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剑桥学派文学批评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
伯明翰学派的英国文化研究脱胎于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传统,尤其是剑桥学派的“英文研究”或“英国文学研究”(English Studies)新传统。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区分文化等级,指控大众文化缺乏教养和道德素质,伯明翰学派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则是对传统主流学术所忽略的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价值的发现和强调。质言之,伯明翰学派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是对英国剑桥英文研究或文学批评学研究的传承、突破、转换和超越。
剑桥英国文学批评学曾在英国现代文化生活中起了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它取代了传统古典学和语文学曾经在人文学科中拥有的中心地位,成为英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这使得原为贵族拥有的古典文化和为大资产阶级拥有的精英文化扩大为中下层资产阶级拥有的文学文化。利维斯文学批评学正体现了新兴的英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旨趣,其新颖的文本细读、语言分析、道德情怀、文化责任感,等等,都吸引了当时的文学青年。但是工人阶级的通俗文化和当代新兴的大众文化仍被利维斯拒之于“文化”的门外,文学日益疏离急剧新变的当代社会现实与鲜活的公众生活经验。这个激进而又保守的利维斯主义文化观念受到左翼利维斯主义者的抵制,后者促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即伯明翰学派的形成。伯明翰学派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这个中心挂靠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尽管还属于一个边缘性学术机构,但毕竟进入了英国正规大学的学术体制。不同于利维斯的小资产阶级出身,伯明翰学派奠基者大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作为奖学金男孩进入大学。毕业后他们在利维斯主义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成人教育实践,在正规大学的校外部从事工人阶级成人文化教育。他们深感学院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的差异,发现大学文学批评与工人阅读经验的格格不入,从而与利维斯的文化保守主义精英立场产生了尖锐对立,转而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研究。霍加特缅怀质朴的工人阶级社区文化,威廉斯强调文化是日常的、普通的整体生活方式,汤普森则发掘近代平民文化传统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阐明了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高雅美学的生活美学观,使得工人阶级文化和当代大众文化得以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正如美国当代批评家文森特·利奇所言:“文学不再被认为是与其生产条件、传播和消费相脱离的自主美学的圣像,而是恰恰相反。……文化研究者对于将艺术和人文学科任意孤立和拔高的两种惯常做法,自然是深恶痛绝的。神圣化是悬置并使之木乃伊化。”[26]从文化立场和知识传统来看,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是对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尤其是利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反驳。他们决心用文化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以实现对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传统和利维斯文学精英主义的变革、转化和超越。在文化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对以往被贬低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化从理论上进行积极的评价和阐释。
伯明翰学派早期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都是文学研究出身或文学爱好者。霍加特、威廉斯都曾是左翼利维斯主义者,曾被训练成利维斯式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学派对技术功利主义的批判、对文学研究的生活批评和道德批评向度的强调,对文学批评的文化意义的关注,对英国文学教育的重视,都吸引了左派利维斯主义者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利维斯的文本分析的批评方法以及对文学作品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关注,深深地影响了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例如,作为左翼利维斯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霍加特,其当代文化研究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便明显见出利维斯主义的余韵。受利维斯影响,霍加特仍然坚持“好的文学”与“坏的文学”的二分法,强调文学品质阅读基础上的价值阅读。霍加特还主张文学文本批评方法与“文学-文化分析”(或文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统一,并进一步研究社会文本,揭示其文化意义。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创始人扩展剑桥文学研究的学术初衷、旨趣和抱负![27]威廉斯亦然。他的学术生涯即是一个吸收剑桥文学批评养分,同时超越剑桥文学批评的过程。无论是他青年时代参与创办成人教育杂志《政治与文学》,还是他后来的对英国小说、戏剧的研究,抑或是更为理论化的文化研究,都是一个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过程。威廉斯虽然接受剑桥批评的文本阅读技巧训练,但更关注文本语境(文本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关联)的研究。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不满于阿诺德仅仅把文化视为“最好的思想和知识”和利维斯把文化视为少数文学专业人士特权的保守主义、精英主义文化观,拒绝高雅、低俗二元对立的精英概念和对大众文化的偏见。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超越剑桥学派的文学批评,不再停留于文学艺术的层面,而是探究曾经被压抑的社会边缘文化,证明边缘文化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并主张给予这些被传统主流文化所边缘化的文化以更大权利和生长空间。文化研究旨在扩展文化,亦即扩展工人阶级、青年、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验领域和表述机会。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研究认为,文化是日常的(而非仅仅是审美的、想象的或文学艺术的)、普通的(而非精英的)、丰富的(而非稀缺的),遍布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可以在所有人那里找到文化的踪迹。伯明翰学派走出了古典语文学、近代文化主义和英国剑桥文学批评局限于经典文献考论和文学文本解读的樊篱,转而把“活文化”即活生生的社会文化现象作为文本来解读。经典文学的核心和基础地位让位于大众文化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因此,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不像利维斯主义那样抨击大众文化,强调文学对大众的教化作用;而是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帮助大众阅读、帮助大众找到适合于自己的阅读方式。他们视文化为普通的、日常的生活方式,肯定了普通民众的文化意义建构和价值创造的能力,阐明了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合法性。他们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关注工人阶级社区文化、电视传媒文化、青年亚文化、女性文化、族裔文化等,把这些大众文化生活作为文本来解读,探究其中的文化价值。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理论新形态,文化研究是对现代西方审美论、语言论、文本自律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反拨。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旨趣等多方面显示出与剑桥学派文学批评不同的学术追求,呈现出反精英主义的学术立场。文化研究体现出对近代的经典美学、文学、文化、知识及学科传统的批判和解构,进而走向当代社会文化的广义理解和多学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