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的古典学传统与基督教向度
艾略特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性高歌猛进，欧洲社会正处于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和商品化的鼎盛时期，物质虽然高度繁荣，传统文化和宗教伦理却日渐式微。工业扩展造成地球资源和生态的极大破坏，西方文明陷入精神荒原，西方现代性陷于人性堕落、文化解体和艺术质量下降的精神危机之中。艾略特对西方现代性的各种弊端有深刻忧思，批判了西方近代社会的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物欲横流、情欲横流和媚俗倾向，提出了重视欧洲古典文学和英国现代文学教育、复兴和重建西方古典主义的诗学主张。
艾略特洞悉近代个人主义意识对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造成的伤害。这种个人主义在文学上表现为浪漫主义，在生产上表现为私人工业企业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掠夺。“我们正日益认识到，建立在私人利益原则和破坏公众原则之上的社会组织，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后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对待自然的错误态度暗含着对待上帝的错误态度，其结果只能是不可避免的毁灭”[34]。上述各种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在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中得到了形象描绘与艺术表现。《荒原》在素材上融合了文化人类学中的神话故事如弗雷泽的《金枝》的繁殖神话、魏士登女士《从祭仪到传奇》中的鱼王神话、佛教的圣火故事以及圣经耶稣复活的故事。作品触目惊心地描写了那遍布欧洲的精神荒芜景象，诗中的大量自然荒原意象表征着西方精神荒原的主题，暗示走出荒原的希望在于基督教。
现代化不仅带来精神和自然生态危机，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也给文学造成严重伤害，艾略特对现代工业社会和民主社会对艺术发展的不利影响深感忧虑。艾略特指出：“整个现代文学都受到我称之为世俗主义的败坏，现代文学完全不意识到，也完全不懂文学的意义，即超自然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自然生活是第二位的：它完全不了解我所认为的我们首先应考虑的文学的意义。”[35]他又指出：“我并不赞成进行道德审查，对于禁止那些具有甚或是声称具有文学价值的书籍，我历来是竭力反对的。但是比审查制度更为险恶的，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为利润、为降低艺术和文化的标准而组织起来的大众社会中悄悄地起着作用。日益扩大的广告与宣传组织——除了不利于民众的聪明才智外，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来影响群众——全是反艺术、反文化的。经济制度是反艺术、反文化的；大规模的群众教育中的理想的混乱和思想的混乱也是反艺术、反文化的。这种反艺术、反文化的倾向还表现在，认识到公众与个人均对创作出来的艺术佳品有保护赞助之责任的那个阶层消失了。”[36]艾略特对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批判，认为，大众文化只是满足于消遣娱乐，远离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追求。艾略特主张文学应当“寓教于乐”。现当代文学纯粹是为了美的享受，纯粹是娱乐消遣，难以鼓励读者积极向上。它会影响读者的道德和宗教生活。虽然现代作家中某些个人能起到鼓励人向上的作用，但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却倾向于使人们堕落。[37]总之，现代文学否定了、忽视了我们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信仰。只有重建信仰，才能拯救诗与文明。显然，艾略特对现代文学的这一批评不是美学的批评，而是宗教伦理的批评。
艾略特自称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其文学理想是古典文学及17世纪玄学派诗歌。他猛烈抨击19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诗歌，赞同古典主义诗学及其理性秩序。艾略特一方面批评西方近代启蒙思潮与浪漫主义，认为它们体现了感受的分化或分裂，即单单偏于理智或偏于情感的方面；另一方面，对英国近代玄学派诗歌与象征主义给予了肯定。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盛赞17世纪玄学派诗人完美表达了“统一的感受”，认为他们的作品存在着一种“统一的感性”，即思想和感觉的统一。哲学在他们那里不是作为一种理论，而是成为一个感觉。艾略特赞美他们“对思想的直接理解，或将思想再创造为感觉”。但在丁尼生等人以后的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感觉的分离”，造成诗歌艺术水准的下降。后来，艾略特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统一感受性的典范是但丁而非多恩。艾略特对但丁推崇备至，认为但丁是欧洲古典主义的中心。与阿诺德推崇莎士比亚不同，艾略特奉但丁为西方近代诗人之顶峰，称之为整个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同时，艾略特在审美趣味上与“中世纪—巴洛克—象征主义”这个序列有血缘关系。艾略特认为，古典主义表达了感受的统一性，而象征主义诗人力图恢复被启蒙诗人和浪漫诗人分裂的思想与感觉的统一，重建西方人的“感受的统一性”。同时，他对法国象征主义给予重要的批评和修正。相对而言，艾略特对美国意象主义诗人庞德给予了更多的认同，二者有着终身的友谊和彼此认同。
正因为此，艾略特在其著名的批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一文中指出，文化传统比作家的个人意识更为重要，作家应当有深邃的历史意识。“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38]但是，艾略特并非一味地保守和简单的守旧，艾略特所理解的“传统”亦非已经成为过去的古董，而是存活于当下的鲜活的有活力的传统。因此，作家的传统意识“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39]诗歌技巧和题材的创新，新的伟大作家及其作品的诞生都有助于激活传统、丰富传统。艾略特的这种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标准和文学趣味问题，而是体现了其政治倾向和宗教倾向，关乎其文学政治或文化政治的理想。正如韦勒克所言，艾略特的古典主义受到阿诺德的影响：“艾略特的古典主义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40]作为一种文化政治，艾略特的古典主义乃是一种伦理的和宗教的理想，既体现了重建完整与秩序的意图，又表达了政治与宗教权威的理想。其古典主义诗学不仅是文化批判，更是文化重建，即重建西方传统文化的理性与情感、思想与感觉的平衡或有机统一。
艾略特接受西方古典教育，濡染了浓重的传统之风。艾略特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古典主义情怀、坚持古典文学理想的教育家。在现代化时代大潮中，艾略特坚守古典主义教育阵地。艾略特把他所处时代的英国教育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由主义人文教育（或英文教育、英国文学教育）、激进主义教育和正统教育（或古典教育）。他固然重视人文教育和英国文学教育，强调把学习英国文学提拔到维护民族文化和培养国民道德素质的高度。但是，在艾略特心目中，古典教育才是最根本的。艾略特认为，英国文学是作为欧洲古典文学统一体中的一个杰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作家都应当懂一点拉丁文，即便一点也不懂希腊文也是可以的。“如果古典文学教育是过去英国文学的背景，我们有理由强调说，不仅讲授英国文学的人应至少具有较好的拉丁文的知识，如果希腊文暂不要求的话，而且研究英国文学的人也应具备一些拉丁文知识。”[41]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根本理由，不是为了学习古文字，而是着眼于古典语言与古代传统的联系，因为古典语言是通达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的桥梁。“古典文学应该持久地和它所隶属的东西联系起来，和某种永久的东西联系起来，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信仰”[42]。总之，艾略特高度重视欧洲古典文学教育，认为古典文学教育不仅有助于培养对欧洲古代文明的崇敬，而且对维护英国文学的延续性至关重要。古典文学和基督教是欧洲人的共同遗产和文化之根，是维系欧洲文学统一的重要基础，关乎欧洲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统一性。艾略特认为，欧洲文学的共同标准，保存在希腊罗马文学和基督教传统中。重建新的统一的欧洲文化，仍必须通过基督教、希腊文和拉丁文。在艾略特看来，基督教信仰是感受统一的基础，它构成艾略特最为隐秘的精神结构。与德国人一味重视古希腊不同，艾略特对古罗马作家比较重视，称赞古罗马作家维吉尔接近于基督教，与基督教精神有着共鸣性特征，因而成为基督教时代来临的一个准备阶段。如果说，德国批评家是跳过古罗马而直奔古希腊、崇尚古希腊；那么，艾略特相当重视古罗马，认为罗马体现了西方文化的连续性，因而是西方传统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艾略特眼里，古典传统主要是罗马传统基督教传统，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传统。
1927年，艾略特皈依天主教之后，更是自觉将西方古典传统理解为基督教传统，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传统。艾略特在批评文集《为朗斯洛·安德鲁斯而作》（1928）序言中自认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主义者和宗教上的英国天主教徒”。[43]表现出将古典主义文学与天主教理想相结合的诗学取向。艾略特认为，宗教才真正赋予生活以可靠的显明的意义，只有通过宗教理想才能帮助人们走出当代西方文化的精神荒原，人类最理想的社会结构因而是基督教社会。在这方面，艾略特不同于阿诺德，也不同于他哈佛时期的老师白璧德，他不惜批评了乃师以人文主义代替宗教的观点。艾略特在《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1928）等论文中，对新人文主义的实证化趋势深感忧虑，认为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不可同日而语。艾略特通过比较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差异来深刻阐明基督教优于人文主义的意义，他指出：“作为历史事实，人文主义和宗教一点也不相同；人文主义是时隐时现的，基督教是延续不断的。我们不必去设想，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欧洲各民族的发展可能是个什么样子。”[44]基督教是西方绵延不断的文化史实，而人文主义只是近代西方的一种文化幻想，是某些时代、某些地方、某些个人的心态罢了。人文主义不可能替代宗教，人文主义总是在宗教强盛的时候才最兴旺。更为重要的是，人文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主义的，有时候虽能助益人们的理性批判力和内在自省意识，但个人主义无法整合社会。况且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感性欲望的人文主义必然使人类社会舍高就低。只有基督教才能担当整合社会、延续传统、重建欧洲文化统一性、促进西方文化持续发展的重任。人文主义只有在从属于、依附于宗教时才有价值。[45]在这点上，艾略特显示出与阿诺德、白璧德的分野。艾略特批评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弱点是对文化与宗教关系的误解和简单化，认为宗教从属于文化，只是文化的一部分。白璧德则倡导一直更具自由主义精神的新人文主义。艾略特则超越之，指出人文主义的不足之处和矛盾之处，而主张回到古典传统与基督教传统。
艾略特认为，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历史贡献和重建基督教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艾略特主张复兴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精神，重建基督教社会，重建西方文学的基督教文化维度，救赎濒临崩溃的西方现代文明。因此，艾略特文化诗学批评也相应显示出一个基督教维度。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什么是基督教社会》（1939）以及一些相关论文等。艾略特认为，基督教构成西方人的行为准则与西方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想价值观念，只有唤醒现代人的基督教情感，才能摆脱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艾略特主张以基督教作为约束人的行为准则、价值信仰和权威规范。他将未来社会的发展希望寄托于基督教社会，提出了反思西方现代性与重建基督教社会的重要性：“对此惟一的控制和平衡，只能是宗教的控制和平衡。一个可使文明艺术的创造活动得以繁荣和延续的社会，其唯一有希望的发展趋势，只能是变成基督教社会。”[46]艾略特认为，绝不可把基督教社会理解为中世纪那种教会社会，绝非意味着文化、哲学和艺术的培养局限于修道院之内，而是指人们能用基督教的理念来思考，用宗教精神来控制和平衡社会的自由民主和集权政治。无论圣徒还是俗人，可贵的是有一种追求终极价值的基督教精神。只有在有着宗教基础的社会中，个人和社会才能取得应有的和谐与张力，人类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往前发展。为此，欧洲大学教育应承担起维护古典文化尤其是基督教传统的职责。大学教育应有共同的理想和义务，它们应独立于官僚政治机构和自然科学机构。它们应立足于保存知识、追求真理，并使人们力所能及地去获取智慧……我们应尽力从我们共同受托保管的财产中拯救出某些东西：那就是希腊、罗马和以色列的遗产，以及欧洲2000年以来的遗产。[47]
为了抵御文学的世俗化、娱乐化和商业化，艾略特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宗教标准。艾略特反对割裂文学标准与宗教标准，认为文学阅读需要强有力的人格支撑。他在《宗教与文学》（1935）一文中指出：“文学批评应该用从一个明确的伦理学和神学出发的批评来使它完成。无论在什么时代，对于伦理学和神学的事项都有共同一致的看法上，文学批评才能有实质。在像我们这时代，这种共同一致的看法是没有的，所以基督教的读者更有必要用明显的伦理学和神学的标准来检验他们的阅读。……一部作品是文学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但是文学的‘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决定。”[48]皈依天主教之后的艾略特认为，仅有道德标准的文学是基础不牢靠的文学，应当以宗教的观点来作为补充。艾略特强调自己所追求的是“一种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感情的文学，而不是故意地和挑战性地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学”。[49]阅读文学不应该只为了娱乐或美的享受，文学还会影响读者的全部心灵，影响读者的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艾略特所要求的伟大的文学是无意识地表现基督教思想感情的文学（甚至例如波德莱尔的作品），而非说教式地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