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托马斯·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三个向度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英国现代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美国新英格兰一个名门之家，祖父是一位从英国移居美国的唯一神教传教士，曾创建华盛顿大学并任校长。父亲经商，任公司总裁。母亲也是一位信奉唯一神教的诗人，写过宗教诗歌，从小对艾略特进行文学启蒙。唯一神教的克制原则、更高意志与约束精神奠定了艾略特最初的思想基础。1906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古典文学、现代哲学和西方中古史学等，师从桑塔亚那和白璧德等名师。白璧德在哈佛大学对艾略特的教益与启发贯穿着诗人一生的诗学道路，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学显然受到白璧德反浪漫派的新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影响。桑塔亚那对艾略特的影响同样深刻。桑塔亚那曾撰写《宗教中的理性》，肯定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的、崇高的理性价值。同时，桑塔亚那鄙视浪漫主义，自称为古典主义者，推崇卢克莱修、维吉尔、但丁等古典诗人。桑塔亚那的宗教观和古典主义文学观对艾略特产生了深远影响。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的诗学观更深受桑塔亚那“美感是客观化的快感”美学理论的直接影响。他在哈佛期间还专门研读过古典诗人但丁、玄学派诗人多恩以及近代英国一些剧作家，并读到塞门兹（Arthur Symons）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1909年获学士学位，1910年获硕士学位。艾略特喜爱德国古典哲学，对新黑格尔主义者、英国哲学家F.H.布拉德雷的哲学尤感兴趣。同年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多次聆听柏格森的哲学讲座，受到柏格森的生命绵延说的某种启迪。同时研读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拉弗格和马拉美等人的象征派诗歌。1911年，艾略特回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白璧德指导下研修古印度语言、哲学和文学课程，钻研梵文和佛教。在哈佛期间，还选修过在此讲学的罗素的符号逻辑课，奠定了其后来实证诗学研究方法的基础。1914年，艾略特赴欧洲旅行。旋即一战爆发，他转到英国，进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完成以布拉德雷哲学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经验和知识的目的：布拉德雷的哲学》。1915年定居伦敦，在海格特学校教拉丁文和法文。同年拜访诗人埃兹拉·庞德，两人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并在新古典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活动中紧密联系。1922年创办文学评论季刊《标准》（The Criterion），任主编至1939年。剑桥大学教师、青年批评家理查兹（也是那里刚刚成立的英语学院的成员之一）曾邀请艾略特担任一些学术工作，但被艾略特婉言谢绝。尽管如此，两人却成立亲密朋友。这也是艾略特第一次与英语研究建立了联系。理查兹后来成了艾略特诗歌的批评家和阐释者，艾略特成为英文研究的评论对象和对话对象。正如英国传记作家和评论家彼得·阿克罗伊德所言：“艾略特的批评文章为一种‘传统’观念下了定义，而他的作品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其广泛、复杂的文学联想范围。日益壮大的英语研究界需要可供‘解释’和‘研究’的现代课题，而这两者对它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正像艾略特需要学术界的注目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地位一样，‘英语文学’研究最终只有借助于文化巨人艾略特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问题甚至是道德问题的学科。”[1]1926年，艾略特在剑桥大学担任克拉克讲座讲习教师，开设了题为《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的学术讲座，成为剑桥英语学派的一员。次年加入英国国教（天主教）和国籍。艾略特皈依天主教成了他诗歌创作的转折点。1928艾略特在文论集《为朗斯洛·安德鲁斯而作》序言中自认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主义者和宗教上的英国天主教徒”[2]。
艾略特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用英语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诗人，20世纪西方最为敏感而又最为博学的一位诗人，现代英美新批评的先驱人物之一。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史其实就是一部艾略特的精神追求史，即在一个没有秩序、意义和美的世俗世界中不断地拯救人类精神的主题史。艾略特最有影响的诗歌作品是《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7）、《荒原》（1922）、《空心人》（1925）、《为朗斯洛·安德鲁斯而作》（1928）、《四个四重奏》（1943）等，后者融合了其20世纪30年代的戏剧创作经验，被誉为一部非凡的力作。1925年开始研究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雅克·马利坦的哲学。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末，文学评论文章不多，大多数文章涉及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公共话题。1930年，艾略特在其所创办的《标准》杂志上发表英国青年诗人奥登的诗歌作品《诗集》。1931年发表评论法国作家帕斯卡尔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后还发表过多部剧本，做过各种关于基督教、古典文学和教育问题的演讲。1947年，艾略特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次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表彰“他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称艾略特“在漫长的世界诗歌史上，领导并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的伟业”。[3]同年发表了《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1948）。1952年，艾略特任伦敦图书馆馆长。50年代后，艾略特转入戏剧创作和文学评论。艾略特认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是可以互换兼容的，二者没有截然的分界线。他指出：“批评家和创作者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个很有用的区分……在我们的时代，最有力的批评思想家是哲学思想家，总之，是创造价值的人。”[4]艾略特因文学创作和批评上的双丰收而誉满欧美文坛，并被哈佛、耶鲁等16所欧美著名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艾略特虽为著名诗人和批评家，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学院派人士，其第一职业生涯先后为银行和图书出版公司的高级职员，同时担任文学评论刊物主编。这期间，艾略特与大学也有密切关系，先后在英美许多大学担任讲习教师，举办过多次关于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短期学术演讲。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剑桥、牛津、哈佛与普林斯顿等大学的学术演讲，这些演讲后来都结集出版。
艾略特被誉为现代文学批评大师，是英美新批评派的奠基人之一。艾略特早在1915年就开始写文学评论。其文学批评理论大体上可以皈依天主教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可分为前中后三期，即增加一个吸纳文化人类学之后的晚期）：前期为文学语言批评时期（1915—1927），代表作有《圣林：诗歌与批评文集》（1920，其中包括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玄学派诗人》（1921）、《批评的功能》（1923）。后期即文学的文化批评（包括宗教批评、道德批评、政治批评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的文化批评）时期（20世纪30年代之后），代表作有《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2）、《追随奇特的众神》（1933）、《古代和现代文集》（1938）、《基督教的理想》（1939）、《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1948）以及各种文学评论与学术演讲等，如《什么是经典作品》（1945）、《批评的界限》（1956）等。艾略特在早期诗学批评中把欧洲古典文学传统视为文学的最高标准，在后期诗学批评中则把整个基督教传统和西方古典文化传统视为文学的最高标准。艾略特的文学批评思想前后虽有变化，但旨趣却一以贯之：他一直都在努力追求文学与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社会整体文化（整体生活方式）的关联，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诗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与同时代其他批评家相比，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理论最鲜明的理论特征有三。
一是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作支撑。艾略特是20世纪前期英国文坛上最卓越的诗人及评论家，被称为“但丁最年轻的继承者之一”。在诗歌艺术技巧上，艾略特的诗歌创作深受卢克莱修、维吉尔、但丁及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诗人、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以及20世纪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影响，善于表达深刻的宇宙人生哲理。另外，艾略特又特别重视对鲜活的感官印象和审美经验的表达，善于化用英语口语和习语，创造新的诗歌形式和诗歌语言。艾略特对弥尔顿和莎士比亚均有微词，尤其反对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主义诗风与自我陶醉式的无病呻吟。艾略特认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犹如“完整的和片段的之间、成人的和未成年的之间、有秩序的和混乱的之间的区别”。[5]因而被誉为代表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最高成就的杰出作家。二是有自觉而深刻的哲学底蕴。艾略特在大学受过哲学专业训练，具备优良的哲学素养，哈佛大学哲学系教师曾期待他成为同事。艾略特尤其精通英国现代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布拉德雷（Bradley，Francis Herbert，1846—1924，亦译作“布莱德利”）的哲学，自1913年就开始研读布拉德雷的《表象与现实》一书。其硕博学位论文均是研究布拉德雷哲学，其中硕士学位论文《F.H.布拉德雷理念主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为1916年在罗伊斯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认知与经验：F.H. 布拉德雷的哲学研究》。[6]布拉德雷把人类经验分为三个时期和三种类型，即主客未分的具有原始统一性的“直接经验”（正），因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出现而开始主客分裂的“相对经验”（反），重新把握圆满知识和真理、追求直觉信仰与理性统一、重建现象与实在一体的“绝对经验”（合）。布拉德雷的这个经验理论对艾略特诗学有深刻影响。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情感统一说”等诗论观点即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首次被提出和阐述的。艾略特以布拉德雷的直接经验代替笛卡尔的我思或康德的主体，并将其转化为诗学感受力。艾略特和布拉德雷都认为，感觉和客体至少在原先是不可区分的，只是后来才分为主客体。艾略特批评理论的“统一的感受”术语是布拉德雷哲学的“直接经验”范畴的转化。艾略特认为，诗人善于将自己的感觉客体化，并使之转化为一种浑整的直接的审美经验，回到一种统一的感受那里去，就好像感觉和客体之间无差别似地从前者过渡到后者。[7]艾略特认为，真正的批评家的真理是关于体验的真理，而不是盘算的真理。[8]这篇研究布拉德雷的博士学位论文成为我们把握艾略特文学批评观的必经途径。三是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艾略特从小接受欧洲古典文化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深受新经院主义和僧侣主义的影响。他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长于通过评判古典文化遗产来阐发自己的文化理想，主张以古典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复兴来拯救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危机。艾略特立足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文化混乱和传统价值观的贬值深感忧虑。后期艾略特注重汲取人类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重视古代神话资源，并将其运用于文学创作和文化批评之中。在其最为著名的充满神话意象和生死主题的长诗《荒原》（1922）中，艾略特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描绘成一幅毫无意义、生命被死神紧紧攫住的荒原图景。“《荒原》作为现代史诗宣称了这样一个主题：诗人在诗歌中宣称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源泉已经走向了枯竭。在欧洲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来重新让我们追回生活的意义。什么也没有，所有的生活只是一片荒原。”[9]《荒原》的主题是西方近代文化的解体及其拯救问题。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荒原》如少数诗歌一样，填补了这个时代精神和美学的空白，它不仅标志着一种奇异性的到来，也意味着道德诊断的来临。”[10]《荒原》成为西方近代文化解体的启示录，表征着艾略特对西方文明危机的诊断。面对西方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文化荒原和精神危机，艾略特将拯救的希望寄托在文学传统和宗教传统身上，把它们看成抵抗现代“荒原”中具有破坏性的大众文化的中流砥柱。同时，艾略特又接受了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1871）的影响，秉持一种整体的、日常生活的文化观念，意在扩展基督教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延展性，从而使其文化观念具有复杂性和包容性。艾略特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论既是对马修·阿诺德文化批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英国文化人类学观念的吸收和整合。本书认为，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三个向度（维度、面向），即语言向度、基督教向度和文化向度。以下分别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