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政党的再组织逻辑

不难发现，无论什么政党，在通过初步组织构建起来后，往往都会经历再组织的过程。这主要包括两种情况：（1）政治精英适应竞争政权的需要改变政党组织形态，比如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从精英型政党转变为群众型政党，孙中山先生按照列宁主义模式改组国民党。（2）政治精英适应执政治国的需要调整政党组织体系，比如发展出新的角色机构，如竞争型政党的议会党团、议会党主席、议会委员会主席、党鞭，非竞争型政党的党组、与政府部门相对应的政党机构（如从前苏共的工业部、农业部、运输部等^[37]）；或者调整原有角色机构的功能（任务承担），如增加党内纪律、宣传和组织机构的功能等。概言之，政党再组织的主要内容，就是对组织体系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调整，当然这就会导致政党组织形态发生变化。

政党再组织现象并不是无章可寻的，其背后也存在发生逻辑，这就是再组织逻辑。但这个逻辑并非独立的存在，实际上是上述之组织逻辑在特定条件下的运用。这就是说，政治精英再组织政党，依然是为了促成合作并实现执政治国的目标。只不过和构建政党的初步组织不同，现在情境条件变化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精英判断情境条件变化了，所以为了实现目标，政治精英就要调整任务并相应地改变任务分工和控制协调，而这就必然导致政党组织体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又可以看到以下三种现象。

第一，最初的精英型政党转变为群众型政党。从组织形态上看，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近乎纯粹的议会团体，扩大为具有地方分部、选区组织甚至外围组织的政党。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起始原因在于选举权的扩张。在此情况下，政治精英要实现执政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选票，这是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显然这样的任务是仅凭少数政治精英所不能完成的。换言之，原来那种仅仅是议会团体的政党组织体系不适应新的需要了，必须再组织，基本策略就是扩大成员数量，扩大合作者范围，设立地方和选区机构甚至外围组织去承担争取选票的任务。这就是最初的精英型政党转变为群众型政党的再组织逻辑。当然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再组织策略主要发生在现代前期，基本上是受技术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到了交通、通信等技术条件大为改善的时代，特别是电子媒体广泛运用的时代，这种争取选票的任务，可能只需雇佣少量的专业人士，充分运用媒体手段就可以完成了，而无须采取人海战术。因此，群众型政党并不是政党再组织的必然结果，比如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组织形态也是一种可能。^[38]

第二，竞争型政党组织体系的三分格局。美国政治学者小凯（V.O.Key，Jr）注意到，在实行竞争性政党政治体制的国家，政党往往具有三种含义：选民党、职业党、政府（广义）党。^[39]这三种含义也可能共存于一个政党，但显然这不是政党的原生形态，而是政党再组织的结果。这样的国家几乎都经历了选举权逐步扩张的过程，这就导致精英型政党转变为群众型政党，吸收了大量普通成员，从而形成选民党的形式。但是一旦政治精英竞选成功之后，原来适应竞选的选民党组织形态显然就不能承担起新的执政治国任务了。于是新的角色机构发展出来，比如议会党团、议会党主席、党鞭、责任内阁等，这就形成所谓的政府党。同时，原来承担竞选任务的角色机构，比如全国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基层委员会，在政治精英执政期间几乎无事可做，但又不能被取消，因为竞争性政党政治体制并不保证任何政党的政治精英长期执政治国，重新竞争政权在所难免。所以为了保证这些承担竞选任务的角色机构能够再次被激活，就需要一些专职的政党工作人员来维持其存在，这就形成职业党。于是选民党、职业党和政府党的政党组织体系三分格局就形成了，本质上是政党内部分工的新形态。

第三，非竞争型政党的党国一体化。在实行非竞争性政党政治体制的国家，政党再组织的情况非常不同。在这样的国家，真正执政的政党其实只有一个，这个党的政治精英一劳永逸地完成了竞争政权的任务，于是就只剩下唯一的一个任务——执政治国：执政，就是控制和维系政权；治国，就是将其政见化作行动。在此情况下，原来那种为竞争政权而构建的政党组织体系就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需要增设一些角色机构，比如党组、与政府部门相对应的机构、与行政区划相对应的机构等。同时由于竞争政权的任务消失了，原来的一些角色机构必然会被裁除，或者被赋予新的功能（任务承担）而予保留，比如原来用来争取民众支持的基层组织，现在被赋予控制基层政权和社会团体以及处理底层琐细事务的功能。这样再组织的结果就是党国一体化，执政的政党与国家政权在功能上难以区分，在组织体系上也难以分离，从而形成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说的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40]这就是非竞争型政党的再组织逻辑。根据这个逻辑，除非改变起始条件，否则其结果是不可能改变的。比如，苏共（俄共）在成为唯一的执政党之后，立刻就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此后苏共每一代领导人都要求党政分开，但这个问题从未得到解决。^[41]

最后也要明白，政党再组织也是一个博弈过程。一方面，政党的政治精英们对于情境是否已经变化，或者发生了什么变化，相应地，任务要不要调整或者该如何调整，这些问题，都可能会产生分歧，并为此进行博弈。另一方面，政党组织过程的制度化虽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可以造就政党组织体系的稳定和持续，但也会产生惰性，也就是会产生陈旧观念和既得利益。这样政治精英在调整任务分工和控制协调，亦即在调整组织体系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合作者之间都难免会发生博弈。这就造成政党再组织未必都能获得成功，甚至可能会因此导致政党分裂瓦解或者解散消亡。