文学从属于人生或生活，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手段，即是对生活的批评。文学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使人了解世界上知识和思想的精华，帮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相”，从而创造自由、智性而新鲜的社会思想与时代潮流，促进伟大诗人的诞生和文化繁荣时代的到来。批评家可以预见和引导未来的发展趋势，批评有助于新思想的诞生。在阿诺德看来，伟大文学的诞生，离不开作家天才的种子，也需要社会时代自由的思想文化土壤。天才的灵感只有在鲜活的理念的洪流中才能创造伟大作品。文学批评正在于营造这种恰当的思想潮流和文化土壤。正是批评的优先为艺术天才的成长及其创造性营造了条件。文学批评应倡导“思想的自由发挥”，应当公允无私，以“无偏见”或“无功利”［disinterested（ness），客观公允、超然无执，不偏不倚］的态度“了解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to know 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文学批评可以扩大新鲜的、正确的思想库存，从而为诗人的创造力提供新思想、新文化、新资源，进而造成一种新的精神模式的转换，营造适于文学创作的社会智性文化氛围。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超越了狭隘的英国文学批评的局限，而具有比较文学批评的视野，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意识。
马修·阿诺德指出，批评之道“取决于它的理念——这个理念是它生存之本质法则（the which is the law of its being），它要求我们排除利害关系，努力研究并传播世界上的知识精粹和思想精华，最终掀起新颖的、真正的思想洪流”。[37]阿诺德关于批评的职责是帮助世人认清“事物本相”的观点最早见于其《论荷马史诗的译本》（1860）一文：“许多年以来，法国和德国文学的主要努力，正如整个大陆知识界的一贯努力所做的那样，在于一种批评活动；在各个知识领域，神学、哲学、历史、艺术、科学等部门的努力，都致力于如实认清事物之本相（to see the object as in itself it really is）。”[38]在牛津大学发表的演讲《当前文学批评的功能》（1864）中，阿诺德重申了这一观点，指出，批评的任务是“就知识的所有部门，神学、哲学、历史、艺术、科学，探寻事物本来的真面目。……是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些东西为大家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39]。上述批评理念在其随后的集大成之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社会与政治批评》（1869）一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充实与完善。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反复强调，文学批评不以宗派和党派的利益为转移而进行客观公允的思考，批评的职责是培育智慧和洞察力，旨在帮助世人洞悉“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40]。从而促使英国走出目前的困境，社会得到更加和谐的发展。这样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审美的批评，而且也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批评”。这也即是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副标题所要传达的旨趣：文学批评也即是一种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政治与社会批评”。
在维多利亚时代深刻社会转型期，英国没有法德等国那样的哲学大家来承担社会价值重建的艰巨任务，这个历史重任落到了像阿诺德这样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的肩上。阿诺德的批评理念具有强烈的文化和道德动机，在最高层面上要替代宗教，以文化来整合全社会、提升全社会。阿诺德在《论诗》（1880）一文中明确提出诗歌将取代宗教，因为诗歌具有崇高的、高尚的价值，具有美好与光明的属性，能给人们带来心灵抚慰和引导功能。他指出：“诗的前途是远大的，因为我们民族会随着时间的前进，在不负自己的崇高使命的诗里，找到愈益可靠的支持。……我们应当认识到诗是有更大效用、更大使命的，是远远超出人们对它的一般估计的。人们逐渐地会发现我们必须求助于诗来为我们解释生活，安慰我们，支持我们。没有诗，我们的科学就要显得不完备；而今天我们大部分当作宗教或哲学看的东西，也将为诗所代替。”[41]诗或文学以其诗性精神来贯通人的智性精神和德性精神，文学以其审美意识融会人的智性意识和德性意识，从而达到以美启真与以美启善的艺术效果。“最高的诗的成功，不只要求把观念有力地应用到生活上，而且这种应用还要符合诗的真与美的规律所规定的条件。”[42]这里的“诗”，从广义上可推及整个文学，可称之为文学文化——文学乃是文化宗教的核心和精髓——其重要性可替代宗教文化。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所推崇的超越于各个阶级局限性的少数优秀自我，实即他心目中的文学批评家或文化批评家。正是“他们有能力从‘大量的普通类型的文学’中鉴别出‘最好的诗歌艺术’，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了现代世界文化健康的捍卫者”。[43]阿诺德秉持一种大文学观念，兼顾诗与泛文学，精通英国文学与西方古典语文学，打通文学与政治、宗教、社会、教育、道德等各学科。强调“文化要通过客观的主动的阅读、思考、观察等手段，去了解最优秀的知识”[44]。阿诺德以敏锐而开放的意识，博采西方优秀文化，吸纳各种完美的思想和知识，并以此抵制英国资本主义的外在机械工业文明。
阿诺德所谓的文化，其核心是古典文化，也包括近代以来优秀的英国文学及欧洲各国文学。他重视西方古典学传统，倡导古典文学教育，使国民有机会接触古希腊罗马的优秀思想。“希腊最优秀的艺术和诗歌是诗教合一的，关于美、关于人性全面达到完美的思想，结合宗教的虔敬，成为其充满活力的运作的动因。唯其如此，希腊的优秀诗歌艺术对我们至关重要，能给我们以重大启示。”[45]（引者按，即给人以美好、光明与人性全面完善的思想启迪）除了以荷马、索福克斯勒、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传统经典，还包括近代以来英国弥尔顿、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等人的文学经典，以及欧洲其他国家诸如但丁、歌德、洪堡特、海涅、圣伯夫与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化经典。阿诺德以其广博深邃的文学文化意识克服了英国非利士人的狭隘岛国之气。更进一步，阿诺德认为，在追求完美理想方面，文化不仅与宗教有内在一致性，而且比宗教更为优越。“文化在寻求完美的内涵时，要参考人类经验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全部见解，不仅倾听宗教的声音，还要听艺术、科学、诗歌、哲学和历史的声音。如此，才能使结论更充实，更明确。宗教说：神的国度就在你们心里；同样，文化认为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46]。文化更能以不带偏见的态度研究人性和人类经验所构成之完美，促进人的完美思考和情感天赋秉性之和谐发展，促进构成人性之完美的能力和价值的和谐发展，而不是某一种能力过度发展而其他能力则停滞不前。在这一点上，文化超越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47]文化成为阿诺德心目中世俗社会人类自我精神救赎的必由之路。
阿诺德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始于任职牛津大学诗学教授期间，在盛期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得到完备的阐发。1857～1867年十年间，阿诺德被聘为英国牛津大学的诗歌（诗学）讲座教授。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诗歌评论，做了不少有关文学的讲座，确立了其批评家的身份和英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创者的地位。在《批评在当今的功用》（1864）这个最著名的牛津讲座中，阿诺德开门见山地提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作家创作固然需要创造力，批评家同样也离不开创造力。而且，批评的契机应该先于创作活动的契机。批评的主要任务在于造成一种使创造力有所受益的学术局面和精神文化氛围，给文学创作以准备，使之成为可能。阿诺德认为，伟大的文学是作家个人天赋和社会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产物。19世纪那些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之所以不及伊丽莎白时代的莎士比亚，不及狂飙突进运动时的歌德、不及古希腊伯利克里时代的品达和索福克勒斯，不在诗人个人才华的原因，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欠缺。阿诺德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精神贫乏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虽然物质繁荣但精神贫乏，远不及伊丽莎白时代那么重视人性完美和精神健全，后者仍然保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余风流韵。“在这个时期的英格兰，既没有像我们在伊丽莎白年代所具有的全民族的生活与思想的光辉，也没有像在德意志所被发现的那种文化和那种研究和与批评的力量”[48]。维多利亚诗人缺乏对世界的足够理解，拜伦略显空虚，雪莱略显涣散，华兹华斯缺乏多样性。批评则可激活和引领时代的精神风尚，批评乃是创造之前提供信息、解放思想的重要准备阶段。由此可见批评之重要，批评力与创造力同为文化繁荣之风帆。批评家的任务在于培养诗人和读者自由敏锐的心智，传播世界上最优秀最鲜活的思想和知识。批评应保持“超然无执”（disinterested）的独立性：“远离实践（引者按：指实际功利事务）；断然服从本性的规律，也就是对于所接触的全部事物展开一个精神的自由运用；坚决不让自己去帮助关于思想的任何外在的、政治的、实际的考虑。（批评）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潮流。”[49]随着新思想的触动和增长，文学创作的繁荣时代也将随之而来。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他（阿诺德）相信自己在为英国文学新的繁荣铺平道路，相信英国所需要的惟独是批评，批判精神，从国外和往昔涌入的新思想。”[50]
阿诺德认为，文学批评并非基于抽象理论，而是来自经验直觉，只有经验直觉才能洞悉优秀的诗艺范例及其内在品质。因此，阿诺德的批评理论并非大而无当的抽象原则，而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批评方法。阿诺德认为，批评首先是一种阅读，而非干枯的评价。1880年，阿诺德应邀为《英国诗人选集》（The English Poets）作了题为《论诗》（The Study of Poetry，又译作《诗歌研究》）的总序。在这篇序言中，阿诺德提出：“把大诗家的一些诗的字句，牢记在心，并用它们当作试金石应用到别人的诗上，是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什么是属于真正优秀一级的，因而对我们是最有好处的诗。”[51]正是最好的诗歌作品体现了一种精美的秩序，蕴含着永驻常留的价值。阿诺德精辟地指出，批评家与其费尽心思抽象地找出构成诗的最高品质的东西，不如求助于具体的作品例证或范例。[52]如何选择最优秀者，在鉴别批评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他亲自编辑文学经典，强调对文学经典的细读，以伟大的古典作品的语言、风格尤其是精美句子作为试金石，以纠正单一的历史评价或个人评价。阿诺德遴选了自古希腊罗马直至近代英国文学史上一些优秀诗人的精彩名句，作为诗歌评论的试金石。他的这一批评方法开创了英国剑桥文学研究的细读批评和实践批评的先河，对后来的艾略特、理查兹、利维斯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是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某种扭转，其《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问世，表明英国文论已经走出浪漫主义时代而进入新的文化古典主义时代。阿诺德早在《评〈荷马史诗〉的译本》一文中就提出荷马史诗的英译原则：为了保存和传达荷马史诗的总的印象，可依据英语的表达特点做意译。有时不必拘泥于原文而直译，而应力求原著意义的自然顺畅。阿诺德指出：“我们要重造的既是荷马的总印象，因而只对荷马文字忠实了而失去荷马总印象，就是对荷马的不忠实。”“我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荷马距离我们这些英译读者的时代已经久远了；所以译文必须比荷马原文还要明显清楚；译文对于意思的联接，应比原文还要显豁。”[53]而且，阿诺德于1857年任职牛津大学诗歌讲座教授所做的第一个演讲《论文学中的现代因素》，首次用英语代替了拉丁语，成为牛津学术史上值得纪念的事件，显示出一种古典文学研究之现代意识与英国文学研究之历史意识相统一的双重学术努力。
阿诺德文化批评理论得益于纽曼神父所发起的牛津运动宗教思潮的滋养，尽管他对这个宗教运动存有微词。阿诺德在牛津读书时，正赶上这场史称牛津运动的天主教宗教运动。尽管阿诺德（及其父亲）不完全赞成这场宗教改革运动，而主张复兴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宗教（以诗和艺术的“甜美与光明”为新的信仰核心，而非以上帝为信仰核心）；但阿诺德仍高度激赏牛津运动，认为它代表了人类对于和谐完美理想的不懈追求。它败北于中产阶级的庸俗的新教教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却虽败犹荣。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充满深情地写道：牛津运动虽然夭折，但其英魂永驻。[54]阿诺德对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传播美好与光明的文化理想，英国就仍大有希望：“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天才的创造力流光溢彩的时代。”[55]阿诺德所倡导的文化宗教乃是牛津追求美与雅的精神传统的发扬光大。阿诺德坚信，文化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弘扬文化价值将使整个社会提升到一个美学境界和文化境界，从而让整个社会充满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