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与主要议程
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或纯粹的知识，而是一种具有政治性和批判性的学术政治与批评实践。借用法国文化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理论术语，可以说，文化研究乃是一个学术场域。[28]文化研究的兴趣不在理论，而在实践。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单纯进行理论探索或建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在现实的、历史的和整体的语境中分析当代文化现实尤其是大众流行文化和新兴文化，揭示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使其朝着更加公正和民主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因而始终面向鲜活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象，不拘一格地挪用各种理论尤其是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并对其加以重构，使之适合于具体的文化批评实践。
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象、议程（论域）、主题（关键词）是一个不断拓展的历史进程。纵观文化研究产生和发展的五十余年历史，文化研究的关注点不断地与时俱进：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致力于打开经典美学和文论的“文学”与“文化”，关注工人阶级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70年代关注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性别文化和传媒文化，强调文化的社会构型与霸权抵抗作用。文化研究继而拓展为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内部的代际差异、性别差异等问题，挖掘边缘文化背后所蕴含的权力话语和权力关系，重视文化的异质性与差异性，阶级政治逐步走向文化政治。80年代以来主要关注少数族裔文化和族裔散居文化、文化身份认同、生态研究、动物伦理、科技伦理、人工智能文化、后人类文化以及后殖民和全球化问题等。[29]总之，文化研究先后从阶级、代际、性别、种族和族裔等不同社会结构维度来分析社会权力关系及其符号再现体系。大众社会的阶级辨识、文化意义、文化建构、身份认同与文化政治等问题成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理论焦点和研究平台。
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曾将阶级置于文化研究的中心，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无不如此。伯明翰学派的早期奠基人还未充分注意到工人阶级文化中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而着眼于工人阶级文化自身的或想象性的整体特征。斯图亚特·霍尔于1958年发表了《无阶级观念》（A Sense of Classlessness，亦可译作《无阶级感》）这篇重要的长文，提出当代英国福利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中产化所造成的无阶级感问题，显示出对阶级文化与身份认同之间复杂性关系的最初洞见。该文与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一书同一年问世，直接引发了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的写作。7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内部的异质性、差异性问题浮出水面，霍尔及其弟子又陆续展开了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女性文化和少数族裔文化研究。亚文化是区别于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次级文化表意系统，具有多维度、多层面、异质性、变易性以及仪式抵抗等特征。1972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学生菲尔·科恩发表《亚文化冲突与工人阶级社区》一文，拉开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大幕，奠定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抵抗理论的研究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通过仪式抵抗》（1975）、《学习劳动》（1977）、《控制危机》（1978）等亚文化研究著作，大大推进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霍尔及其弟子们发展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创始人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进一步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内部的差异性，认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年龄、性别、种族等不同因素构成了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它们与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和资产阶级主流文化均有所区别，体现了更鲜明的文化抵抗和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价值，尽管这只是一种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象征性的仪式抵抗。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兴起，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淡出而激进的新社会运动兴起，性别、种族、性取向、生活方式、民族性等社会问题蜂起。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族裔文化研究等形成共生之势。80年代之后，新生代文化批评家认为，伯明翰学派于70年代所进行的那种亚文化研究由于仍与阶级文化结合而被认为不合时宜。新生代文化批评家认为，亚文化身份认同研究已无法回应后现代、后身份问题，因而转向后亚文化研究，强调“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之类的后身份认同政治。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文化研究的议程如何变化，打开传统的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樊篱，始终关注被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所忽视的新兴文化、边缘文化或弱势文化问题，是其变中不变的主题。
总之，文化研究的关注焦点不是古典文化而是当代文化，文化研究的对象是不断开拓延伸的，其问题框架也是不断地被重塑或重新整合的。从阶级文化到亚文化，从亚文化（年龄、性别、种族）到后亚文化（个体的身份认同）、从高雅的经典文学到通俗的大众文化、从文学到亚文学和社会写作、从文字印刷文化（或纸质文化）到电子媒介文化、从生产到消费、从作者和文本到受众、从主体到身份。文化研究的对象与时俱进，不断转移。文化研究的主题或关键词不断嬗变。文化研究不断开拓当代文化现实问题的研究领域，形成如下主要的研究对象、主题或关键词，并针对这些对象、主题和话题展开各自的批评实践。它们是：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媒体文化、视觉文化和图像文化、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同性恋问题、全球化与后殖民研究、有色人种或少数族裔问题、身份认同、都市文化、空间文化、消费文化、娱乐产业、创意产业、时尚文化、粉丝文化、身体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人工智能美学、文化政策以及文学经典的扩容等，它们先后成为文化研究关注的热点。正如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指出的，文化研究史并非一个线性的过程，文化研究总是有多个的、叠合的、变化的投向、所执和矢量。文化研究史从来就并蓄着多个主张和立场，总是不断地陷入论争。“文化研究总是在断裂和游走中向前推进的，不断地拼力重新安排和重新界定工作平台本身的理论差异，以回应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30]概而言之，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可归纳为四大类：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亦常常译作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含消费文化）、现代传媒或媒介文化（含图像文化、视觉文化数字艺术和人工智能艺术）、文学经典的打开、身份认同问题研究（如性别、种族、全球化与后殖民等方面的研究）。文化研究不是一般性地研究文化，不是对文化的泛泛描述，而是阐释文化表征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揭示文化演变与权力的关系（揭露各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文化的塑造）。文化研究视“文化”为日常生活方式与表意实践方式，文化研究关注文化作为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表征方式或呈现方式。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借由文化的各种复杂表现形式去理解文化，分析文化表征之后的复杂社会政治语境，揭示文化意义的生产机制，揭橥隐藏在文化之中的权力因素与利益所在。文化研究致力于对当代社会文化进行道德和政治的评价，服务于批判性的学术论争、政治参与、社会变革和文化重构，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和公平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