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简要的结语

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批评不仅具有现代语言批评和审美批评的品格，而且具有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的品格。它沟通了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的认识与实践，沟通了近代文化传统中的知识与信仰，其“美好与光明”的文化观体现了真善美统一的理念和理想，成为德国古典美学在19世纪英国的文化创新版，代表了19世纪后期英国文论的最高水平。而且，他所发明的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也贯通了文学的诗性精神和德性精神或神性精神，因而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意义。马修·阿诺德无愧为英国近代文学批评的奠基人和现代批评理论的先驱者，他所倡导和推动的“文化与文明”传统主张用过去的精华来为当前提供镜鉴，体现了深刻的文化保守主义特色，其巨大影响不但超越了他自己的国家和时代，而且超越了英语世界。由于他在文学和文化界的重大影响，阿诺德一直是英语文学界持续关注的对象，被英美学界视为一位“永恒的批评家”。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阿诺德代表“维多利亚最后一代文化伟人——既非学人亦非以文谋利者，而是穿越于诗歌、批评、期刊杂志和社会评论之间，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公众领域内部的声音。…… 阿诺德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两大古典标志，而与学术知识分子形成对照：他拒绝被绑缚在单一的话语领域内，他寻求使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影响”^[56]，因而显示出非凡的跨学科批评的气度。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韦勒克也认为，阿诺德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一位最杰出的批评辩护士，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文化辩护书，为诗歌和文学进行辩护，为文学批评及其批判精神进行辩护。韦勒克指出：“他（阿诺德）既擅长文学批评又有诗人兼博涉英国社会及文明的批评家的声望，所以卓尔不群。当今不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尤其学术界中——人们依然受其影响。阿诺德的影响首先在于他的文化哲学而非他的文学批评，不过，20世纪批评家中的欧文·白璧德、T.S.艾略特、弗·雷·利维斯、莱昂内尔·特里林在眼界上显然跟他一脉相承。”^[57]诚哉斯言！例如，美国现代著名批评家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新人文主义深受马修·阿诺德的影响。白璧德在著作中经常称引阿诺德，堪称阿诺德的美国传人，他们的学术渊源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美国著名批评家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也同样深受阿诺德的影响，特里林善于把文学与社会、文化及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且特里林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专门研究阿诺德的。特里林曾在该书中如此评价阿诺德：“当我们把阿诺德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考虑时，无论我们多么经常地注意到他的错误见解，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阿诺德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或不如说，他确实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特里林甚至断言道：“对说英语的民族而言，阿诺德就是批评之父。”^[58]此外，阿诺德的文学批评也深刻影响了加拿大批评家弗莱。从《批评的剖析》一书的绪论《论辩式的前言》中，见出阿诺德批评理论对弗莱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的滋养。总之，作为英国现代人文批评传统的开山鼻祖，阿诺德颇具新古典主义倾向的批评理论，对20世纪英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巨擘，阿诺德的文学批评并非单纯的语言批评和审美批评，而是广义的文化批评、生活批评、人生批评。在阿诺德看来，文学即是生活，文学批评即是生活批评，因而提出：“文学的最终目的乃是对生活的批评（a criticism of life）。”“由于诗具有真和美的准则，它也就同时具有人生批评的准则，从而我们（英国）民族的精神也将从诗中寻到安慰和支持。这种力量的强弱，同人生批评的深浅成为正比。因此，诗在传达卓越而非低劣、正确而非错误、真而非假的时候，也必然增强人生批评的力量。”^[59]为反驳赫胥黎《科学与文化》一文贬低文学而讴歌科学的观点，阿诺德发表了著名的《文学与科学》一文。在该文中，阿诺德反复强调，“文学”不仅仅是belles letters（纯文学或美文学），“文学”的本义即是包含任何用字母写就印制成册的东西。文学包括一切关于世界言论精华和思想精粹的学科。^[60]可见，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超越了纯文学批评的范畴，而具有跨学科的文化批评的旨趣。正如有论者所言，马修·阿诺德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其文学批评具有审美化和文化化的双重品格：“他一方面仍然保留了‘诗歌艺术’比较古老的一般意义，也用以指称文学艺术的最高档次；另一方面，他也将小写的‘文学’（literature）的位置加以变换，使之纳入更为宽泛的文化这个术语的范围。”^[61]其文学批评与社会、政治、宗教、教育等文化批评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它们都是致力于人性的完美和社会的和谐。阿诺德认为，诗与文化都是以追求美好与光明为旨趣。“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之品格，在这一点上，文化与诗歌气质相同，遵守同一律令。”^[62]英国当代文化理论家弗雷德·英格利斯也认为：“阿诺德的文化在于挑选出生活的特质，这些特质不是包含艺术就是提供艺术基础，尤其是提供道德艺术一类的基础原理。他为文化这一概念注入了无限的可能性，注入一种能够帮助人类‘增加无限可能性’的能量……智慧与美貌永存。”^[63]在阿诺德这里，批评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对生活的批判精神，“归根结底，诗是生活的批判；诗人的伟大，在于把观念有力而美丽地应用到生活上——应用到怎样生活的这样一个问题上”。^[64]这种生活批评精神源于希腊文化的智性精神，即自由运用各种学科以启迪心智，提倡超然、温雅、客观性、好奇心和灵活性。这种批评精神有益于形成自由交流的社会思想空气。阿诺德勇敢地把批评触角伸向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对当时的大众文化如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予以关注，批评它们只是一味地迎合大众的普通自我，对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混乱”状态推波助澜。阿诺德关于大众文化批评的态度固然略显保守，但激发了主流学术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堪称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滥觞。正如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所言：现代大众文化研究是从阿诺德开始的，“阿诺德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开创了一个传统，一种考察大众文化的特殊方式，并在文化的领土上为大众文化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化与文明’传统。……阿诺德的成就与那些经验主义理论家不可同日而语，其巨大的影响力体现为‘阿诺德式’的总体性视角，并以这一视角来研究大众文化”。^[65]约翰·斯道雷高度评价阿诺德开创了大众文化研究，并肯定其总体性的文化视角。美国艺术和文化学者唐纳德·斯通也指出：“阿诺德已经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我们的观念的一部分。……在力图达到全面综合的视域方面，在试探性地提出文明的希望出路方面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66]阿诺德的这种广博的总体性文化观念，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意识。阿诺德的文化批评观是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机器文明与功利观念的反拨，开启了英国现代文化批评学科的先声。

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批评在中国也产生广泛影响。晚清民初的辜鸿铭大约是接触和借鉴阿诺德思想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辜鸿铭曾先后在英德等国留学，掌握了欧洲多国语言尤其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在英留学期间，辜鸿铭曾先后师承托马斯·卡莱尔和马修·阿诺德，深受其影响。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辜鸿铭提及阿诺德多达二十余处。阿诺德对中国文坛的进一步影响始于20世纪前期。阿诺德的美国传人白壁德为现代中国知识界培养了梅光迪、张歆海、吴宓、胡先骕、汤用彤、林语堂、梁实秋等十多位著名学人。借此，阿诺德的文化批评理论在中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张歆海还在白璧德指导下，以论文《马修·阿诺德之尚古主义》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学衡派独具慧眼地把阿诺德奉为欧洲19世纪文化精神之代表、美国新人文主义之先驱，翻译了阿诺德不少诗歌作品和批评文章，其文化保守主义受到阿诺德文化理论的深刻影响。此外，陈寅恪、徐志摩、朱光潜、闻一多、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等批评家也都研究或翻译过阿诺德的作品。朱光潜先生的《阿诺德》一文虽篇幅不大，但至为精到。^[67]改革开放后，阿诺德著作的译介和研究在中国学界更是日趋升温，其睿智深邃的文化理论继续给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批评家以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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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1～12页。

[2] 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3页。

[3]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1页。

[4]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08页。

[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6页。

[6]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47页。

[7] 托马斯·阿诺德：《英国人记事》，转引自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59页。

[8]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4页。

[9]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95页。

[10]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94页。

[11]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53页。

[12]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10页。

[13]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11页。

[14]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11页。

[1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14页。

[16]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29页。

[17]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34页。

[18]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33页。

[19]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35页。

[20]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85页。

[21]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0页。

[22]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56页。

[23]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9页。

[24]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08页。

[2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0～31页。

[26]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10页

[27]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83页。

[28]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84页

[29]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60页。

[30]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84～85页。

[31]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99页。

[32]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91～92页。

[33]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96页。

[34] 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05页。

[3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页。

[36]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1页。

[37] 马修·阿诺德：《“甘甜”与“光明”——马修·阿诺德新译8种及其他》，贺淯滨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28页。

[38] 马修·阿诺德：《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49页。

[39]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77、81页。

[40]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08页。

[41] 马修·阿诺德：《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83页。

[42] 马修·阿诺德：《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10页。

[43]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1页。

[44]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66页。

[4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7页。

[46]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0页。

[47]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1页。

[48] 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78页。

[49] 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81页。

[50]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190页。

[51] 马修·阿诺德：《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89页。

[52] 马修·阿诺德：《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92页。

[53] 马修·阿诺德：《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66、76页。

[54]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3、24页。

[55]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1页。

[56]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译本译者序言，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7页。

[57]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181～182页。

[58] Lionel Trilling，Matthew Arnold，New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4，p.409，p.410.

[59] 转引自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348页。

[60] 马修·阿诺德：《“甘甜”与“光明”——马修·阿诺德新译八种及其他》，贺淯滨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60～63页。

[61] 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4页。

[62]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6页。

[63] 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5页。

[64] 马修·阿诺德：《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40～141页。

[65]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1页。

[66] 唐纳德·斯通：《沟通未来：对话中的马修·阿诺德》，转引自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译本序言，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5页。

[67] 朱光潜：《阿诺德》，《我与文学及其他》，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第468～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